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基协数据，易方达2021年一季度的月均非货公募规模直逼万亿大关，已达9277.88亿元，环比2020年四季度暴增62.18%。权益资产在2020年的超预期表现，配置盘向公募产品的流入，张坤为代表的明星基金经理的顶流热度，均是易方达即将问鼎万亿的重要助推力量。在易方达规模暴增的同时，其与其他头部公司的差距却在越来越大——易方达的非货体量已足足领先了作为行业第二的汇添富3511.33亿元。IPE（Investment & Pensions Europe）去年底发布的一份榜单显示，易方达2019年底已跻身全球前百大资管机构行列，而且以第99位成为唯一一家入榜的境内公募机构。和19年底的4200亿非货规模相比，如今规模已翻倍的易方达在全球资管机构中的名次注定会发生大幅前移。在易方达汹涌前行的同时，与其他几家头部公募的规模差距已大幅拉开。一年前的2020年一季度，易方达虽然也以4400亿非货规模居于行业首位，但仅领先当时的行业第二名博时还不到900亿规模。短短一年时间，行业第一与第二间的差距就扩大的近四倍。早年行业的规模分层结论是“头部公司-腰部公司-中小公司”。如今，分层似乎已成为“易方达-头部公司-其他公司”了。易方达在强者恒强的正循环逻辑下，短期内其他头部很难再有能力向其发起挑战。腰部公司们如果不能在公募热潮中保留跻身头部的最后机会，基本上很快就会市场所遗忘。看上去属于全行业的权益红利背后，实际上是大中型公募机构之间一场惨烈的规模淘汰赛。
一年以前，跻身业内前20只需要不到1400亿规模，如今入场券的门槛已经提升至2000亿以上。
一年以前，跻身行业前三规模梯队、非货规模在2000亿以上的机构多达11家，如今规模在4000亿以上的只剩8家。工银、中银、招商三家机构在前三规模梯队中的出局，无疑在佐证着母行渠道支持作用的下降，而长期业绩、明星基金经理、优秀基金产品的带货能力却在持续上升。而伴随着增量资金的源源流入，定义头部机构的门槛再度提升是可预料之事，5000亿很有可能会成为头部选手的打底要求。在5000亿元这个规模范围里，汇添富、广发、华夏三家机构正在殊死缠斗，而距离5000亿近在咫尺的富国，也以超过80%的同比增速在拼命追赶。在头部公司中，掉队最为明显的是博时基金，其非货规模虽然同比增长16.44%，但已经从去年同年的行业第二跌至行业第八。对于卷入这场规模淘汰赛的更多机构来说，如今业态虽然不是内卷，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已是既定事实。一边是行业内战加剧，另一边则是以券商为代表的其他机构的虎视眈眈。今年年初，国泰君安资管子公司拿下公募牌照，成为第14家可以从事公募业务的券商；随后中信建投也宣布设立资管子公司并申请公募牌照。头部券商纷纷入局不仅与证监会去年7月对“一参一控一牌”放行有关，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券商已将公募业务视为财富管理战略的重要布局之一。券商特有的渠道优势如果辅以优秀的投管人才，显然将对现有的公募格局带来新的冲击。券商资管在公募业务上的能力显然不可小觑，一些优秀者已经走在了前面——例如今年一季度，东方资管已经以突破2000亿的非货规模跻身了行业前20，这也是券商资管子公司首次出现在公募前20名的榜单中。同时，券商资管的主动管理也在权益资产的热潮中得到快速扩张。在易方达非货规模即将触及万亿时，另一家主动管理资管巨头也在证券行业中出现了——2021Q1，中信证券的资管规模首度在资管新规后突破1万亿元，其中主动管理资产的月均规模达到7171亿元，占比超过7成。如此结构显然正式推翻了此前券商资管只擅做通道的常见认知。在资管新规前，券商资管中的8成以上业务来自通道业务，而在资管新规的冲击下，不少券商的规模一度出现大幅度缩减。而如今，券商资管高比例的主动管理在业内已并不少见。例如国泰君安资管的5081亿规模中，主动管理亦达3570亿元，占比亦达7成以上；中金公司的主动管理比例更高，在其4090亿规模中，主动管理达到3859亿，占比接近95成。无独有偶，在已披露2020年年报的62家信托公司中，多达39家公司的主动管理规模呈现了环比增加的态势，合计增长达1.3万亿元。主动业务比重的提高，看上去是对通道业务及融资类业务的舍弃，但实质上亦是对公募市场中潜在高净值客群的直接抢夺。更加直接的还有证券类私募的加速扩容，截至2021年4月底，证券类私募规模达4.8万亿元，同比增长83.21%；相比之下，截至3月底的非货公募规模同比增速仅有47.69%。面对汹涌而至的以上资管同业，公募们如何应对这些闯入者带来的快速竞争，如何参与新的规模淘汰赛，如何提高并守护现有的规模增势与优秀人才，大概率将成为全行业的新挑战。资管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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