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石同忠

“共产党员最讲‘认真’二字！”这是40多年前，我的恩师——原段李联中负责人石同忠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977年9月，我在本村念完小学，通过考试升入四里地之外的段李联中就读。

那时的初中是两年制，段李联中初一、初二两个年级各有一个教学班，每个班50来人。教我们初一数学的就是石同忠老师，他也是段李联中的负责人。

风华正茂的石同忠老师

石老师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面色红润，头发微卷，有一种当时农村教师少有的儒雅之气。

北镇中学高七级四班留影（1962.7.1）（自上而下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石同忠老师）

石老师1959—1962年就读于北镇中学，属于高七级四班。能够考入北中就读，已是百里挑一。当时又正值困难时期，学习及生活条件皆十分艰苦，能够完成学业实属不易。

石老师是北镇中学的高材生，1964年8月走上教育战线，到1977年9月成为我的恩师，已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教学水平相当之高。况且，他还是段李联中的负责人，尤其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顽皮的同学心里直打怵。

代数课，石老师讲得仔细，同学们听得认真。真是亲其师而信其道，久而久之，同学们由害怕上数学课变成愿意上数学课。愿上数学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石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和钢笔字。黑板上的板书，同学们争相模仿，作业本上的题名，同学们更是临摹，以至于40多年后的今天，我所书写的自己的名字，还有石老师字体的影子印在其中。那时，一天的学习分三个时段，早晨到学校后，先跑早操，再上晨读，后上数学课，然后放学回家吃早饭。

冬季，昼短夜长。那时，农村很少家中有钟表的，也没有通电，睡得早醒得也早，摸黑起床，同学们起冒了五更（天没亮就起床了）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个人起冒了五更，全村的看门狗被惊扰得狂吠一片，司晨的公鸡也不守时地叫了起来，推开门抬头一看，寂静的夜空还是星汉灿烂。早起的同学会逐个逐个地把本村的同学都叫起来，好搭伙儿（方言，结伴儿之意。）一块儿去上学。因为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几片坟地，天太早，坟头在清冷的夜幕下影影绰绰的。坟地里几棵松柏在寒风中发出“呜呜”的声响，栖息在松枝上的夜猫子（猫头鹰）瞪着蓝幽幽的猫眼，也不时发出“咕……咕咕”那瘆人的叫声。起早上学的路上，若人太少，还真有点儿胆怯。

走上四里地，有时到了学校，刚好赶上黎明前那黑魆魆的一段时光，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里漆黑一片，老师们还没起床。因上晚自习，离家远的老师大都不回家。那时，学校也安排老师们轮流住校值守，但石老师是学校负责人，守护学校似乎理应是他的职责，好多老师应值守的任务，也由石老师代劳了。每当听到起冒了五更的同学们在教室的屋檐下小声说话，石老师便立即起床，给同学们打开教室门锁，让同学们到教室里躲避风寒。

稍事洗漱，石老师就抄起扁担，到离学校一里地外的北籍村的水井上去挑水。去时，一副空桶随着扁担钩的摇曳而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在寒冬寂寥的清晨，传出很远很远。几趟下来，东方的天边才泛起一小块儿鱼肚白，慢慢地，天边越来越亮。又过了一会儿，懒洋洋的冬日才从地平线上露出小半边脸，眨眼间，古铜色圆盘状的旭日一下跳出了地平线，新的一天开始了。石老师挑着一担水，有节奏地走着，扁担颤颤悠悠，两只水桶也随着一颠一颠的，满满的两桶水，走上近一里地，几乎滴水不漏，这只有挑水的高手才做得到。当时的情景，直到今天，还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谨以一首七言，来描摹当时的情景：

忆挑水

一副扁担挑上肩，

启明星汉在天边。

汗流双鬓迎晨旭，

步履轻盈更向前。

那时，学校没有通电，没有电铃。到下课时间，由没上课在办公室值班的老师敲响挂在办公室门前的那口老校钟。

老校钟已成为永恒的记忆

当时，好多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即使是已经转正成为正式教师的石老师，也没有条件，即使有条件也舍不得买块手表戴在手腕上。看时间，全凭教师办公室东面墙上的那座有钟摆的挂钟。

早晨，上数学课，石老师没空在办公室值班，若赶上别的老师在伙房做饭，有时会误了打铃（方言，敲钟之意）。石老师约莫时间到了，就打发同学去看一下表，到放学时间，就打铃。

一次，石老师派我去办公室看时间，嘱咐时间到后就打铃。那时，早晨是八点放学。当时，不知是因为家里没有钟表的缘故还是在小学没有接触过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说真的，除去正点和半点外，其他时刻，我还真认不准，这若是搁到现在，肯定成为一个笑柄。

石老师透过教室的后窗，见我在办公室没有出来，就径直来到办公室，问我：“到时间了吗？”我吞吞吐吐地说：“还，还没……”“还差多少？”“还差……”石老师疑惑地望着我，接着问我：“家里没有钟表吧！对时刻还认不准？”我“嗯”了一声，声音小得似蚊子哼哼，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得到。

石老师出门敲响了校钟，清脆的钟声在冬阳普照下的校园里回荡着，余音缭绕，穿透冷寂的天幕，传出很远很远。

回到办公室，石老师耐心地教我认钟表上的时刻。也就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学会了看时间。

石老师抚摸着我的脑袋，语重心长地说：“一是一，二是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问学问，不懂就问。”听着石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使劲儿点着头。

学校有一个惯例，每周一早晨跑完操，石老师都会集合全校师生召开一个校会。会上，对上周学校出现的好人好事进行表扬，对个别不良现象进行批评。

刚上初中不久，我曾受到过石老师的一次严厉的批评。

我们村学生比较多，仅初一，男生就有十多个，还比较抱把儿。刚升入初中时，与邻村的同学还不合群，在上学、放学路上，打个架搞个恶作剧是常有的事。一次，我们村十多个孩子起哄欺负邻村的一名同学（马振国，以后成了好朋友，他的大女儿还是我的学生），此事被报告给了石老师。石老师追根究底，断定是我与堂兄带的头，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放学回家时，安排同村的同学把犯错的我“押解”回家，并向家长说明事由。母亲了解后，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说老师批评得对，批评得好，要我引以为戒，永远不能再犯。

从此，整个初中乃至高中，我再也没有因打架而受到过老师的批评。

老师的教诲如春风拂面，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我进步很快。一段时间后，班级推选班干部，我被同学们选为副班长。初一整个班50多人，只有我与李爱民、籍国珍三人因各方面表现突出，被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两年的初中生活就结束了。1979年6月参加了升学考试，我顺利地迈进了滨县四中的大门，同时也告别了我的母校段李联中，告别了我的恩师石同忠老师。

1984年8月，高考名落孙山在家务农的我，参加了原单寺中心校组织的民办教师选招考试。

在原单寺联中安排的考场前，时任中心校校长的石同忠老师，对考生们作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这次考试是由滨县教育局统一安排的，是为了解决当前农村教师匮乏现状的需要，要求考生们正确对待，认真答题，考出好的成绩。

我真是喜出望外，自初中毕业至民师选招考试，已经5年未曾与石老师谋面，不料想，参加民师选招考试，石老师又成了主考官。

石同忠老师与当时的中心校成员北京考察留影（后排左起：石同忠、张胜云、赵洪睦  前排左起：刘景柱、谢玉华）

1984年9月1日，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民办教师，分配到离家7里地之外的杀虎刘小学任教，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民师队伍中。

当时，与我一起考上民师的有家是杀虎刘村的刘学华老师，他被分配到段李高小（原段李联中所在地，离我村较近）。我突发奇想，我与刘学华能否调换一下，他回本村任教，我到段李高小教学，那样，对我们俩来说，都方便。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短信，折叠成三角状，托付在原单寺联中上学的杀虎刘村的学生给任中心校校长的石老师捎了去。

信送出之后，我盼望着回音。

石同忠老师与张振波老师

那时，教师队伍刚整顿完，石老师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各小学检查工作，他跑遍了原单寺乡的每个村庄每所学校。到学校后，顾不上休息，给新选招的民办教师打气鼓劲儿，与老民办教师促膝谈心，体谅当时民办教师处理耕教矛盾的苦楚。

他曾经陪同原滨县教育局派往原单寺乡检查工作的苏瑞祥老师（1983年，在原滨县六中“文科班”复读时，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到杀虎刘小学检查，石老师当面叮嘱我要安心工作，多向老教师请教，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绝口不提调动的事。

后来我结婚、生子，一晃，两年过去了，我调动的请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那时，家里种着责任田，妻子既照顾孩子又侍弄庄稼，忙得不可开交，我因离家远，又上晚自习，对家庭来说可谓无暇顾及。

1986年麦收过后，我又有了想调动的念头。但转念一想，石老师不答应我调动的请求肯定有他的理由。石老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绝不会丧失原则地照顾这个那个。若答应了他学生调动的请求，别人会咋想？我打消了在头脑中一闪而过的萌动，反而为石老师没答应我调动的请求而庆幸。也就是在杀虎刘小学任教的两年中，我学会了洗衣、做饭，学会了照顾自己，学会了与人相处、与人交往。这两年是我从教生涯的关键一环，为日后能够在工作中栉风沐雨，砺炼了坚强的意志。

1986年秋，开学的日子到了。一天，时任单寺学区负责人的程安乐老师（已故）把一张盖着红印的信件送到我手上。我一看，是调我到本村洛王小学任教的调令。

当时，我异常高兴。心想，起初老师不答应我调动的请求有不答应的原因；现在，老师又把我调到本村任教也肯定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1986年9月，我回到本村任教。安顿好后，一直想见了石老师道一声“谢谢”，但这个心愿直到今天我也未能实现。

1989年1月，石老师调到段李管区任管区主任，离开了他工作了25年之久的教育战线。

当时，计划生育工作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段李管区，有一户人家严重超生，共养育了挨肩的5个子女。孩子多，劳力少，家庭经济比较拮据。针对这户人家，石老师没有呆板地对其处罚，反而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接济救助这一户人家，在当时被传为一段佳话。

石老师过着恬静淡泊的晚年生活

1998年8月，石老师从原单寺乡财政所所长的位置上内退，2001年9月正式退休。

退休后，石老师住在秦皇台脚下的西石村。读书看报、听新闻成了每日必做的事，闲暇，石老师就侍弄院子中的小菜园，尤其对种养小葫芦情有独钟。

小葫芦喜温，不耐严寒，也不耐炎热。开春点种，夏季开花，秋季结果。夏季花冠呈白色，边缘皱曲，清晨开放，日中即枯萎。秋季一个个的小葫芦挂满了藤蔓，小葫芦颜色黄中泛白，下部大，上部小，中部缢细，整体呈扁圆形，俗名“药葫芦”。“药葫芦”的谐音是“要福禄”，寓意福禄吉祥，万事安康，寄托了淳朴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每年的夏秋两季，一有空闲，石老师就在小葫芦架下创作他的“艺术品”。他把写好的吉祥语以及催人奋进的词语贴在小葫芦上，天长日久，光合作用下，小葫芦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从图片可示，石老师的“艺术品”上留有“奋斗”“四环五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等字迹。

仅从这些小葫芦上的文字即可看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虽退休在家，但仍掩饰不住那份发自内心的家国情怀。

石老师早在1965年和1966年两年度，均被评为原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6年3月，还出席过原惠民地区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石老师无论在教育上还是在行政上，始终秉承“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二字”的信念，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坚持原则的同时，兼顾世故人情，满怀爱民情愫。

堂屋正面墙上悬挂着毛主席画像

现如今，年逾古稀的石同忠老师在家安享晚年，过着恬静、淡泊的生活。每到周末或是年来节到，石老师的子女们会带着孩子回家探望。饭前，石老师的一番讲话已经成了传统。石老师在子女们面前常讲的大多是要求子女们在单位上要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做人的话语。

石老师是这样要求的，子女们也是这样去做的。石老师的二女儿石荣云，是秦皇台中心学校小学部的一名语文老师，多年来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所管理的班级各方面考核均遥遥领先，她也因此多年度被评为乡级优秀教师，2017年曾荣获滨城区优秀班主任称号。与她攀谈时，言语中仍掩饰不住对老父亲的感激之情，她动情地说：“成绩的取得，荣誉的获得，与老父亲平常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石同忠老师的全家福

石老师的二儿媳王静，是秦皇台乡统战委员，并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受石老师的影响，她工作脚踏实地，待人和蔼可亲。

2018年4月份的一天中午，放学后我曾在乡大院门前遇到她，她审视了我一阵，对我说：“赵老师，您的脸色这段时间不好看，比刚过年后见您时，感觉也消瘦了，忙过来，快去医院查一查吧！”

回到学校，和宋国民主任一说，他也督促我去医院查一查。于是，5月13日，我到滨医附院住院检查，确诊为胃内膜肿瘤。我发了一个微信对王静委员善意的提醒表示感谢，她回复道：“祝早日康复！疾病不可怕，关键是心态。康复出院后注意调理好身体，别太劳累！”

术后在家休养期间，王静委员又几次问询：“近来在家身体如何？安心静养，细心调理，远离劳累，健康第一。”

一名分管教育工作的乡统战委员，对我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能如此三番地垂询，令我十分感动。

试想，王静委员能做到这点，除了自己具有超凡的修养外，与石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决然分不开的。

搜集资料时，听秦皇台学区体卫艺主任王卫忠老师说，石老师因患糖尿病并发青光眼症，有一只眼睛因失明而手术摘除，安了义眼。我听后心里很不好受，石老师原本那么健康的身体，现在怎么？

我立即微信问及，石荣云老师告诉我，那是2015年的事了。如今，老人身体很好，叫我放心。

我很内疚，亦很惭愧，老师病了我都不知道，遂萌生了抽时间去探望恩师的念头。

写到这里，我起身离开电脑桌，举目窗外，深邃的夜空，繁星点点，犹如40年前上学早起时的光景。

时下，党员学习如火如荼。作为一名老教师，一名共产党员，如何能够在教育战线上发挥余热，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件事儿。

“共产党员最讲‘认真’二字！”老师话语中的“认真”二字，可谓含义深刻，值得我一生奉行。

我不禁诗意大发，又坐回电脑桌前，满怀对恩师钦慕的心情写下“清平乐”一阙：

清平乐 · 恩师赞

从教廿五，汗水浇乡土。

言传身教身为主，世故人情当付。

石老内退不休，心系家政春秋。

但愿恩师长寿，学生无有他求。

后记：

谨以此文，表达对恩师既坚持原则又兼具爱民情怀的赞叹，表达对恩师退休后仍关心家国大事的钦佩，表达自己多年来向恩师致谢未果的歉意。感谢恩师对学生的教诲，诚祝恩师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在此文创作过程中，秦皇台乡统战委员王静女士及秦皇台中心学校石荣云老师提供了有关恩师的照片、履历，并对文稿提出了修改建议，在此谨表谢忱。

作者： 赵云平，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中心学校教师。山东省诗词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滨城区诗词学会副秘书长，《滨城诗书画报》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