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变局和明代皇权（下）

蒙古人对华夏的统治是野蛮而粗鄙，原始而落后的。在蒙元统治的九十六载时光里，中国人口被人为划分为四等，最高端是蒙古贵族王公，次之的则是所谓色目人，阿拉伯和中亚细亚的穆斯林为主。考虑到当时阿拉伯文明的创新能力和对主体的汉人的制衡和顾忌，色目人在元代权倾一时，基本包揽了中书省宰相及六部所有正职。随便举几例：元世忽必烈中统十年（1285），阿拉伯报达（巴格达）工程师默罕默德塔里被忽必烈任命为工部尚书，在原辽南京和金国中都的废墟南面营造了恢弘的元大都城。塔里依照西方古希腊-罗马-拜占庭建筑理念，又参照了汉人“天圆地方”的哲学，将大都规划为若干个同心圆形相扣，在最中央和中轴位置的即元宫城。这是一座糅合了蒙古草原、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元素的都城，和汉民族古典意义上的都城风格迥异，譬如唐京兆府长安城，抑或北宋东京府开封城。之后，色目人的权势在元文宗海弥贴耳在位期间达到顶峰，不仅力压汉臣，甚至成为皇帝的核心心腹，即太子太傅，太师。文宗驾崩后，穆斯林太傅积极参与元“真童太子案”，妄图不服东宫嗣位，另立亲穆斯林的皇子。最后政变以彻底失败告终，不然伊斯兰教就成为国教，华夏也有全面伊斯兰化的后果。

蒙古的统治终于在元惠宗（顺帝）爱遒识理达的手里寿终正寝。在他在位的二十余年时间里，黄河频繁改道决口，屡屡夺淮。淮西主要的土地（特别是河南全境）彻底荒废和盐碱化，有时候一年次数多达百次。与此同时，啮齿类动物携带和传播的鼠疫（黑死病）又大爆发，并通过几大蒙古汗国的陆路马驿迅速传播到欧亚大陆彼岸，也造就了英法等国14世纪著名的大瘟疫时期，人口总量锐减了一半几以上。与之相比，冠状病毒真的“轻若鸿毛”。

天灾人祸，残酷现实，让蛮夷化，贫瘠化的淮西土地上家破人亡，奄奄一息的朱元璋（重八）脱颖而出，最终削平群雄，重新“恢复”了汉人的“正朔”。不可否认，朱是一个睿智而铁血的人，有极强的对人性的洞察力，超群的忍耐力和卓越的驾驭他人的能力。他也和元末各路义军一样，打着“重开大宋天”，即恢复宋制的旗号，许诺人民和士大夫，一旦夺取政权，将一切和有宋时代一模一样。口号是这样，但终究彻底走样。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建立的是一个“法家的古拉格国家”，而不是“儒家的乌托邦世界”。从此以后，宋朝成为一个隐喻，成为明代知识分子世代追求的理想世界，宋人天下为公的情怀和理念被抛弃，社会愈加厚黑和势利，华夏文明也随之渐入暮年。在明祖和其子朱棣（成祖永乐帝）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光景里，是华夏当时有史以来最恐怖，最血腥的时代，文官武将，大夫朝臣们诚惶诚恐，每天都不知道会不会人头落地。这一切，远胜于粗暴却宽松简单的蒙元时期种种。

明代皇权在此期间也得到无以复加的强化，虽然和后来满清时代还无法相比。关于明代皇权空前强化的原因，忠介公很赞同几位西方汉学家的观点。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终身教授孔正伟认为，正是蒙古人的野蛮落后的“改造”，“彻底摧毁了唐宋以来对皇权的种种限制和具有宪政色彩的开明因素”，让权力绝对化成为极大的可能。牟复礼干脆用独裁君权（Depositism)来定义明代以来的皇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代的皇权和上层建筑，以忠介公之所见，是可汗和皇帝的辩证关系，是唐宋以来汉人君主和蒙古可汗的发酵产物。正是因为蒙古长达近百年的“异形统治”，让“血腥的塔尼思特里”继承制度、如蒙古汗一般天纵英哲，无所不能，放荡不羁的蛮夷理念最终变为汉人尊崇的正统价值观，才造就了明以后迥然不同的面貌。蒙古人统治的意义还在于，明代第一代奠基者及其臣民所生长的环境，正是元中后期以后野蛮，粗暴，灾凶而残酷的环境，这种环境及培育出的人，终究会从本质上奠定明代的皇权和整个朝代的精神气质。在明立国的第十三个年头，便爆发了令人震惊的“胡惟庸案”，对历史和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

案发缘由，无非是宰相胡惟庸不经过明太祖亲自过问，接受了安南等国的进贡。这当然是个很好的借口，既触动了太祖敏感的权力神经，又让他正好可以一劳永逸肃清相权。按唐宋以来的制度，宰相是文官之首，有拴选百官之责，很多时候可以不经过皇帝同意组建自己的官僚班底。这是明太祖如鲠在喉的。胡惟庸案最终持续三年，被诛杀的人数超过4.2万人，是14世纪最恐怖，最血腥的政治案件，堪称当时版本的大清洗，且明代和俄国人都是蒙古化的产物和结果。“首恶”宰相胡惟庸被扒皮萱草，残酷处决。从此以后，宰相职务被正式废除，只留了一个类宰相“内阁大学士”。虽然明中后期君权逐步弱化，又有些“虚君实相”的局面，但内阁大学士毕竟也终究不是宰相。失去相权的明代制度，变为一个四不像的怪物，最终为明代制度性溃败埋下终极伏笔。文明的兴衰，有偶然，更有必然，也非一朝一夕之事。从宋代的诸多世界第一，垂世独立，到明代的平庸渐衰，最后到满清末期的彻底挨打，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