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和安特生 2019年04月01日 06:24 山西晚报
2019年04月01日 06:24 山西晚报
2019年2月27日，我来到了渑池县城，自然要去仰韶村瞻仰一番。
仰韶村遗址距县城9公里。县城没有去往仰韶文化博物馆的公交车，出租车漫天要价，无奈之下用手机约车前往。
一路坐车沿北而上，经过两三个村庄后，不时出现的景观石指引着仰韶遗址的位置。在驶上一小段缓坡之后。一座黄土色的建筑映入眼帘，色彩像远古陶器的土黄色，主体建筑上大下小呈不规则形，看起来，这应该就是仰韶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位置在村庄入口，因为设计独特，和周围村民私宅相比，略显突兀。据查询是清华大学教授关肇邺领衔设计的。
仰韶文化影响广泛，博物馆亦是国家4A景区，免费对外开放。但此时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很少。一方面可能是季节仍较寒冷，博物馆内部没有取暖设施，在馆内长时间参观，身体吃不消；另一方面博物馆所在位置相对偏僻，且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往返县城与村庄之间，出行不便。所以在展厅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一人参观，检票口偶尔会有管理员出现。
仰韶文化博物馆占地面积不小，装饰豪华，但展区规模却不大。展厅内部的墙壁与博物馆外侧的色调一致，展览分为“发现仰韶”“灿若繁星”和“走向文明”三个部分，结合各地出土文物的复制品和图片，系统性介绍了仰韶文化的来龙去脉。馆藏文物大部分是复制品，关于仰韶村遗址的介绍只占了展区的一小部分。失落之余引起我注意的是，馆内较大篇幅地介绍了一个瑞典人——安特生，被称作“仰韶之父”。
看到这个资讯时，我是很困惑的，在之前关于仰韶文化的浅薄认知中，甚至包括上学时期的历史课本，都没见到过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安特生不远万里来中国干什么？仰韶又跟这个人有什么关联？然后我开始通过网络查询资料，慢慢了解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出生于瑞典。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来中国之前，他组织编写了《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
1914年，北洋政府聘请安特生帮助中国寻找铁矿和煤矿。于是安特生辞去在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来到中国。但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很快让踌躇满志的安特生灰心了。后来他迷上了考古。
1921年，安特生在北京龙骨山发现了具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石片，从而推断“我们的祖先，很可能就沉睡在这下面！”
后来，他的助手在周口店相继发现的两枚北京人牙齿证实了这一推断。
北京人遗址的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在安特生自己的回忆录中他是这样描述在中国的这段考古经历的：
我最初的采集活动可以追溯到1914年，那是我第一次到斋堂煤田旅行，在那里，我从填满了砂岩和页岩的煤层中采集到很多漂亮的侏罗纪时代的植物化石。
1916年整个春天我都在山西南部调查铜矿，当任务完成后我来到了黄河北岸的垣曲县。早在6月16日，我就打算在回京的途中过黄河取道河南走陇海铁路。在河岸边，我发现这里形成了一个大约10米高的悬崖，质地松软的泥灰岩上面覆盖着黄土层。我匆忙将所有可利用的容器装满了小而漂亮的贝壳，这些贝壳就附着在泥灰基座的表面。
这次小小的采集带给我极大的诱惑。
1917年7月，我代表地质调查所致信在华的传教士们及其他可能对这一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士。我呼吁所有感兴趣的人士都能将任何有关哺乳动物化石的信息告知地质调查所。很快我们就收到了来自河南的传教士特别有价值的报告，特别是新安县的传教士玛利亚·皮特森女士。正是得到了皮特森女士的大力支持，才发现了两处有丰富遗存的上新世哺乳类动物化石的地点，即新安县的上印沟和渑池县的兰沟。
1920年秋，我派助手刘长山去河南，主要是对上印沟和其它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做更进一步的采集。刘熟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此行除了采集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是派去寻找这些石器。
这年11月刘回到北京，带回了几百件石器，其中很多样式都非常漂亮且保存完好。这批采集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都是从一个叫做仰韶村的村庄中获得的。从这个事实看，显然在那里应该会找到一处史前的聚落遗址。
1921年5月我和刘一起去了仰韶村，并且很快就发现了一处规模罕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类活动的遗存非常丰富，陶片随处可见。
1921年5月对仰韶村的访问是我途经这里时所作的第一次探查。要进行常规调查和局部发掘，必须获得北京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许可，我在当年秋天返回仰韶前即获得了许可。于是我从10月27日一直呆到12月1日，对这处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察。
通过这段文字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如果不是传教士玛丽亚·皮特森的帮助，安特生不会对渑池附近产生这么大兴趣，他也许会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是现在，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安特生将仰韶村的发现命名为“仰韶文化”，这便是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仰韶文化。
在查找安特生中国考古的线索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内相关研究中对于安特生的评价褒贬不一，当然可以理解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关于安特生在中国的经历，我看到部分作家有些荒谬的叙述，甚至无中生有，这常常让我耗费更多的时间去论证和查询事情的真相。比如有文章提到1914年4月的一个上午，在塔里木河，安特生泛舟阅读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一书。
文章作者在描述这一段经历当中，提到他引用的是史料记载。可斯文·赫定撰写的《丝绸之路》，是1936年才在瑞典首印出版。前后差了22年，是很明显的史实错误。而这样不靠谱的叙述至今仍有其他文章在引用。
用文学臆想的主观性来描述客观存在的历史，实为不妥。希望自己在行走的过程中，能拨云见日，追寻和查证更多的历史。
荣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