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徐阶去矣，金瓶生矣（金学琐记之三）
这个题目令人莫名其妙，匪夷所思。我也觉得很奇怪。
金瓶梅的成书研究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文本所写的事件入手，二是从抄本的流传时间入手。
从文本所写的事件入手者，有郑振铎、吴晗、魏子云等大家。从抄本的流传时间入手者，即敝人也。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的线索似有好几条。
王宇泰可能在“万历二十年春，请告归里”前，在北京可能得到了《金瓶梅》抄本二帙。但得之于谁，又传之于谁，不明。
文在兹可能在万历二十九年前后在北京得到《金瓶梅》不全之抄本，后传之于薛冈。但文在兹得之于谁，薛冈又传之于谁，又不明。
与上述两条线索相比较，似乎袁中郎的一条线索较为清晰。
袁中郎所得之《金瓶梅》来源于董思白。
在中郎致董思白书中，中郎问董思白：“《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可见袁氏从董氏处得到的《金瓶梅》只是上半部（或称“数卷”）。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写于万历二十三年。
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即万历二十三年《金瓶梅》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但只有上半部（或称“数卷”）。
董思白的《金瓶梅》又在什么时间，得之于何人之手？答曰：不明。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书影
万历三十七年，中郎在北京与沈德符谈起《金瓶梅》时说：“第睹数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
徐文贞即嘉靖时宰相徐阶，松江华亭人，董思白与其同乡。故董思白的《金瓶梅》有可能来于徐阶。
万历二十三年中郎向董思白提出“《金瓶梅》从何得来”的问题。十四年以后，他当然已有所闻，故对沈德符说了这样一段话，从而使我们可以推断出董思白的书来源于徐阶这样一个重要信息。
时间最晩是万历三十七年。
中郎的《金瓶梅》又传之于何人？首先传给了袁小修。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207条云：“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
第979条又云：“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金瓶梅》——笔者注）之半”，足见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袁小修见到了中郎的半部《金瓶梅》。
后来，中郎又将这半部《金瓶梅》借给了谢肇浙。
谢字在杭，长乐人，万历壬辰进士，善诗文，与中郎过从甚密，相交至厚。
《袁中郎全集》中有《与谢在杭》书云：“……《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
是信写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安家乡。万历二十七年，中郎兄弟在北京发起“结社城西之崇国寺，名曰蒲桃社”，是京师名士“相聚论学”之社团。
当时谢在杭卸湖州推官，至北京候调，有袁中郎诗：《崇国寺葡萄园集黄平倩、钟君威、谢在杭、方子公、伯修、子修剧饮》为证（袁中郎：《瓶花斋集》）。
可见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七年在北京，或其后，将半部《金瓶梅》借给了谢肇浙。
到万历三十四年谢氏还未归还。
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一文中云：“此书（《金瓶梅》）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厥所未备，以俟他日。”（谢肇浙：《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
由此可见，谢肇浙确实从中郎处借到了《金瓶梅》抄本的部分，从而使他能够写成《金瓶梅跋》。
这是目前所知的《金瓶梅》传世后最早的一篇研究专文，于研究明人对《金瓶梅》的看法具有重大价值。
《小草斋集》
综上所述，袁中郎为我们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一条重要线索为：徐阶——董思白——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
袁中郎又为我们透露了《金瓶梅》全本抄本的信息。
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所见之《金瓶梅》抄本均只有半部（或称数卷）。文在兹、薛冈，王宇泰、王百谷所见亦仅为部分。
当时《金瓶梅》是否有全抄本?出现在什么年代?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袁中郎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所知，透露《金瓶梅》有全抄本信息者有袁中郎、屠本畯、谢肇浙。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经部》卷八《燕史固书第十二》有《金瓶梅》跋语曰：“……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刘辉先生考说：“他（屠本畯）为《金瓶梅》所写跋语的时间，最早不能超过万历三十四年，最晚不得迟于万历三十六年，很有可能就是万历三十五年。”（刘辉：《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载《文献》1985年第2期）
由此可知屠本畯所透露的全本信息约在万历三十五年，持有者为王世贞。
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曰：“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
马泰来先生考云：
“谢肇浙是在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这两年内，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处借得《金瓶梅》抄本，并撰写《金瓶梅跋》。”（《诸城丘家与<金瓶梅>》，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这就是说，谢肇浙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间，持有者仍为王世贞。
袁中郎则透露了全本的另一个信息，时间均比屠本畯、谢肇浙为早。
沈德符《野获编》云：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袁中郎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持有者为华亭徐阶及曾孙婿麻城刘承禧。
袁中郎的信息的价值在于：
一、时间为最早——万历三十四年；
二、为《金瓶梅》初刻本底本的来源提供了线索。
沈德符在《野获编》中，引了袁中郎说的“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后，就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
万历三十四年，袁中郎知刘承禧有全本，三年后（1609）其弟小修就携有其书。
这无疑是告诉我们，袁小修的全本来源于刘承禧。后来袁小修的全本被沈德符借抄带到了苏州，冯梦龙怂恿书坊购刻。
沈德符说此书“坏人心术”，“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沈德符：《野获编》）寻本溯源，《金瓶梅》初刻底本很可能就是抄自徐阶的刘承禧家藏本。
虽然，这仅是推测，但袁中郎所透露的刘承禧家有全本的信息，与《金瓶梅》初刻底本的关系，确是值得深究的。
《万历野获编》
以上，我们已花了很大劲，考出了《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时间节点，如万历二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四十四年等等，其中只有万历三十五年有些价值，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只能从持有全抄本的人那里找答案。
据现有史料考知，持有全抄本者为王世贞、徐阶、丘志充、刘承禧、谢肇浙。
谢肇浙的抄本来源于丘志充，刘承禧的抄本来源于徐阶。
丘志充的抄本来源现无法考知，我们只能从王世贞、徐阶那里找答案。王世贞与徐阶乃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指出：
《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这条史料的价值非同小可，它确切地告诉我们，《金瓶梅》由王世贞的门人执笔，由王世贞集其大成。
这不等于我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吗？
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王弇洲著作》中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
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
这段史料的重大价值在于：它明确告诉我们《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目的是讥剌严嵩父子，以报杀父之仇。
徐阶（1503—1583），松江华亭人，字子升。历官礼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职。严嵩事败后，代嵩为首辅。
徐阶与王世贞之父王忬是同僚，而且同受严嵩的排斥。王忬被杀后，严嵩又加害徐阶。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事败。徐阶反严氏父子亦毫不手软。最后置严世蕃于死地的正是徐阶。
同时，正是在徐阶的帮助下，王忬才恢复官职，王世贞也被重新起用为大名兵备副使。
王家有恩于徐家，徐家亦有恩于王家，两家不仅是一般的通家之好，而且是在反对严嵩专政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亲密无间、休戚与共。
王世贞动意写作《金瓶梅》，对严嵩父子加以揭露和批判，这完全符合徐阶的愿望，必然会得到徐阶的支持和帮助。
反之，对王世贞来说，徐阶是他父亲的挚友，是自己的恩人、保护人和长辈，因此他动意写作《金瓶梅》亦必然会告诉徐阶，并得到他的支持。
王世贞写完《金瓶梅》，并产生了第一、第二个抄本后，他第一个要赠送的应该是徐阶，这就是徐阶所藏的《金瓶梅》全抄本的来源。
如果大家不同意徐阶的全抄本，来源于王世贞这个结论，这也没有关系。
徐阶绝对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他的全抄本肯定是有人送给他的。而这个人将抄本送给徐阶的时候，当然只可能在徐阶生前，而不可能在徐阶死后。
道理很简单，如果徐阶谢世后，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将抄本送给徐阶的家人或后人。
由此，我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徐阶得到《金瓶梅》的全抄本，必然是在他的生前而不可能是死后。
因此，我们可以把徐阶的卒年作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这一年就是万历十一年（1583）。
这乃是我提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的依据。
我将徐阶的卒年作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连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我有个习惯，就是凌晨五更似醒非醒，冥冥之中，灵感所动，忽发奇思妙想。
我的一些文章的选题，观点，乃至段落结构都由此产生。然梦醒起床则思之再三而不得。
于是乎养成另一个习惯，梦中所思则立即起床开灯记之，当天写作乃很顺当。将徐阶的卒年与《金瓶梅》成书年代联系起来，即是似醒非醒中，忽发奇想的产物。
此乃得力于哲学思辨中的联想与推理。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将联想与推理的范围不断扩大，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此文“徐阶去矣，金瓶生矣”，就是如此这般产生的，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021.3.28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