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道，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开放大学原副校长、研究员。2021年，由教育部基教司发起，近百项来自实践一线的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将在中国教育学会的指导下在全国60个示范区推广。这项全新实践将成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以优秀成果驱动的教学变革和教研机制创新。但是，来自基层的成功经验与研究成果，如何转换成为更大范围、更为持久的有效课堂实践，历来都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难题。所谓教学成果，在我看来，就是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工作中的真实问题，通过长期实践探索或实验，并借助深入研究取得的具有实效性和普适价值的教育理念、实践方法与保障机制等方面的理性认识。例如陶行知的“晓庄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路易·艾黎的“培黎学校”、李吉林的“情境教学”、吴正宪的“儿童数学”等经验及其成果，都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坐标系中熠熠生辉的灿烂群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创新探索与研究成果大都因为缺乏有效推广和传承，尚未成为引领和推进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究其原因，成功的教学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往往缺乏基层普遍实践所需要的实践要素、教学流程、操作方法、评价指标和条件保障等，更没有教师实现教学变革所需要的专业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我国教学论前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秉德先生曾写道：“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出一定的有创新意义的贡献，那就是教育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这段发人深省的话语，向我们言简意赅地昭示出“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谁做教育研究”“如何做教育研究”以及“如何评价教育研究的成效”，他的教诲对于我们当下认识和有效开展成果推广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反思教学成果的创建与推广之间的关系，前者可以视为具体问题解决过程中探索并沉淀成功之道集优性质的“编码”过程，后者则是回馈普遍实践的“解码”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成果推广的价值就是以小范围的成功实践为资源，驱动更大范围的能力建设、制度创新和普遍实践过程。有效的成果推广应该成为一个参与各方、多向受益的过程。成果推广为地方教研机构扩大自身社会职能提供了难得契机；基层中小学校长利用优秀教学成果也可以丰富校本教研，推动教学变革；对成果持有者而言，也是一个自我完善、验证自身成果普适价值的过程。成果推广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把点上的经验转化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实践。为此，首先需要聚焦拟推广成果及本地实际研制总体规划，以明确特定成果推广的现实价值、具体目标、关键事项、工作进度、预期成效、资源投入、保障机制及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分工等，为基层学校及教师有效参与提供行动计划与实践指南。有了推广规划，其次还需要培训当地承担推广工作的骨干团队。
在行政部门作出推广决策后，成果推广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当地能力建设，特别是基层教研或教师进修机构的能力建设。只有基层教研员和教师认可教学成果，理解教学成果的预期价值与实践方法，并愿意付诸实践，推广才会产生成效。为此，需要为他们量身定制系列业务服务，包括对成果的学习、对自身教学的反思、改进教学的行动与经验总结，以此不断引导他们借鉴成果的理念与方法改进自身教学，并从中获得成就感。此外，驱动成果推广还离不开基层教研员团队和覆盖基层学校的项目基地校。
成果推广是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协同推进的过程。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根据本地需求确定成果推广项目、实施范围、组织协调与资源保障；地方教研机构（或教师进修学校）承担需求调研、方案编制和具体业务推进，以及教师学习和应用优秀成果改进自身教学的实践指导；成果持有者及推广专家指导组负责项目顶层规划、起始培训与各区域业务指导。成果推广应秉持务求实效的基本要旨，其目标和成效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
- 参与项目的广大教师借助项目学习与实践改进，教学实践能力显著增强；
- 作为主要受益对象群体的学生普遍获得更高质量的学习体验；
- 当地的教研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教师研修机制成为推动教师能力建设的有效方式；
-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积累了借助成果推广推动谋求高质量均衡发展的有效机制；
- 成果持有者的实践创新方法与成果及其普适价值在更大范围得到了验证和丰富。
由此，也就有可能发挥国家级优秀成果的社会价值，有效回应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均衡发展的社会期待。
以成果推广项目为载体，增强基层教师的专业能力、改进教研机构的专业服务，全面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也是所有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充满挑战的教育创新。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多少成功经验。因此，应当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创新探索及时总结、不断完善，并以多种方式将行之有效的经验进行传播，使之成为优化基础教育内涵发展的全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