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10）：票证岁月

十年动乱期间，经济几乎停滞，人口却在持续增加，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变得更加困窘。僧多粥少，人要吃饭，怎么办？发放票证，限额供应，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当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也在指导着政府的行为。

既然票证是物资匮乏时期的产物，那么，无论什么物资，只要不能满足供应，都有可能以票证的形式分配。我印象中，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必需品，几乎都要凭票证才能购买。很显然，票证不代表着“满足”，而是“匮乏”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票证在生活中的地位就显得无比重要了。

偶尔也会有一些老百姓日常必需品且不要票的商品在商店里销售，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便闻风而动，很快就在商店的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实践出真知”，这种情况遇到多了，人们就有了经验：在街上遇到排队的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排队再说，排上对了再问前面的人：“这是买啥呢？”有时也会因为有人不排队出现拥挤现象，这时，有个别精明的人就会出面吆喝：“要自觉排队啊，不要挤了！”一边说着一边整理队伍，一边整理队伍一边挤到前面，悄悄地把钱递给营业员：“给我称二斤”。当时我对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反感，一是他们有勇有谋，不靠蛮力取胜；二是他们的确整理好了队伍，维护了秩序。

说到排队，我从小就是一个遵守秩序的人，同时对不遵守秩序的人非常反感。不仅反感，我还敢于站出来指责他们的不文明行为。这样的事例很多，举两个小例子吧。一个例子是，有一次排队买肉，一个彪形大汉不排队，直接走到前面，霸道地对营业员说，给我称一斤肥肉（因为缺乏油水，那个时候以买到肥肉为荣）！当时我正在后面排队，见状立刻指着“彪形大汉”说：“你凭什么不排队，你别以为自己是名人就可以享有特权（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是徐州市有名的篮球运动员）！”他一下子愣住了。排队的群众纷纷声援我：“就是啊，凭什么不排队，他不排队就不能卖给他！”营业员怔在那里，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彪形大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悻悻地走了。还有一次我排队买辣汤，一个交警拿着一个大号饭盒径直走到前面，把饭盒递给营业员。营业员二话不说，给交警盛了满满一饭盒。交警提着饭盒刚要走，我没压住火，迅速走到前面说“慢走，我有话要问”，我问营业员“他给你辣汤票了吗？”交警和营业员都傻眼了，一时接不上话来。我对交警说“做人要讲道德，你这样做很不好！”交警默默地走了。营业员接过我的票，非常认真地用大勺子在锅里搅了多下，然后给我盛了一碗稠稠的辣汤。

言归正传，回到票证的话题上来。

发票证的日子犹如过节，大院中的孩子们会奔走相告，根本用不着大人通知。发票证的工作人员找一家位置适中的人家，借一个矮桌子（徐州人称案板）和两张小凳子就可以了。领票证要凭户口本、粮本，先到的先领，后来的就用户口和粮本排队，大人孩子围得满满的，喊到谁家户主的名字，谁家的小孩便挤进去领票。也许是票证的价值在起作用，反正当时觉得花花绿绿的票证非常好看。

这么多的票证，既要保管好，又要使用方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父亲是会计，非常擅长分门别类地保管东西。用父亲的话来说，在家中找东西必须做到“如探囊取物耳”。父亲甚至提出一个口号：消灭“找”字！意思是说，需要什么东西应该手到擒来，根本不用找。父亲多次自夸，凡是他保管的东西，即使停电，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拿到。

有了父亲的细心，我们家的票证保管得井井有条，而有的人家面对这么多的票证就显得混乱不堪了。要到粮店买粮油，找到了面票，不见了油票，或者找到了油票，不见了米票。男人埋怨女人不仔细，女人叨叨男人不问事，吵到后来，往往是先借邻居的票买回粮油再说。毕竟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

说到票证，想到当年的一个笑话。有一回我在大街上拾到了几张饲料票。饲料票在农村管用，在城市则是废纸一张。有一天，我们家隔壁的窦婶在院中套被子。窦婶是个文盲，斗大的字一个不识。我突发奇想地想捉弄她一回。我把饲料票悄悄塞在被子下面，然后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果然，窦婶套完被后，发现了这几张“粮票”，如获至宝。但她不认识是多少面额的，也弄不清楚是面票还是米票？于是，她就来我家问我父亲：“老刘哥，你帮我看看这些都是什么票？”我父亲告诉她，这是饲料票，没用的，可以扔了。窦婶带着一脸失望的表情转身走了。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狠狠地把我训斥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