陆昕：祖父晚年三密友：赵元方、汪绍楹、马巽

我的祖父陆宗达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训诂学家。祖父一生，交游广泛，师友众多，且始终未离学术，所交自然也以学术界人物及文化人为主。我从幼年起便随祖父生活，对祖父的友人或有所耳闻，或有所亲见。而今，数十年光阴又逝，追思所闻所见，成此系列文章，以作纪念。

说是纪念，不过也并非全是个人感情的印记。祖父与他的友人，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动荡时代关系密切，而他们的学术文化、生活情趣在一定的阶层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及今，已几度换了人间。过去的人们已经渐行渐远，如果任其湮灭，殊为可惜。月色不分新旧，既曾辉映前人离去，也将照耀后人走来。因此，愿将自己有限的所知，连缀成文。不敢说价值有几，只作纸上鸿爪，以留岁月烟痕，俾今日谈文论史者得一二掌故。

戊子年冬日陆昕记

我的祖父陆宗达(1905～1988)，字颖明，又字颖民，一生经历曲折，结友众多。我是在1966年，也就是小学六年级后，才对那时与他交往的朋友有些印象。成年后，与祖父闲聊，知道了一些佚闻佚事。

祖父晚年交往最多往来最密有三位。一位是赵钫(字元方)，他的祖父荣庆是清朝末年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夫人为清末福建巡抚松寿之女。一位是汪绍楹(字孟涵)，民国时北京有四大名医——孔伯华、施今墨、萧龙友和汪逢春，绍楹即汪逢春独生子。一位是马巽(字巽伯)，他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马玉藻，民国初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

一

祖父与赵元方先生同年而大半岁。赵先生在他们年满六十时，为祖父制了一篇寿文，有“缅怀相识之初，时在己巳，陆子因朱虞卿之介，来学文词于吾师沈羹梅先生，一见欢然，颇同取舍”等语。朱虞卿是著名文物收藏家朱文钧(字翼盒)的长子，清史专家、文物专家朱家溍先生的长兄，与祖父同学。二人意气相投，私交甚好。沈羹梅是民国名士，吴县人。由寿文可知，是朱家济(字虞卿)引祖父去投师学文词的，故与同在彼处的赵元方等人相识。大家志趣相投，一见即为莫逆。他们那时都很年轻，除学文词、作学问，也常游乐，并好昆曲。朱家溍先生在其散文集《什刹海梦忆》中说，那时祖父在什刹海边上租了两间房，又宽敞又豁亮，北京喜欢昆曲的那些人都到那儿聚会，有赵元方及朱先生的长兄朱家济、二兄家濂、三兄家源、朱先生自己和其他一些文人学者与世家子弟。一些著名的昆剧演员也常来，如韩世昌、白云生、侯益隆等。当时的情景，令人怀念。赵元方先生在寿文中忆道，“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引吭长啸，声澈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可见当时的豪兴和快活。

“文革”初起，祖父惦记身为“资本家”的赵元方先生，让我父亲到赵家打探消息。因赵先生无儿无女，夫人又早亡，祖父就让我父亲将赵先生接到家来，避避风头。

原来，赵先生解放前是天津中南银行的襄理，常住天津，解放后，才回北京居住，被聘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平时没什么事，空闲时间很多，所以他作书写跋，常自署“闲闲”。赵先生的兴趣与金融并无关系，他喜欢文史，收藏文物，因有财力和眼力，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之所以被抄家，后来才知道，与收藏文物有关。原来，康生酷爱文物，“文革”一起，他感到机会来了，于是手拟了一份北京著名收藏家，尤其是藏书家的名单，找来红卫兵，密令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并再三规定两条，一是不准说出他们是谁派的，从哪儿来的；一是只抄文物，别的不要。(详见《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估计这也是赵先生人没被打，生活用品完好的原因。

赵先生安顿下来后，与祖父朝夕相对，倒相互是个安慰。不过祖父得常常出去“运动”，恰逢这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就成了赵先生的“伴儿”。赵先生不看书受不了。那时家里的书真多，到处乱堆乱放，院子里、廊子下、后院的厕中全是。于是赵先生整日这里翻翻那里找找，拿一些书页黄黄的古书或旧书看。有一次，他带我到后院厕中的几个书架上翻书。他在一大堆线装书中翻来翻去，忽然高兴地说：“嗬，得个宝贝!”一边说一边用力往外抽。我一看书名，是《欧美名家小说》选译，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出版的，书很厚，纸很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赵先生看了看，说：“可惜这只是下册。”说完，又弯腰躬身地翻书，想找出上册。我说：“出去吧，厕所里多臭。”赵先生说：“想看书就不能怕臭。”不过找了多时未能如愿。出来后，赵先生拿着书对我说：“你不是喜欢看书吗?这些可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小说。虽然只是选译，但你看了可以先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比把你领进门。”不过他没马上给我，自己先拿去看了，并且选了其中他认为最有意思的给我讲了讲。我印象最深的是雨果的《九三年》。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炎热的午后，我家院里有一棵巨大的杏树，亭荫如盖，我们就坐在树下。赵先生讲得十分传神，我听得十分入迷。一直讲到落日西斜，地上满是被晚风摇曳的树影，如同我纷飞的想象。

赵先生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祖父讲，赵先生在历代官制的研究上学界很少有人能出其右。赵先生将学问拿来自娱，并不求名利，只可惜少有人知。赵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开启了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家中有一套解放前沈雁冰、伍光建合作译校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也是赵先生从乱书堆中搜出的战利品，并推荐给我看。这部书真迷住了我，一连好几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睛酸疼。

“文革”后期，形势有所缓和后，家人让我随赵先生学两样东西，一是作诗，一是目录学。赵先生诗作得好，目录学是做学问的门径，而赵先生也是这方面的大家。但这两样我都没学到手：学诗始终学不好格律，平仄不调；学目录没耐心死记硬背，钻不进去。最后一扔了之。

赵先生与夫人都不喜欢孩子，终生无后。夫人“文革”前去世后，赵先生并不十分寂寞，因为他有“孩子”，就是几只猫。赵先生酷爱猫，将猫当孩子。他养猫讲究，特别讲究颜色，比如他“文革”前养的几只猫中有一只的颜色是米色的，非常稀见，也许绝无仅有。“文革”开始，红卫兵下了“杀猫令”，认为养猫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必须将猫交出一律灭绝。我家的几只猫都遭了红卫兵的毒手。赵先生请人将几只猫秘密带出城，到城外放了，期望它们能逃过厄运。

我帮赵先生完成过一件“文化大事”。那是汪绍楹先生去世后，汪夫人将家中存书处理给中国书店，居间联系的是我父亲。赵先生知道后，等中国书店开好书单作好价后，从其中挑一部分买了。因为他的书都被抄得精光，读书人没书看最难熬。赵先生挑的书足足有一平板车，如何给他运过去是个问题。我自告奋勇，因我认得附近零售商店卖菜的小王，他每日蹬板车进菜，跑一趟没问题。而且他爱看书，尊重文化人。于是我们先到汪夫人家装

了车，然后一路向赵先生家——西城翠花胡同疾驰。为什么疾驰?我们心里害怕，那些书不少是古香古色的线装书，是“四旧”之一，怕红卫兵或多事的人盘问。我们商量，万一有人问，就说送单位。说什么就来什么，果然有人蹬着自行车从旁边赶过来，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不过那人一说话我就乐了，“喝，哪儿弄这么多好书?”原来也是个爱书的。一搭话，他非要我们给他两本不可，要不就卖他两本，硬要跟着上单位。说着说着陆续有自行车左左右右地围上来，都是用羡慕的目光望着这堆书，有人居然伸手抽去一两本。我一边对付这些好书者，一边叫小王快蹬。现在想来，我们也是街头一景，那年头街上哪儿有蹬着一板车“封资修”飞奔的?总算有惊无险地到了赵先生家。赵先生非常高兴，我记得那堆书里有不少历代笔记掌故。

赵先生晚年以批点《红楼梦》为消遣。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为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文化禁令开了一个小口子，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发行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人们连夜上街排队购买，外加托熟人走后门。我排队买了一套，用牛皮纸精心包好，素不喜写字的祖父还主动用毛笔分别以篆文、楷书在书脊上题了书名。赵先生就在那时有了一部《红楼梦》，红笔小字，在上面批得密密麻麻，还刻了一方图章，名“晚红室”。

赵先生是藏书家，因此也好写题跋。我见他为自己和汪绍楹先生的藏书写过不少题跋，考察版本，辨析异同，校勘文字，见识精当，功力深厚。他每得善本，总要招聚朋好，共同欣赏考订。这其中祖父和汪先生是必不可少的。每次他都要备一桌好饭菜，管这叫“文酒之乐”。我曾见过他给祖父的信札，如“今日又得佳书数种，明日午后可过来一聚否?已约得孟涵，彼言五时后可来。元方。”

赵先生讲话很幽默。记得70年代中后期，祖父与赵先生俱已年高体弱，交往不便，许多事由我中间传递。有回我奉祖父之命传一封信给赵先生，谁想信从信封里掉了，我还浑然不觉。拿给赵先生，赵先生一掏，空的。于是一笑，问我“形式倒还在(指信封)，内容(指信瓤儿)哪儿去了?”

赵先生所居是祖传的大宅子。我是通过赵先生家及其他几位世家出身的祖父的朋友们，才领会到所谓大宅子，都是进深横跨两条胡同。前门开在一条胡同，后门开在另一条胡同，因而一般总有三进甚至更多进院落。赵先生家有很大庭院，有假山水池，花草树木。他家里种植芭蕉，祖父于60年代移来我家一棵，长得很快，又高又壮，芭蕉叶肥肥大大，黄绿相间，十分漂亮。我小时候总想这就是铁扇公主用来扇孙悟空的东西，因而对它充满敬畏和好奇。“文革”前那年，结了一个大芭蕉果，生了一对儿女，然后死了。两棵小芭蕉，一棵被我同学移走，没养活；另一棵因“文革”时大家顾不上它，放在廊子上挨了冻，也死了。

祖父和赵先生俱好喝酒抽烟。我家里有一瓶英国威士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带来的，上面有英国军队专用的说明。因年深日久，酒已变成琥珀色，瓶口处的锡纸木塞也黯淡发黑，一副久历沧桑的样子。祖父常说，这酒他要等临死之前喝。唐山大地震后，赵先生来家时，他拿出和赵先生分享了，理由是“现在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如你我现在就喝了它”。赵先生家有一个酒柜，里面全是他收藏的各种外国酒和喝完酒的酒瓶。瓶子各式各样，有各种动物、各种人物、各种建筑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种种形象的造型。赵先生的这个收藏柜不是买现成的，而是当初他找了工匠后，先数瓶子，算出数目，然后为每个瓶子量身定做，最后才完成这个柜子。赵先生曾给我两个瓶子玩，一个是小象，一个是大炮，而今早没了。

说到抽烟，祖父晚年是烟卷和雪茄轮着抽，抽烟卷时多，抽雪茄时少，还抽过烟斗，用熊猫牌烟丝，不过抽烟斗时候很少，嫌麻烦。赵先生晚年只抽雪茄。尤其令我吃惊的是，一次我陪祖父去看赵先生，说话间，赵先生打开身旁一个小书箱，我以为他要拿书，没想到他从里边摸出一包雪茄。我再一看，小书箱里满满的雪茄，好像是人字牌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床上、柜子里、椅子上、桌子上，到处都放着雪茄，抽屉里也是半抽屉的烟。聊起来，赵先生说，人老先老腿，怕这腿不行，每天有劲没劲你得到外头走。前两年摔了一跤，虽然没摔坏，但不敢走了，从此不出屋。不出屋子得买东西，东西里头这烟最重要，因此谁买东西就托带个十盒二十盒的，越攒越多。他们抽烟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个人将烟夹好叼上，点火后谁都点不准，反复七八次，次次如此。最后赵先生说，“咱们这样，你给我点，我给你点，能点准了。”

赵先生身材不高，我见时已经谢顶。脸很圆，眼睛很大，皮肤很白。尤其是他的手，虽然人已年老，但手上的皮肤仍显得很细且白，且手很柔软。我常想，赵先生的先祖属蒙古八旗贵族，随清军入关，凭战功历代显贵。可这双手如今不能弯弓射雕，斩将擒王，只能于纸上挥洒纵横。若说文化的同化，真不可等闲视之。

赵先生逝于80年代初，在家里床上。那天他似乎忽然想说句什么话，刚一欠身，人即逝去，属于无疾而终。

二

汪绍楹先生如何与祖父相识，我不是很清楚，但汪先生是属于和祖父最早相交的朋友。我家里有一些汪逢春先生的书札笔记，其间有一册日记就记有某年秋夜，天甚寒，汪逢春先生夜间休息时，隐约听到前面客厅中喧笑阵阵，是赵元方、陆颖明与绍楹等人掷色子，行酒令，酒兴甚豪。

汪绍楹先生身材不高，面容清癯，背已微驼，未说话总带三分笑，一说话总是“是是是”。备有一方手绢，经常说两句就擦一下鼻子。凭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怎么也想不到他年轻时还担任过法官。祖父有次和赵先生闲谈时也说：“你看孟涵这个样儿，他怎么还去当法官?”审的大概也都是些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听说也就当了短短几个月，又开始钻研起他喜爱的传统文化。

汪先生家住和平门外西河沿一带，祖父带我去过几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庭院，幼时给我的印象好像院子大得没边儿，四周的房子都退得远远的。进屋之后，那房间也好像一间连一间，一间套一间，可就是这么多房，却堆得到处都是古香古色的家具和古书，方桌、圆桌、半圆桌、长桌，书柜、大柜、角柜、多宝柜，那颜色非红即紫，一片深沉黯淡，而这些地方又几乎无所不在地堆满了书画，锦函牙轴，缥缃满目，古意盎然。所以每次去了他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走，因为这里阴暗潮湿，到处散发一种霉味，实在不适合小孩子。不过汪夫人很好，很亲切，每次都拿很好吃的糖给我，吃完后还给我许多带回家。现在想来，汪先生和夫人一生未育，家里哪儿来那么多糖?看来汪夫人是深感寂寞，才如此喜欢小孩子。

汪先生一生没有正式工作。他对

传统文化的研究极其深入，长于目录之学，精于校勘，曾为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隋书》(与阴法鲁合作)及《搜神记》、《搜神后记》、《太平广记》、《艺文类聚》等书。说来有一事甚遗憾，汪先生解放后无正式工作，被中华书局聘请后，书局一度想为其转正，但汪先生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是作为书局的编外人员，拿到的钱多一些。而转为正式职工后，相对要少一些。没想到“文革”一来，书局正常工作全部停止，汪先生一下没了生活着落。他本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文革”中怕抄家打人，又忧柴米油盐，急惧之下，生了重病，整日不能离床榻，家里只能靠汪夫人支撑周旋。

那时祖父不知怎么知道了汪先生的情况。但他自己正因“学术权威”处于风口浪尖，朝不保夕，不能亲去探视，于是让我代往。我那时不过十二岁，是个小学生，不招人重视。不过祖父为慎重，让我晚上去，并交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点钱。那晚我来到汪先生家，觉得偌大的院里黑灯瞎火，只先生住的屋里有幽暗的灯光。进去后，汪夫人招呼我，对躺在床上的汪先生说：“孟涵，陆大哥让小昕来看你了!”

虽然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可印象就像昨天那么深。我看见汪先生躺在一张单人小床上，他人本来就瘦小，这时几乎缩成了一团。他似听见又似没听见汪夫人的声音，半天才半睁了一下眼，说了句根本无法听清的话，马上又闭了眼，稍微侧过身去睡了。四周那些或红或紫的橱柜桌椅，在昏暗凄迷的灯光下越发显得高大阴沉，那些又黑又黄的碑帖书籍也为虎作伥似地增添着阴森森的气氛，我真是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好恐怖!

不久以后，一天晚上，汪夫人突然风风火火来到我家，一改平日的从容优雅，对祖父哭着说：“大哥，孟涵没了!”祖父祖母急忙安慰她。那夜，祖母整整陪她坐了一夜，说了一夜。后来，汪夫人到天津去投亲，终老于亲戚家。

三

祖父的第三位好友是马巽。其父马裕藻与祖父的恩师黄侃同属章太炎门下，学问精深，德高望重。他比较赏识祖父，所以毕业时将祖父留下，又想送祖父去日本学习。我猜祖父肯定是因为和马裕藻的关系而同马巽伯相识，并结为好友。

马巽伯先生是在日本念的小学、中学而后毕业于庆应大学、回国后先在交通部做事，解放后在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如果说祖父、赵先生、汪先生外观上即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而马先生则不然。他人长得非常精神，举止透着潇洒，细高身材，方脸高鼻，眼睛很大，且总是很有神，从没透出疲倦。那时虽不能穿西装，但也总是穿浆得很硬的衬衫，熨得笔挺的西裤。且直到六十多岁依然精力充沛行动敏捷。印象中的一件事是，我家院子下水道不好，一下雨，院子就积很多水。我和妹妹小时候一逢下大雨还把脸盆放在水上，穿雨靴在水中拿棍捅着玩儿，可知水有多深。有年马先生和马夫人来，正赶上院中积水，两人都没穿雨鞋。只见马先生裤腿一挽，说：“没事儿，我蹚过去。”然后又对马夫人说：“我背你过去。”边说边背起马夫人走过来，嘴中还念念有词，“马大爷背马大奶奶过河。”那年他已近七十岁。而且冬天他就一条单裤，问他冷吗。他说，没事儿，在日本练的，不怕冷。

他与赵先生和祖父一样，都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家，不过他更多了一份享受，那就是如果别人想吃西餐，得到外边，而他在家中就可享受。原因是马夫人受过西式教育，擅长英语，在外交人员服务局教外国人中国文化，同时也长于做西餐西点。最让我难忘的是，唐山大地震后，马先生当日即来看祖父。他在谈话中说，“我来时路过奶油厂，平时奶油太贵，不舍得买。这回奶油厂塌了一部分厂房，在门口贱卖奶油。我买了一大包，回家可以让佩青(马夫人的字)做奶油汤、红菜汤。”不久，马先生又带了一个大号砂锅到我家，略带夸耀地说：“我刚去看了元方，他很好。没想到他家附近的杂货店卖这种大号砂锅。喝好汤非得用砂锅熬，小砂锅熬不了多少，我一直想买个大的哪儿都没有，今儿碰上了。”

马先生也酷爱养猫。当时我家有一只漂亮的波斯公猫，马先生非常喜欢。他家有只母猫，想抱去配，并幻想生出的小猫一定都非常漂亮。但我祖母坚决不同意，为此马先生头回将不高兴挂在了脸上。最后祖父居间调停，答应可以抱走，但五天之后必须归还。五天之后，马先生虽然将猫如约奉还，可十分遗憾地说：“这两猫天天打架，你追我跑，每天打碎一个花盆，可最后还是没配上。”并不住向祖父道歉，“大嫂生我气了。”

马先生生活情趣很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十分深厚。“文革”末期他给祖父写信，用一种白色略暗裁好的丝帛，毛笔竖写，行书如龙飞凤舞，潇洒飘逸，真是字如其人。马先生的妹妹，名马珏，当年在北大读政治系，是名动一时的校花，用祖父一位学外语的朋友的话说“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张中行先生说他在北大时，只能远远地望一望。前些年。张先生还设法见了她一面，后来生出许多感慨。朱家溍先生说他青年时曾在北大听课，因为家世关系，与马珏半熟。那时马珏是大学生，朱先生还是中学生，马珏将他看成了弟弟，比较亲切。弄得一些学生很好奇很羡慕。也就是因为太漂亮，不知毕业没有，马珏就匆匆嫁人，以后命运有些坎坷，一直在微山湖工作，晚年才回到北京。我想马先生长得如此精神，可能也是家庭遗传。但我看马裕藻先生的照片，却难以联系。

马先生的叔叔马隅卿是著名的古代小说研究者，自号“平妖堂主人”，斋名“不登大雅之堂”。他曾制了一盒信笺，取图《金瓶梅》。“文革”中，家中什物乱七八糟之际，我偶然于乱信札堆中看见一笺纸，名“西门庆趁醉烧阴户”。下署“不登大雅之堂制”。制作得精美逼真，可也真是不登大雅之堂。当时看得脸红心跳，赶紧扔了。可“文革”后才知道这是极富盛名的东西，极少又不外传。后来我和马先生聊这事，他说：“这是我给你爷爷要来的。当时我们都有事求对方。他这事我给办成了，我那事他可没办。”又连问我那笺纸还在吗?我见他墙上挂着谢稚柳的画和启功的字，是祝贺马先生新婚。便说这很难得。马先生说：“是太难得了。字是你爷爷找启功写的。你爷爷那时有什么事启功都很快就办，不光写字，还连写带画。启功往往还问一句，几天交卷?”

马先生的才学，在解放后没有充分得以施展。“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才学日渐受到重视。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的同学以及海外的朋友们也纷纷来探视他，一双儿女也都去了日本留学。

想起这样一件往事。约在“文革”末期，有一回我随祖父去赵先生家，祖父告诉天津有两个姓阴的朋友要来，赵先生说：“是吗?得请他们吃饭呀!不过我这身体去不成了。我凑个份子吧。”后来吃饭那天，好像是在砂锅居，有阴家兄弟，有郑天挺一家人，有章川岛及其家人还有马先生和我们。大家聊得甚欢，快吃完时，我和马先生的公子走到外面谈话，他长我几岁，感慨地对我说：“咱们年轻人听他们老年人说话真没意思。他们说的事咱们不知道，他们的那些学问也跟不上时代。青年就应该有青年人的追求。”我心里不大赞成他的看法，可也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没想到，时过境迁，他们那些个事儿，他们那些个学问，今天重又得到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不禁兴起了河西河东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