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

关键词：明清时期;商人;“去商人化”;身份认同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高峰。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为人们营商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大批人弃农、弃儒经商，加入到商人的行列，商人队伍空前壮大。根据方志、文集的记载，有不少地方的商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达60%左右。如明代蒲州，“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廓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家不能一焉。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十而九。”1清代山西，民俗勤俭，有唐魏遗风，赋税缴纳如期，“不烦追比，农贾相半”。2徽州地处皖南，汪道昆估计，“新都业贾者什七八”;3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4民国《歙县志》载：徽州地区，“商贾居十之七”。5另如山东临清，“服贾之民，恒居什之六七”。6福建福清，“什三治儒，什七治贾”。7等等。那么，明清时期的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否认同呢？认同度又如何呢？这一问题关乎对明清商人心理与行为模式的理解，更关乎对明清商人群体历史命运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目前尚无专门、系统的成果面世。兹不揣谫陋，做一尝试性地探讨。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明清商人身份认同的多种类型

认同（identity），在汉语词汇中，即是认可、赞同之意。身份认同即为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自我确认。人在社会上的身份是多重的，要充当多种角色。职业身份认同就是指个人对其所从事职业的认知和感受。明清商人地域分布广，人数众多，其职业身份认同必然多样，不可能划一，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即价值型和工具型。如果再进一步细分，价值型又可分为价值型A和价值型B;工具型也可分为工具型A和工具型B。共两大类，4小类。

1.价值型A。此類商人群体对其所从事的商业完全认同，将经营商业、积累财富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和途径，自尊自信，乐在其中，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满足。这方面的例子从史籍中可以见到不少。许侔先，正统至嘉靖时歙县人，继承父业从商，“营运于荆楚之间”，常常讲，士农工商四业无高下、贵贱之分，“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既然选择了商业这一职业，即应勇往为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致富有”，1裕身肥家。吴肖甫，万历至崇祯间歙县人，与父亲吴正模一道，贾于楚地，极富经商才能，“间划一筹，巧出若翁上”。信心满满，理直气壮，敢于与儒士较高下，他说：“岂必儒冠说书乃称儒耶！”2言外之意，商人只要践履儒家学说，也可称儒，认为商贾的价值不在儒士之下。吴良儒，歙县人，生九岁而孤，娶妻后，请受经为儒，母曰：“儒固善，缓急奚赖耶？”命之业商，“深惟之，三越宿而后反命”，经过数晚的思想斗争和审慎地思考，决定听从母亲的安排。他说：“儒者直孳孳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3东走松江贸易，后以“泉布”起家。他认为，读书做官扬名显亲，光耀门楣，其实质仍是给家族带来利益;经商追逐利润，兴旺家业，也同样能给家族带来荣耀。名利相通，儒贾具有同等的价值，业儒者并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王文显，成化至嘉靖间山西蒲州人。业儒不成，弃而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家致饶裕。前后经商40余年，足迹半天下。尝训诫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4他认为，高明的商人应该是身处货利之场，以义制利，保持道德高洁，不做金钱的奴隶;高明的士人应该是潜心钻研先王之道，不生货利之心，趋炎赴势。商与士虽职业不同，但对道德的坚守是一样的，商人与儒士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梁玉成，广东顺德人，兄弟三人，玉成为长，代父营商，支持二弟业儒，他说：“吾营产业，汝勤学业，各肩厥任以承考志，勉矣，勿以尘务撄心。”5将营产业、勤学业并列，认为此两者皆是家族兴盛的支撑，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持此种职业身份认同的商人在徽商、晋商、粤商以外的其它商帮中皆有存在，他们都把业商与业儒置于同等重要和具有相同意义的地位。

2.价值型B。此类商人对所从事的商业虽在总体上是认同的，但具有“迫不得已”的色彩，认为从商比业农更能体现价值，不失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业商只是“眼前的苟且”，业儒才是他们的“诗和远方”。汪弘，弘治至嘉靖间休宁人，“幼失恃”，家计多艰，及长就学，在“疏通闻见”后，即弃儒经商，经营盐业，北跨淮扬，南游吴越。尝自谓：“生不能扬名显亲，亦当丰财裕后。虽终日营营，于公私有济，岂不犹愈于虚舟悠荡，蜉蝣楚羽者哉！”6在他的价值认知里，业商“于公私有济”，对社会有益，但与读书做官相比，是第二位的选择。许秩，弘治至嘉靖间歙县人，商游江湖20年，下闽广，入湖湘，抵鲁豫，“致息数倍”。他认为，大丈夫“安能效农家者流，守镃基，辨菽麦”，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期无忝所生而已。”1人生的价值体现在精研经史、治国平天下和经商谋利两个方面，但前者居于优先的地位。杨继美，嘉靖至万历间山西代州人，读书喜博综群籍，涉猎大义，“挟数千金，游贾江淮”，自信满满，充分肯定业商的价值，他说：“念四民之业，各有所托以成名，今纵不能殖学以显，自托于士林，幸藉先人遗赀，修其业而息之，犹贤乎！”2认为士农工商四业各有其社会价值，他继承家业经商，发扬光大，也可称贤！贤与圣在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中合称圣贤，泛指道德才智杰出的人，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继美以此自况，足见内心的充实与强大。但这并不是他的终极价值目标追求，“殖学以显，自托于士林”，助天子以致唐虞之治，才是其最高理想。席铭，成化至嘉靖间山西平阳人，幼攻举子业，不售，遂泛舟江湖。他说：“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3大丈夫人生价值目标的首选应是“立功名于世”，治国平天下。第二的选择方是经商致富，建立家业。“为汗粒之偶”，从事农业是断断不可的。在席铭的职业身份认同的序列中，最高是儒，其次是商，再下是农。他对商贾的认同是以业儒理想的幻灭为前提的。张景发，字秀实，清西安府北圪塔村人。为人忠厚和平，业商也不是他的初衷，只是因业儒未成而“寄迹市廛”。因此，一生重道崇儒，每遇读书人，“必诚敬尽礼”。4身居市廛，对儒士充满无限钦羨。无疑，儒士占据着其内心的最高位置。

3.工具型A。此类群体视经商为工具和手段。他们之所以经商，大部分都是为家庭经济窘境所迫，或为谋生，或用贫求富，既无人生价值实现的高度，也没有觉得经商低贱，完全是为了满足世俗的目的。如尹元，明永昌府人。父殁，事孀母戚氏至孝，“贸易奉养，备极甘旨”。后家境日渐殷实，慷慨好施，“埋尸济贫”，当道旌其家曰“孝义”。5曹汝珍，与尹元同为明永昌府人，天性纯孝，以家贫，昼则贸易，夜则读书，“事二亲备极甘旨”。6李治西，清同州府人，“性孝家贫，贸易千里外。”7雷廷兰，与李治西同籍，“善事母，家贫如洗，贸易山东。母老，手足不能自举，乃辞归奉养。”8王大利，凤翔人，“艰于甘旨，赴蜀商贩”。9祁之芹，字乃勤，东莞棠梨涌人。少习举子业，“父事盐筴，耄年犹货于外”，见父辛苦万状，慨然弃儒服贾于衡桂之间，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俟积有盈余，即杜门课子，礼聘名士为其讲解，早夜不倦。10祁上樟，字仲木，广州府牛眼石人，“赋性孝友，重然诺”，家道中落，“无以为养”，遂弃儒业行贾，“以营甘旨”。11蔡兴嘉，澄海县詹莱人，七岁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继母，能得其欢心，“常挟赀游暹罗、波斯”，经商海外。既而，以父亲老迈，杜门不岀，承欢膝下。

4.工具型B。他们同样视经商为手段，但认为行贾是丈夫贱行。由于这一观念的作用，在业商中，他们彷徨、空虚，无法找到快乐，归属感和幸福感缺失，内心充满紧张、焦急、忧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形成严重的身份认同焦虑。如慎元庆，江苏吴兴潞溪人，倜傥奇伟，小时候便不满家庭经济现状，“思亢其家”，18岁即渡江北上，涉淮泗，游燕冀，“射时以徇”，“称良贾焉”。商业经营已获不小的成功！但心中仍对商贾充满鄙薄之情，觉得低人一等，内心备受煎熬。已而叹曰：“行贾，丈夫贱行也。吾闻末业贫者之资，吾其力本乎！”遂归乡“耕于苕霅之间”，1回归农业。方彬，“用盐筴起家”，“车马田宅，庶几素封”。晚年，喜黄老，筑舍七宝峰下，“与双鹤道人俱”，有人劝告说：“处士以贾豪，奈何近方士？”方彬笑曰：“吾仆仆锥刀之末，终不欲老市井中！诚愿卒业玄同，幸而蝉蜕于污渎足矣，恶用窃刀圭翔白日为也。”一生经商，都没有建构起对所从事的商业的认同，以“污渎”视之。2吕麒，江苏太仓州人，万历五年（1577年）卒，经商清源，市不二价，息辄倍称。致富后，即弃商为农，督课家人耕作。他说：“吾奈何以末富耶！”3以经商致富为耻辱。金璋，江苏太仓人，卖席为生。生子金朗，数岁即能“诵书占对”，聪颖异常。祖父满心欢喜，对金璋说：“儿姣，不复代若贾乎？”金璋曰：“吾安忍复弃儿贾也。”言辞间，对父亲让其经商多有怨气，心怀不满。怎么会再让自己的儿子经商呢！在他的心目中，让子经商就近乎把这个孩子抛弃一样残忍。这一个“弃”字透露出了他对商贾决绝的拒斥态度。于是，命金朗“从师肄经术”。4同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丁兖，儿时聪明超群，“有气概”。父“器爱之”，授之书。然在丁兖甫弱冠之时，不幸降临了这个家庭，父亲去世，诸弟尚幼，不得已经商养家，“不竞治博士家言”。由此造成的心理阴影，终生挥之不去。常沉痛地说：“少孤夺治生，不能终博士家言，以为恨！吾有三子，安忍弃之农若贾乎！”5发誓再也不能把自己的遗憾和惆怅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张珏，弘治、隆庆间长洲人，出身商贾世家。生育八子，长子元卿生而颖敏。张珏兴奋异常，似乎看到了跻身世宦家族、走出商贾这一屈辱沟壑的希望：“勉哉，吾贾赖尔而脱！”6似乎商业是一种不光彩的职业，急于“洗白”身份的愿望跃然纸上。杨安贵，字爵初，清大荔长安屯人。幼年家贫，读书未能卒业，改习商务，经营布庄以谋生计，旅居泾阳50余年，“商业骎骎日盛，家亦渐裕。”晚年，雅好诗书，与同邑孝廉马立山、学官雷秀夫相友善，研讨经史，久无倦容。年届八十，犹每日临池习字，读书不辍，“恒以幼贫未克卒读为憾”。7少年的经历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终身的阴影。董仲惠，字象敏，揭阳在城人，性格浑厚宽和，“少慕学而困于贫”，长大后，跟随祖父懋烈、父亲孟光“服贾业”，以忠信勤俭起家。生平无他嗜好，独喜购书，一有闲暇，即往坊肆检索书目。或谓：“子非士，好书何为？”曰：“积以供后人用耳。”当时有人笑其痴呆，答曰：“树人犹树木，百花蓓蕾，惟赖培植之功耳！”时刻未忘让后人读书。54岁时，疾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将易篑，犹谆谆以读书振家声为嘱。”8终身以家贫失学为恨，把希望和梦想深深地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谢起凤，字葆直，同州府人，嗜读书，因家贫业贾，暇即开卷，吟诵不辍。后得程朱之书，遂杜门诵读自乐，“屡空不恤”，不以生意为鹜。尝曰：“人只有为学一事，不学便不足为人。”又曰：“学须有二资，一书籍，一师友，无此二资，义理安得不日消，私欲安得不日长！”又曰：“养之于慎独，致之以无间，教人之能事毕矣。”又曰：“人之高下，均由学养真伪纯驳所致，可不慎哉！”喜读《周易》，尤嗜周敦颐《太极图说》、张载《西铭》，谓“终身于此，少有所得，不虚生矣。”1终身痴迷宋代理学，以读书明理为追求的最高目标。惜其年甫四十而卒，贫不能葬。刘汝功，字锡祉，华阴县北姚村人。幼年丧父，家因中落，赴甘肃贸易，遂至失学，引为终身憾事！常告诫子侄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负光阴，曰：“汝等须勤力学问，勉继书香家声，勿如吾之后悔无及也。”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为子侄树立榜样，虽居阛阓，深恶市井气习。一有余暇，“恒披程朱诸书潜读”，尤酷嗜李二曲、吕新吾遗集，好学不辍，“诸老宿均乐与过从。”2周恕，字推己，明凤翔文昌里人。少时业儒，“以家计弗赡”，遂经商维扬，历数年，获利万金。恕虽货殖，谓子孙曰：“商而富，不如儒之贫。”对业儒充满向往，遂延师以课子孙。其后，科甲相继，为凤翔望族。3黎光弼，字从辉，广州府市桥人，少时家贫，“随父贾于市”，将对科举的向往潜藏心底。弱冠后，开始读书，温习经史。嘉庆六年（1801年）辛酉科，中乡举。4黄乔松，字苍厓，“少以家累，混迹盐筴”，经商余暇，“仍手一编”，手不释卷，究心经世之学。学问造诣甚高，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为诗文援笔立就”，常与诗人如郑棻、陈晃等诗酒唱和，家中座客常满，而“制艺尤工”，醉心科举，惜“屡踬于乡闱”，5抱负未酬。黄乾正，在城人，“家贫业贾”，“常恨无力读书”，在具有一定经济能力后，即精心培育子弟，其子锦标不负所望，逾冠即“游庠食饩”，自己“亦捐纳九品职衔”。6黄维珪，字俞特，号执轩，明晋江安平人。“好义乐施，耻屑屑竞锥刀，凡名贤书画、金石款志、方外服食，靡不讲究，尤精于琴，工佩兰调，又自号佩兰。”多才多艺，倜傥儒雅。后以食指渐繁，代父服贾，往来于吴越粤峤间，风雅依旧，遍交名士。尝训诸子曰：“贾非吾志也，吾嗤世之贾竖，往往猨攫溪藏，丧心昏智，故托于琴，镕砭而涤荡之。方吾鼓琴，踌躇满志，不知天地高下，形骸有无，况区区盈绌多寡？有知吾琴心者，贾可也。”7虽然不得已走上了经商之路。但在他的心里对商贾持一种蔑视、拒斥的态度，心灵备受煎熬。只有在拨弄琴弦之时，在悠扬的琴声中，心灵才能得以舒展，精神才能得到升华，与天地为一，物我两忘。刘宗泰，字学和，少贫，壮年业商，居积渐裕，“顾不愿终其身以垄断而获贱丈夫之称”，因慨然曰：“世间事业，商不如农。”8遂出资购荒地数处，招人从事开垦事业，且躬自督理，历十余年，工程方才告竣，田畴因之广辟。卢特懋，幼业儒，因次兄患“痈疾”，遂服贾赡养父母、供给次兄衣食。然“居恒抑抑，憾不得卒业”，心情十分抑郁，闷闷不乐。在积累起一定资财后，遂将全副精力和心思放在“置书田，延名师”等文教公益事业上，“日以振兴鼓舞为事”。9郑寿年，字葛如，安平里夹漈村人。幼聪颖，入塾读书，日课数千言，过目三遍，即可背诵如流。11歲时，“从父远贾”。逾二载，父亲归乡，十三岁就“独任肆务”，独当一面。少闲，则博涉群籍，穷探义理，躬行实践，“尝以不终儒业为憾”。积聚渐丰，欲以子侄学有所成弥补内心的遗憾，因延聘宿儒教授诸子侄，复开办夹漈小学，“以课族人”，非常重视子侄、族人的教育。效果也很显著，“子若孙多人，仕商学各擅专长，后起方兴未艾也。”10王心普，字济之，号慧庵，以家贫故，幼习商贾业，常随父贾客泾阳。及长，家道渐充，以未得读书为憾。尝手执《孝经》一帙，终日披吟，又延名师督课子侄。“易箦时”，犹手写“读书”二字以“诏后裔”，11对儒学的向往已深入骨髓。

上引资料涉及徽州、山西、陕西、福建、广东、云南等地的商人，地域分布不可谓不广。类似资料在其它各地都有，且数量不少。这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对其职业身份认同的4种类型是客观存在的。

二、明清商人职业身份认同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明清商人对自身的职业身份认同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价值型与工具型兼具，而价值型、工具型又分别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价值型A、价值型B、工具型A、工具型B，认同类型和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个特点是工具型认同远多于价值型认同。明清商人分布地域广，且人数众多，其记载散见于各类史籍，要准确地计算出价值型认同的商人与工具型认同的商人的比率確有相当地难度，但可以做一大致地估算。兹以明清徽商和晋商为例做一粗略的统计。张海鹏、唐力行等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共收有名有姓的商人约965人，能确定认同类型的商人943人。其中，价值型认同商人247人，工具型认同商人696人。价值型认同商人约占能确定认同类型的商人总数的26.19%，工具型认同商人约占能确定认同类型的商人总数的73.81%，高出价值型认同商人总数47.62个百分点。再看看晋商。张正明等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共收有名有姓的商人约191人，能确定其认同类型的商人共185人。其中，价值型认同商人28人，工具型认同商人157人。价值型认同商人约占能确定认同类型的商人总数的15.14%;工具型认同商人约占能确定认同类型的商人总数的84.86%，高出价值型认同商人69.7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不论是徽商还是晋商，工具型认同商人皆远多于价值型认同商人。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绝大部分商人都是把经商当作一种谋生，或求富，甚至是隐遁的手段。第三个特点是从价值层面对业商完全认同，以业商为人生价值最高体现，并认为它不输业儒的商人所占比率极低。在前文认同分类中，价值型A是完全认同业商的，但不论在徽商还是晋商中都占比很低。本文还是以《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为统计范围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统计，认同类型为价值型A的商人约156人，占能确定认同类型的徽州商人总数的16.54%。在《明清晋商资料选编》中，认同类型为价值型A的商人仅约20人，占能确定认同类型的山西商人的10.81%。不论是徽商还是晋商，认同类型为价值型A的商人都没有超过17%的比例。基于这两部商人资料集所做的统计，可能不无缺憾，但时至今日，它们仍应是较权威的商人资料集，且根据这两部商人资料集所做的统计而得出的结论又是那么的一致。因此，对明清商人职业身份认同内部结构的分析是有相当的依据。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人们对自身职业的认识，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不可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那么，明清商人职业身份认同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时期。新旧并存是转型期社会的普遍特征。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价值型与工具型兼具，正是对转型期社会特征的反映。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无疑依然是小农经济，但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与此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即市场化趋势明显，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获利的多寡确定经营的方式和品种，农商兼具，农商一体。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广州望县，人“多衣食荔枝、龙眼”，不仅“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每亩田可种荔枝20余株，龙眼40余株。荔枝、龙眼成熟季节，“若丘阜堆积”，大批“估人”前往购买，形成颇具规模的荔枝、龙眼产业。并且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制作装载荔枝、龙眼栲箱者，装运打包者，“各数百家”。除此，还有不少的“舟子车夫”皆以运送荔枝、龙眼为生。南海、番禺等县也多种龙眼、荔枝，“龙眼叶绿，荔枝叶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1福建泉州的气候适宜甘蔗的生长，“为稻利薄，蔗利厚”，遂大面积种植，“磨以煮糖”，泛海销售。受厚利的吸引，“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以此“稻米益乏”，“仰给浙直海贩”。2在福建，烟草的种植面积比甘蔗还要大，“闽地二千余里”，烟草“耗地十之六七”，3粳稻菽麦种植寥寥！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不得不“仰食于江浙、台湾”。4实际上，明中叶后，江浙的粮食也不能自给，多来自湖广。福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拉动了长江流域的粮食市场。湖州之民“以蚕为田”，5“凡蚕一斤，用叶一百六十斤”。桑叶除自栽桑树解决外，多从市场获取，“预租别姓之桑”。“蚕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银一两余。”养蚕好处多多，既可“为绵为线”，出售换银，蚕粪还可以肥田，“皆资民家切用”。6郫县所产烟草“特佳”，质量上乘，“业者最伙”，种烟所得利润“过稻麦三倍”。7河坦、山谷广为种植，与五谷争地。在小农家庭的收入结构中，非农收入的比率显著提高。青浦盘龙镇，“俗务纺织”，“织者率日一匹”，“东乡日用所需都从此出”。8松江遍地皆种棉花，“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9无锡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五月，开始忙于农事。“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10小农离开了市场、不走商品化经营的新路，就无法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不少士人、政治家、思想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实的变化，并深刻地形塑着他们的农商观。庞尚鹏（1524—1580年）说：“民家常业，不出农商”。11张居正（1525—1582年）提出了著名的“商农权衡观”：“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12朱国桢（1558—1632年）在观察湖州小农经济运行实态的基础上，认为“农桑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13把商业提高到了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突破了自战国以来占据着社会主流的农商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如此，更有不少人认为，士商之间也非高下悬绝，皆是治生之事。如王守仁（1472—1529年）提出了“四民异业同道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者，犹其士与农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14不论士农工商的职责有何不同，但皆为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所必须，在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同！海瑞（1514—1587年）认为，士、商皆为王道，皆为孔门事业：“今之为民者五，曰：士、农、工、商、军。士以明道，军以卫国，农以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贾通焉而资于天下。身不居一于此，谓之游惰之民。”15“纵商贾、佣工、场圃、夫脚，嗣往兴来，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门事业。”16赵南星（1550—1628年）从社会发展的维度提出了“士农工商皆本”的思想：“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1“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也，其本业然也。”2冯应京（1555—1606年）的观点很明确：“士农工商，各执一业……皆治生之事。”3至清初，黄宗羲对“世儒”抑商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4发出了“工商皆本”的呼喊。其后，类似的看法，若隐若现，不绝如缕，贯穿于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段。经济的变动通过观念的革新对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可小觑。社会意识的变化为商人的价值型职业身份认同的形成提供了有力地文化支撑。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山西商人王文显，其“士与商异术而同心”的理论简直就是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思想的翻版。许侔先对业商合法性的阐释亦与王阳明的“四民异业同道”异曲同工。吴肖甫叫板儒士的底气、语气和赵南星言论的气势相互辉映。他们理直气壮地视业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欲与儒士试比高。制度层面的变化也应是明清商人价值型职业身份认同形成的原因。如商业政策，明清时期的商业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抑商与通商并存，再到通商全面确立的过程。明洪武到万历，抑商与通商并存;至明万历年间，抑商体系坍塌，通商政策确立。入清，延续不断。5但对这种新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估计过高，如小农经济市场化主要还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更为明显和普遍，在广大的内陆以及北部、西部地区，小农经济的市场化还很不充分;新的观念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但远未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万历以后至清，虽通商政策确立，但抑商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多年，人们的抑商心理和行为还具有很大的惯性;6虽经时间的淬炼，“工商皆本”已破土而出，但“商末”的观念仍在流行，并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些因素既是明清商人价值型职业身份认同与工具型职业身份认同兼具的原因，也必然决定在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中价值型认同处于很低的比率。

工具型职业身份认同是固有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与个人生计困境对立、调和的结果。在明清时期，由于原有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商人之所以选择商业作为一种职业，是因为外在环境的逼迫，而非发自内心的自愿选择。这在前引材料中已多有提及。前引方志、文集记载，山西、徽州外出经商者众多，不少人是因为人地矛盾尖锐，人多田少，单单从事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不得不远离故土，与市场风浪搏击，以养家糊口。江西、吴江洞庭山以及福建等地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家境贫穷，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持其力学，才被迫从商的。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的各个商帮中都不乏见。7还有不少人之所以经商是受赋役繁重的驱迫。何良俊（1506—1573年）说，松江府在正德以前，“逐末之人尚少”。嘉靖以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不堪命，遂皆迁业。”“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8人们经商是在外在的压力下而采取的谋生手段，而非出于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工具型职业身份认同的商人高出价值型身份认同的商人几十个百分点，其原因就在于此。总之，人的身份认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三、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与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

职业身份认同无疑是对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的能动反映。但一经形成，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期待就蕴含其中，并对个人行为和社会产生影响。那么，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对明清商人群体自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与明清商人群体在近代的整体衰落又有何关联呢？

明清商人的价值型职业身份认同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期待，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有些类似，即对商业的价值充分肯定，士商异术同心，儒贾相通，“良贾何负闳儒”，“贾何负于农”，业商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之一。商人的这种职业身份认同应该是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群体自身的成长的。他们把经商当作一种事业去经营，敬业、自信，有利于商业管理智慧的积累以及整个商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明清时期的经商大潮跌宕起伏，历时数百年而不衰，惊艳世界，应与此有一定的关系。但极为可惜的是，持此种职业身份认同的商人数量很小，即使是在徽商、晋商中也没有达到20%。据此推算，在其他商帮中也不会高于此数。由于数量太少，这部分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对明清商人群体的历史命运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清商人的工具型职业身份认同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期待，即是对业商既不“好之”，也不“乐之”，甚或“耻之”，将营商仅仅视为一种谋生、或用贫求富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致富或基本目标达到后，经商的原初动力立刻或渐渐消失。这时，如果说他们还有价值的期待和追求的话，那就是“去商人化”。所谓的“去商人化”，就是不再为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商业资本的增殖费心劳神，而是竭尽所能地扮演非商人的社会角色，重塑社会形象，商业资本迅速转化为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持工具型职业身份认同的商人“去商人化”的路径较多。

第一种“去商人化”的路径就是由商而仕，立于官宦之林。明清时期的许多工具型职业身份认同的商人进入仕途的路径有二：一是参加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追求，深入到了人们的骨髓和血液。权力成为人们无法摆脱的魔咒。明清时期的许多商人也无法例外。他们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走上业商之路的，业商并非其所好，常常因为没能业儒而遗憾，生活于无限悔恨之中，对官场充满向往，欲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光耀门楣。明清两朝人口大幅度增长，而科举名额并未相应增加，科举考试竞争激烈，成功率不高，“士而成功者十之一”，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多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者。广东顺德县志就记载这么一位。梁炜，字震科，清顺德碧江人。母亲李氏“精熟诸史”，有见识，明大义，世称“菉猗女史”。梁炜自幼即受教于母。然“以孤贫不能竟学，去而事贾，走豫章吴会间，遂致巨富”。物质的富裕并未抚平幼年的贫穷带给他的创痕，“自伤失学”，于心不甘，乃率其子“习举子业”，希望能平步青云之上，但“三赴棘闱不售”，父子俩3次参加乡试皆未考中，名落孙山，愿望未能达成。1这决非个案。当然，凭借过硬的本领奋进科场，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进入官僚队伍的行列的也是不少的。孙枝蔚，字豹人，陕西三原县人。状貌魁梧，性情刚直，“世业盐筴”。崇祯甲申年（1644年），“走江都学贾”，三致千金。一日，他忽自悔曰：“丈夫當读数千万卷书耳，何至龌龊学富家为！”于是，折节读书，以诗名世。其为诗沉雄奇古，兴至即书，不事雕饰，“而意致洒如，自命在杜韩苏陆诸公间，余子不屑也。”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1634—1711年）对其诗歌成就评价亦甚高：“古诗能发源十九首汉魏乐府，兼有温储之体，以少陵为尾闾者，今惟先生一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时，举博学宏词科，授中书舍人。2李湜，字湛源，清云南嵩明州城人，家贫，白日“售盐于市”，夜晚执卷，苦志灯窗。天道酬勤，继而“游泮登科”，官马龙州学正。1金光辉，字洊文，清晋江人，跟随伯兄迁居厦门港。母亲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筋肉萎缩，家境贫穷，17岁辍学，托身市廛，然一有时间即手不释卷，坚持学习。十年之后，“籍学食饩”，再次走上业儒应试之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选充贡生，升入国子监读书，2初步取得入仕资格。在科举入试之路上艰难地攀援。二是捐输入仕。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条件的，则以经商积累的资财捐得官职。郭廷元，字辅臣，清陕西华州罗纹里人。8岁丧父，幼年曾入私塾读书，每遇师傅讲到“孝弟”二字，“恒三复不置”，反复玩味。16岁时，因家窘废读，奉母命就商。母亲年近六旬之时，辞归奉养，捐从九品官衔。在心理上满足了做官的夙愿。生育二子，次子耀奎较有读书禀赋，送入州庠读书。3汪楷，字南有，一字皆木，清浙江萧山人。少学举子业，屡试不利，弃儒研习法家言。既而感慨：“刻深者不祥，惧损吾福”，又弃法为贾，颇得赢余。除以余羡置薄田百亩，嘱弟收租以养父母外，纳赀为官，选得河南淇县典史。4儿子汪辉祖，乾隆四十年（1775年）中进士，为清代廉吏、学者、藏书家。

第二种“去商人化”的路径是潜心为学，勤学苦读，以文行经术、渊博知识济世。赵秉乾，字健堂，清咸宁县人。好读书，“不喜帖括”，酷爱临池习字。然“家不中资”，且三个兄弟皆“专力于学”，家计益艰，遂毅然服贾，奔走四方，但仍读书习字不辍。尝舟泊芜湖，机缘巧合，邂逅著名书法家钱泳（1759—1844年）。钱泳，一号梅溪，工诗词、篆、隶。秉乾与之畅谈书法，得其指点，颇获教益，技艺大进。40岁后，杜门不出，“惟临摹汉碑苏帖以自娱”。性好菊花，工书、画菊，款门求书画者络绎于途。闲暇光景，则与二三故旧友朋，把酒论诗，评书读画，颇有“林下之风”，5极具风度和才华。马居敬，清陕西盩厔县遇仙里人，家世业农。至居敬，始“奋然力学”，读书业儒，或劝其参加科举，他说：“吾两亲皤然，而甘旨不给，何以名为！”乃远贩营商，逐什一之利，以供菽水。后父母相继逝世，弃贾而儒。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十一年（1692年），关中饥馑，携带家眷就食汉南。晚年尤好《周易》，著有《二水集》。6丘兆祥，字吉菴，清大荔县大壕营人。世代力农，读书数岁，家父令其服贾，店中掌柜对其器重有加，多有照顾，但内心确实不愿业商。一次，故意打破店中之甑，因“被摈归”，终得解脱，一意读书，不曾稍有懈怠。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后学有所成，设帐授徒，循循善诱，赖以成名者数十人。尝云：“士不能出而治世，亦当处而励俗。”民国十六年（1927年）卒，著有《三国演义节要》《处世格言》。7他们在经学、诗歌、绘画、书法等领域取得不菲的成绩，成为名噪一时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为艺术的百花园增添了醉人的芬芳。

第三种“去商人化”路径是寄希望于后代，尽最大努力为子孙业儒创造条件，多方督促子孙后代走上业儒之路，获一官半职，扬名显亲。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孙继承父祖之业继续经商。徐应中，江西人，万历年间，到楚雄贸易，遂落籍楚雄，安家此地。楚雄有青龙河，夏秋季节，河水泛滥，“行人多溺”。为方便行旅，出千金建成石桥一座。两年后，一次河水暴涨，不幸将桥梁冲塌，应中“回藉鬻产”，筹集二千余金，重新修建。他不仅广行善事，而且子孙后代的教育也颇重视，生养三子，皆登仕籍，其孙达乾更是出类拔萃，康熙十二年（1673年）中进士，任吏科给事中。权财并盛，成为当地巨族。8萧瑶，字篠庄，明福山县中前所人。先世为江西太和人，明初，始祖茂远以军功授总旗，戍登州卫中前所，后隶县籍，世代承袭军职，至萧瑶已传七世。萧瑶幼业儒，以家贫去而治生，仍嗜学不辍，出入往来，循循儒者少年。好为义举，明季曾于宁海州，设典铺一座，资本巨万，经盗贼劫夺，所余衣物大约尚值数千金。州人夙服其义，争为守望，萧瑶命贫民随意取之。时值严冬，海乡风紧，路人披棉，由衷感激，曰：“此萧公赐也。”一生喜施与，所遇不吝，而自遗甚薄，每训诫其后人曰：“吾少贫，不得已废学，去为商贾，未尝作一欺罔事，往来南北都会，谨饬自好，从未屈膝公庭，尔等一志读书循理，好自为之，他日凭藉有基，当不在此余产之几微也。勉之，勉之！”1勉励后人读书向学。王鲲吉，清永济县城里人，幼业儒，稍长，随父服贾于外。父亲虽以业贾致富，然最重儒，临终嘱鲲曰：“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至于商末道耳！教子弟务以读书、力农为业，商非所急也。”父殁，“哀毁骨立，葬祭如礼”，恪遵遗言，择子弟之秀慧者，为之延聘名师课读。厥后，弟弟萧煜及子侄相继入庠。2读书以求仕进，蔚成风气。李争艳，幼年失恃，亲生母亲早逝，侍奉继母史氏以孝闻。年十五，从师读书，寻以亲老，力耕以养。康熙三十年（1691年），岐山发生饥荒，奉养无资，嘱咐季子照看双亲，而自己与长子炳生贩米汉中。虽身处艰难困苦之中，必督促炳生力学以显亲。炳生不负父望，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中乡试。3周恕，字推己，明凤翔县文昌里人。少业儒，“以家计弗赡”，遂商于维扬。不数年，获利万金。但对业儒未曾一日忘怀，谓子孙曰：“商而富，不如儒之贫。”似对业商的价值选择怀有悔恨之意，遂延师教育子孙。其后，周家科甲相继，为凤翔望族。

第四种“去商人化”的途径是成为乡贤。在他们经商成功后，回归乡里，热心公益，广行善事，扶危济困，兴修堤堰，筑路造桥，修建学校，回报桑梓，并凭借财富的优势地位获取社会声望，进而掌握乡村治理的话语权，教化村民，调解纠纷，以及组织村民抵御匪患，整顿乡村社会秩序，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一极。李景文，字仰山，清槐园村人。幼失怙，事母至孝，性格沉毅，胸怀远大志向，读书不屑屑于章句。年十二，慨然自奋曰：“大丈夫不效法名将，封侯万里外，负此七尺躯矣！”师从叔父李吉菴练习骑射，“技力超迈”。年十八，“冠童军”;19岁举于乡，中武举。会试时，以足疾未能“终场”，时论惜之。“嗣以世业羖皮生理”，乃躬赴蒙古、陇北经商，并借以考察西北边防情势。年逾不惑，喟然叹曰：“不获作一朝名将，当勉为一乡善士。”于是，凡属义举，无不力为，亲友待以举火者十余家;遇婚葬等红白喜事，尤佽助无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生饥荒，自动散粟十余石以济乡里及亲戚之贫乏者。5翁宏庆，明楚雄府人，家庭极贫，天性孝顺，贸易养母，“隔日必竭力具酒肉”。母亲病故后，孑然一身，倾力行善，诸如“募化修桥，买物放生，检方救人”之事无不为之。财物散尽，“自甘冻馁”。6黄嘉祥，字启祥，清下外人。天性孝顺，四岁失怙。稍长，“就学母族”，依外祖父读书。因思家贫，恐母亲生计不逮，遂废学业贾。稍足自给，即为外祖父修建祠屋。居乡好义，赈荒筑堤，“恒为之倡”;人有负其金，度力不能偿，“即破劵与之”。7李永橘，字端成，清广东儋县王五墟人。初与人合伙经商，招来远近，颇获巨赀。即作急流勇退之想，“遂分伙归”，泊然寡营，不置田，不构屋。恬退知足，好善乐施。亲友婚丧，穷者皆赒给不索值。8杨懋，字季芳，清连城县人，容貌魁伟，词色温恭。壮岁懋迁货殖，若不经意者。50岁即传家长子，自以芒履、羽扇优游林谷间，有人以田还债者，令其子坚辞之，宁让息不受田。1许元旺，号德正，清大麻甲人。少读书，屡试不售，弃而业商。家少有，遂隐于耕。为人朴诚谨厚，乡人多爱之。凡睦族敦宗，息争解忿诸善行，咸乐为不倦。2张升鼎，字羡曾，号毅立，清广东大埔县东文部人。性孝友，因家贫弃儒就商，公正不欺。稍有赢余，乐善好施。赈穷恤乏，尤敬儒士，乡试各赠资斧，人多感之。其子承源继鼎志，倡议造茶阳公所，买义山建厉坛回春馆，以便旅客。及黄塘水永济桥，凡渡田平粜，皆有赠助，以从九封鼎为登仕佐郎。3王之林，清潼关县人，少家贫，卖菜为生。好施济，有以饥告者，虽持一日粮，必分给。后稍足衣食，常以不读书为恨。病革，命其子长庚捐金，引周公渠水入凤山书院，作池注焉。长庚好义如其父，有负债不能偿者，召之给其券，其人感谢而去。4李坤元，字厚菴，清陜西大荔县杨村人。幼贫困，艰苦备尝，酷嗜读书，负薪歌吟，不计鄙夷。兵乱旱荒，终未辍学。事母诚孝，屈己营商，惟恐养有不逮。同治五年（1866年），以府试首名入庠，饬躬授徒，里人钦其品，举以办公，热心公益。凡筑城堡、办赈捐，无不集思广益，洁己奉公，建多公祠以报生，成立文昌阁以进文化。每一义举，必为文字以刊石垂后。又为村中严立条教，俾循循礼法之中。所居与朝邑邻，以地界蔓讼，两邑宰均谕令解和，卒能无偏无党，彼此悦服，官为赠以“风度端凝”匾额。岁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刀匪劫掠行旅，杨村设鸿义局，举坤元为总绅练团防剿，匪闻之，相戒以无入李先生辖境。事讫，以余款设鸿义学塾。性和敏，判事曲直，数言立决，凡忠义、节孝事，为文详细录记，裒然成帙。

第五种“去商人化”的途径是回归土地，购置田园，农商兼资。时人普遍认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富形式，它不怕贼偷，不怕火烧。因此，许多商人奉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将在商业领域积累的资本用于购置土地，收取地租。这在论及明清商业资本流向的论著中，多有述及，在此不赘。

上面我们把明清商人“去商人化”的路径划分五种类别，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实际上，这五种类别是互有交叉的。如培育子孙业儒的，其目的也是做官，也购置有土地，也热心公益，利人济物;另如一心向学，以文行经术济世的，也具有仁爱之心，急公好义;乡贤也培育子弟奋进科场，占有土地。等等。但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大的趋势，“去商人化”是该商人群体目标价值追求的总体特征。持工具型职业身份认同的商人在“去商人化”以后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官员、慈善家、乡村社会精英、地主。他们有时候可能是多种社会角色兼具，然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极少。按照对徽商、晋商的粗略统计，持工具型身份认同的商人约占到商人总数的70～80%以上。他们的“去商人化”使该商人群体从整体来看缺少一种持续经商的动力，市场经济的洗礼没能塑造成他们的新的商魂，大多数又回到了出发时的体制，这就难以希冀其开辟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了，发端于15、16世纪的商业大潮在近代的落幕似已成为必然。如将明清商人群体在近代的整体衰落仅归咎于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挤压和战争的破坏等因素的影响，则会遮蔽对明清商人群体自身特质的清晰认识。

[作者张明富（1964年—），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400715]

[收稿日期：202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