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物质

那是一个做老师的大多十分敬业、学生读书如饥似渴的年代。而就物质条件来说，可以用十分艰苦这样词了形容。

那时候，部分教师宿舍居然是草房。我任教的第一年，住的是学校厨房隔壁的地塘屋——这间房本来是厨房的库房，地身较低，门槛到地面大约有40厘米的落差。推开北面的窗户，对面就是农田。夏天偶或屋顶还会漏水。我宿舍里除去一张木板床外，还有两张用旧学桌拼凑而成的“办公桌”：最初一两年，学校甚至没有集体办公的地方，各人在自己宿舍里备课、改作业；学校里假如开会，要么借用厨房的餐厅，要么，让某个班级的学生提前放学回家。

学生的学习条件也是可想而知。我就记得，我任班主任的初二（2）班地面居然坑坑洼洼——没有铺上砖头也就罢了，居然还没有好好平整过。很多学生带米中午在学校蒸饭，不回去吃饭；而条件稍好一些的也就搁上芋头之类的菜蔬而已，不少同学就是简单的米饭什么菜蔬也没有。冬日里，学生中手上生冻疮的比例不小，还有些同学脸上也生了冻疮——还不是因为身上穿的衣服过于单薄了的缘故？

印象很深的另一件是，学校有校长室，但却是与校长宿舍合二而一。第一块校长室的牌子是我写的：校长找了一块木板，用白漆漆好，把书写的任务交给了我。而我那段时间对书法和篆刻的兴趣浓厚，在那班教师中算是“佼佼者”。我是用颜体字书写校长室的牌子的，繁体字，“校长室“这三个字总体书写的位置有些偏上，可鉴于重新油漆比较麻烦，所以，就没有重写。在我调进城里若干年后，有一次因故而旧地重游的时候发现，这块牌子还挂着，

那时候，学校还经常停电，为此，老师们每到停电之夜，会到会计室向年近六十的老会计每人领取2两煤油，留作晚上备课、批改作业之用。学校唯一的高中班晚自修怎么办？学校备了一盏汽油灯。会点汽油灯的学校也就两人，其中一位是学校会计汤子均。他是我父亲学校的老校长姚君的姐夫，一个极厚道的人。因为他与其妻子关系不佳，很少回如城的家；即便回去，也是住在女儿家。他女儿家的住房甚紧，他的床设在空中——他女儿客厅里搁棉絮一类杂物的不足两个平米的“夹层”上。而他的一个儿子是我读高中时上一届的同学；他的孙女，后来则跟我儿子是高中文科班的同学，大学读的是体育院校，本科毕业后去了香港，听说在那边搞美容与保健。

教师们的伙食也相对简单，早上稀粥，有时也有从城里带回来的烧饼——厨房里一个星期有人去城里购物一两次，要去城里购物，才会有烧饼。中午米饭外加一荤一素，晚上或者是米粥或者是面条，常年没有什么变化。为改善伙食，也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一些老师晚上可能聚在一起喝点小酒。好酒——如洋河、双沟是要计划的，平时很难找到，因此，老师们大多喝的“双蒸大曲”这样的高度平民化的酒，或者是通过关系买来的散装的粮食酒。下酒的菜可以是两把花生，也可以是一小碟萝卜干，讲究一些的则可能是炒鸡蛋或者是猪头肉。为营造喝酒过程中的气氛，李亚平发明——更准确地说是他第一个引进了“转勺”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由上一个喝酒的人转动调羹，调羹的柄指向那个食客，那么，就轮到哪个食客喝酒。

对年轻一些们的老师们来说，最让人丧气的是这里的文化娱乐生活太过单调。起初，这里甚至没有电视，要看电视，那得到2公里开外的公社所在地或者供销社。我就记得，1982年的第十二届世界杯外围赛，为了看中国队的比赛，我曾经与扬州籍的青年老师李为兵结伴去乡政府或者供销社“蹭”电视。在这里，最为普及的娱乐方式是两个：白天打球——乒乓球或者篮球，晚上则是则是打牌兼喝酒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