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笔记十六条

自由主义的兴起

1.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胜利的时期也正是近代国家胜利的时期，自由主义与近代国家通常双双被视为判断现代性的标准。为何？自由主义面对的是贵族、君主统治，若要拆除古老的权威结构，自由主义要利用国家权力来拆除累世遗传的权威结构。自由主义者利用国家权力来拆除累世遗传的权威结构，亦蕴藏着危险，但他们当初瞻望一个解除管制的未来，有理由信心满满。在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唯一具备正当性的暴力形式将是国家行使暴力，由国家在法律形式之下运用暴力拘捕惩罚作恶之徒。自由主义让国家垄断暴力，后来却又付出惨痛代价。

2.启蒙运动那些新的道德科学与社会科学，异口同声说人类的生活被过度管制。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的世界由一系列自然而然环环相扣的和谐系统构成——这种思想与基督教牧领思想不同，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也不同，亚当·斯密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是这种信念内涵的缩写。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者的这个信念，是牛顿以来就不断酝酿的一场巨大知识革命。旧观念说如果放着人不管，他们会胡作非为，新观念说放着不管，人类的生活大体上会相当和谐。在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中，这上帝要人和谐的观念被化入一套形式既美且精的体系。

3.自由主义基础在个人主义，因而经常招致批评，指自由主义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论。经常有人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个人的自由抉择为基础）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也以个人的自由抉择为基础）不足以提供一套连贯的理由，说明自由主义社会何以能维持平衡不坠。这种批评失之肤浅，因为未能考虑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有志改变的是陈腐的旧贵族世界，也没有看见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历史层次：在启蒙思想中，自由主义与理性——个人的理性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理想的人将会生活于一个依照理性原则组织的世界之中。在现实层面，对进步与秩序的信仰，对贵族的反叛，使得自由主义成为很多人的信条。另外，自由主义之上，是民族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曾经毫不怀疑民族主义将带来世界和谐。

4.自由主义与三种经济：自由主义道德经济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自然权利的传统与功利主义（自然权利的传统导向了自由民主，功利主义则引起许多争议，但长久不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社会的精密化运行，国家不应对经济进行不当干预。旧体制下，贵族攫取了不属于他们的财富和利益，不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自由主义国际贸易：在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里，贸易将成为新的外交关系；每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当然要各凭本事，尽己所能，但不必全副武装，张牙舞爪。

5.前近现代世界里，代表制是一回事，民主是一回事。自由主义既非激进民主，亦非极端保守。自由主义要何种代表制，法人还是个人？自由主义本身源出启蒙运动个人主义，理当指向个人代表制，但自由主义又强调自由与理性的关联，因而认为民主应该从长计议。过于仓促普及选举权，只会使自由主义左右两边的敌人得利。选举权的扩张必须配合教育普及的步伐，届时新获选举权者才会有能力公平判断自由主义，知道自由主义的信念体系是能获得社会所有阶层尊重的体系。这种对民主的审慎，与启蒙运动本身对政治的审慎乐观是一致的。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的看法，本身就容易产生自由主义这种改革主义而非革命的气质。

自由主义的成熟：边沁与穆勒

6.教会和国家是边沁主义的强敌，边沁主义在理论层次与实践层次上，都对固有宗教——新教与天主教——构成挑战。边沁主义认为道德的基础在于促人产生幸福，避免制造不幸，质言之，人在心中想来就是边沁主义者。亦即，所有道德立场根本上都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应用于政府，其十足的激进含义才清楚显现。政府的功能如果是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政府不能无作为。

7.边沁主义者面临民主而多迟疑，原因部分出在功利主义本身起源于启蒙运动，部分在于，原则上，任何开明而中央集权政府都可能将功利主义的改革计划付诸实行。有相当长的时间，开明专制是18世纪改革家认为最好的选择。民主对边沁主义者并非原则问题，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边沁主义的民主立场仅要求承认选民有要求政府增加他们幸福的正当权利，以及身居统治权位者大体上都想继续掌权。这并不是多么困难的让步，而且与必须主张上帝给人政治权力的自然权利学说颇有不同——与保守主义者的妥协（功利主义在英国的流行，与产生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颇为不同，而后世往往只记住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及其变体）。

8.民主人士（功利主义除外）忘了，民主有赋予国家正当性的重大效果。有些民主派认为民主是将国家置于人民控制之下的一个方式，但是，当国家的行动已越来越被看成人民透过他们选出的代表的行动，因为那些行动是他们授权的。在越来越成气候的民主里，要设计真正有原则的论点来反对国家干预，甚为困难，因为所有对民主政府的巨大行动范围提出质疑的论点，都可能被说成个人或团体为了维护特殊利益而提出的偏颇要求。还有一个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最高会议里，未启蒙的意见将会压过启蒙了的意见。

9.穆勒所处19世纪，欧洲权威危机大爆发，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穆勒认为，给人民投票权而将他们带进体制之内，能使他们成长进步。这要时间，却是未来进步的希望所寄。政治代表制度里的民主政治，是实践自由的理想场地。穆勒有时候将自由与进步混为一事，认为只要有自我发展，自由必定与之具在。自由主义从来最为珍爱的，是人类的意志自由与认知自由。这样的自由概念，所谓新自由主义者可能根本已经丢弃了。（自由民主概念的融合是需要公民政治教育的）

自由主义的成熟与式微：斯宾塞、萨姆纳、格林

10.自由主义里有一个始终未解的、根本致命的矛盾，特别是边沁主义版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既能支持国家干预，也能反对国家干预，但看运用。你可以辩陈国家插手社会改革，最能增加人类幸福的总量，你也可以主张国家放手，让社会在不受实证法阻挠之下追求它自己选择的幸福形式，最能增加人类幸福的总量。“哲学激进派”走这种路线，一面说不喜欢经济上的管理，一面以公共福祉之名推动各种管制机制。“政治经济学”形式的古典经济学导致19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者远离经济干预主义，但是，根据严格的功利主义观点，如果经济上的管理证明会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上”就没有理由说国家不应该管制经济。

11.在自由主义逐渐转向主张国家在理论上、实际上应该扮演更强大角色的19世纪下半叶，斯宾塞强烈觉得有必要重新树立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哲学。社会进化论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日趋复杂，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透过自发的进化过程引发的社会功能分殊化而作用，能够和谐地自运行，相反，国家仍然透过粗糙的实证法机制，靠强制力量或强制力量的威胁在运作，国家的干预往往有害经济。

12.柏克以来，英国的保守主义传统里一直有些与斯宾塞有机主义相近的成分，但这相近只是浮面的，斯宾塞的激进与柏克的保守，差异甚巨。柏克有条件支持自由贸易与国会改革，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用心避免区分“国家”与“社会”，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根本要义所在的一项识别。柏克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统治一个社会的那些机制是那个社会的有机生命所在，将这部分从一个社会的其他部分切开，这个社会就像无头之躯。斯宾塞以有机论点反制柏克式的英国保守主义，反制一切强调国家中央权威的保守主义。

14.斯宾塞与许多19世纪的社会政治思想家一样犯了个错误，以为工业社会及其政治只可能有一种未来。斯宾塞主义忘了他自己阐扬的一项原理：调适是生存之钥，斯宾塞的进化主义，以及帕累托、莫斯卡及米歇尔斯的经营理论都让传统精英一面求变，一面仍然紧执他们一些反动的政治与宗教观念，同时以毫不放松的手段，将他们社会里有用于战争的层面加以现代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靠工业化而壮大的强权之间的战争。斯宾塞语言工业社会必然和平。他的预言终于废墟之中。1914年以后，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仍用武力解决。

15.自由主义与国家成为莫逆：格林往德国唯心哲学方向修正自由主义。19世纪初叶，主轴是自由主义者（赞成者称之自由主义者，不赞成者管他们叫激进分子）对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大致上要求人类生活少受管制，保守主义大致主张，人的生活，从国家以下到家庭，应该加以威权式管理（边沁主义各边都沾一点）。到世纪末叶，各方所争，不是应该支持或反对权威，因为大致除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人人都承认以人民意志为基础的近代国家具备正当性，无论人民的意志在实践上经过怎样的稀释。世界末叶，政治辩论的主题变成那个具备正当性的中央权威，其用途应该如何，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生活应该管制多少。“个人主义者”说应该“非常少”，“集体主义者”说应该“非常多”。当然，干预主义也分为消极干预与积极干预。

16.格林的干预论，以及自由派的整个集体主义，其实不外边沁主义的积极面披上欧陆唯心主义的外衣，变本加厉而来。黑格尔主义其实与边沁主义同时代，所以，格林的牛津唯心论是两套旧有观念结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