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巡礼—新石器时代（四）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华民族璀璨悠久的文明，更见证了一代代中国考古人执着的探求精神。这100个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遗址简介
1921年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仰韶文化，被誉为“中国考古圣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仰韶村遗址先后于1951年和1980-1981年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对于仰韶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考古学家认识到仰韶村遗址包含了四期文化遗存，前两期属于仰韶文化，后两期属于龙山文化。彩陶是研究仰韶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也是仰韶文化出土器物中最精美的标志。在1981年仰韶村遗址第三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完整漂亮的月牙纹彩陶罐。
2020年8月，开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启动了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第四次考古发掘对深入了解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探索豫西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所见遗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另外还发现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为研究仰韶村遗址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建造技术等提供新材料。此外，多学科研究稳步推进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如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中获取了酿造谷物发酵酒和曲酒的证据，在仰韶和龙山时期墓葬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痕迹，说明墓葬中可能存在过丝绸实物等。
仰韶文化从发现到发掘，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目前，仰韶村遗址考古公园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交错平行线纹彩陶罐
类似“水泥”混凝土地坪
涂朱草茎泥墙壁
仰韶村遗址生活居住区发掘场景
仰韶遗址公园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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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掘单位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文旅局、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等
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
袁复礼、夏鼐、安志敏、丁清贤、赵会军、魏兴涛、李世伟 等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遗址简介
三门峡庙底沟遗址是1953年秋季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考古调查队首先发现，遗址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为主，龙山文化次之，并有明确的地层交叠证据，此外也有较薄的东周文化层和少数汉唐墓葬。
庙底沟遗址文化遗存丰富，经发掘，发现了仰韶灰坑、房子，龙山灰坑、房子、窑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秦王寨类型）及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保存较为完好的房基、窖穴、陶窑20座，壕沟等遗迹，同时还发掘清理了大量墓葬，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庙底沟遗址的发掘以及一大批仰韶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学术界展示了文化面貌单纯的仰韶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如仰韶文化的房址、灰坑、生产工具、陶器群以及彩陶等；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证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文化面貌，与仰韶文化以及在三里桥遗址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介于两者之间，既具有仰韶文化的余韵，又开河南龙山文化的先声，于是确立为由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发展的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此外，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厘正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证实了河南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通过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否定了仰韶与龙山混合文化的存在，还动摇了学术界豫北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文化的认识；由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确立，其他遗址的一批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也得到了明确，于是作为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生产工具、陶器、家畜等遗存以及社会组织、经济形态等议题，都可以进行与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对比研究，以揭示社会不断发展的状况，意义重大。
目前，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公园已建成，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也即将建成，将成为宣传展示庙底沟文化的最佳平台。
庙底沟遗址鸟瞰照片
庙底沟文化房基F8
庙底沟二期文化房基F9
“蔷薇科”花卉纹彩陶盆
“菊科”花卉纹彩陶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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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等
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
夏鼐、安志敏、樊温泉 等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遗址简介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村南的高台地，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中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
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文化遗物。该遗址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七段。其中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即庙底沟类型晚期）；第三期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第四期相当于大河村四期，可分为三段，第五期相当于大河村五期。
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两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与其一脉相承。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
彩陶罐
彩陶纺轮
牙雕蚕
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示意图
遗址建设保护地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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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掘单位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
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
顾万发、汪旭、任广岭、张吉钦、胡亚毅 等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遗址简介
屈家岭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揭开了长江流域特征鲜明的史前文化的面纱。屈家岭遗址是研究屈家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代表性遗址，见证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
屈家岭遗址是湖北考古的起点，1955年2月、1956年6月-1957年2月，分别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考古发掘，这是湖北地区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初步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此后，出版了湖北第一部考古报告——《京山屈家岭》，提出长江中游地区第一支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1989年，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13座油子岭文化晚期的土坑竖穴墓和两期文化堆积，其意义在于提高了屈家岭遗址的年代上限并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来源。
2015年至今，启动屈家岭遗址第四次考古工作。第四次考古工作，完善了屈家岭遗址的文化发展序列，即由早到晚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基本涵盖了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主要阶段。整体把握了遗址的聚落布局和演变，明确了屈家岭遗址点油子岭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主要功能分区。屈家岭遗址聚落等级高，规模巨大，结构完整，文化发展连续性强，影响深远。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晚期铜矿石，含铜量高达94%以上，为探索我国史前矿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四耳器和筒形器的出土，反映出屈家岭遗址聚落等级的高级且特殊地位。大量出土的油子岭文化时期碳化粟，为长江流域关键地区发现最早的粟作遗存。
彩陶罐
最早的快轮制陶实物——H74出土的磨光黑陶
屈家岭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场景（局部）
铜矿石
屈家岭遗址的地形及第一次与第二次考古发掘坑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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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 等
遗址发现者、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
王劲、张云鹏、林邦存、罗运兵 等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遗址简介
石家河遗址群主体区域约8平方公里，40多处遗址点连接成片，最早遗存距今7000年左右，主体年代跨度距今约6000-40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延续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都邑性聚落群。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中心，对于探索长江中游在早期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家河遗址是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开展考古发掘的遗址之一，是著名的石家河文化的命名地。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已走过60多年的探索历程，是区域文化序列与谱系构建的重要支撑。同时，发现了大量见证区域文明发展进程的实物资料，并在探索人地关系、生业技术、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1950年代中期首次发现与发掘、构建区域文化序列，到1980年代后半期通过聚落形态探讨社会组织，再到文明进程研究，石家河遗址走过了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符合考古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与我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石家河遗址因其丰富的遗存内涵，紧跟学术前沿，在不同阶段都做出了应有的学术贡献。
邓家湾发掘（1987年）
肖家屋脊发掘（1990年）
陶塑品
套缸及缸上符号
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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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组成）、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 等
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
王伯洪、张云鹏、王劲、严文明、孟华平 等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遗址简介
玉蟾岩遗址文化面貌具有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的过渡特征。遗址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揭露了铺垫碎石的居住面，铺设“白灰土”的防潮面以及多个平地烧火的灰堆等生活遗迹。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角器、蚌器、装饰品、动植物遗存等多个种类。遗址中出土的动物化石数量丰富，大部分标本仍是比较新鲜的状态。这些动物遗存大部分为人类食用所致，是狩猎经济的反映。鱼类标本的存在说明遗址上的人类也已开始了渔猎经济，是湖南史前时期首次出现的渔猎文化。
玉蟾岩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进步的文化特征，是见证湖南远古历史过程中辉煌篇章的一朵奇葩。遗址中早期陶器和水稻遗存的出现，是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改造自然的两大创造性行为事件，不仅表明湘南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制陶工业和最早开始向稻作农业方向转化的地区之一，也再一次证明中国南方是水稻农业的发祥地，为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为人类农业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该遗址的发现为探讨陶器起源、农业起源的世界性学术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证据。
骨铲
碳化稻谷
玉蟾岩遗址白灰土剖面
玉蟾岩遗址出土亚腰形器
玉蟾岩遗址发现烧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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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掘单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等
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
吴志宏、袁家荣、严文明、奥弗·巴约瑟夫（Ofer Bar-yosef）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