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授官爵

唐人吴兢的《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中，有段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人的对话，其内容大致如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而审慎主要表现在量才而用，择其善者，以及总量控制上。据此，房玄龄等人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说：“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唐太宗国家治理的思路，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智慧总结和吸纳得来的，他提及的影响他这一治国理政思路的古籍有《尚书》、《诗经》以及孔子。而他的这一思路，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特别对房玄龄等朝廷高官提出的，在音乐、杂艺等方面有超过一般人的一技之长的，只可以赏赐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与授予他们官职，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为什么唐太宗认为对于乐工、杂艺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只能赏赐财物，不能授予官职？应该与此前的不少朝代的历史上，有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比如说春秋之时，齐桓公让他宠幸的名厨易牙负责宫内事务，最后，齐桓公就死在易牙等人的手上。另一方面，也跟唐太宗的这样一个认识有关，那就是让这些人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必将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之所以后者以此为耻，也未必完全是因为出身歧视，而是因为很大程度上，艺术等方面的才能与国家管理方面的才能那可根本不是一回事。

唐太宗是清醒的。与那些把个人享受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上的国君不一样，他深深知道，唱歌的、做菜的等人，委实可以给他带来视听、口腹等方面的享受，提升其个人生活品质，但是，国家治理需要政治方面具有一定才能的人，他们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做国君的有力助手，有了他们他甚至真的可以无为而治。所以，他对房玄龄等人提出了任人方面的这样的要求。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之为“盛唐”。而“盛唐”之“盛”，即从“贞观之治”揭开序幕。而引领唐朝走向历史之巅的唐太宗，在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上，吸纳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又不乏他属于个人的深刻思考，是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乐工、杂艺之人“勿授官爵”，乍看似乎微不足道，但这背后其实有他深刻的政治考量与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