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在内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BMAC文明对贸易显然也存在很强的依赖性，自然会在艺术品上展现出四方来风，继而又经由艺术家的惊人创造力，以及财富所带来的巨大活力，终而融合为一致的、全新的意象。因此，在探索BMAC的印章世界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谜团，有一些甚至是考古学和艺术史上的公案。不过也正是在解答这些谜题的过程中，我们会对这个文明的魅力有更为深入的认识。BMAC实心阳文铜印多为实用具，不仅用于封泥，在陶器上也有其留下的痕迹。陶器焙烧前钤印的工艺，在拙作“印度河谷文明印章体系”中已有叙述，起源于地中海东岸，并通过欧亚草原传播到伊朗东部、中亚乃至印度河谷，其上的印戳包括铜印和实心阳文铜印等。
BMAC镂空铜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伊朗东部这种印章和其他类型的印章一起在好好使用着，但中亚地区，尤其是巴克特里亚几乎未发现它们在封泥或陶器上留下的任何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印章使用的材质和场合与传统的完全不同。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遐想的空间。
镂空阳文很适合配合染料使用。这意味着这些印章有可能是直接盖在织物，甚至是人或动物的皮肤上的，这些材质通常在墓葬中保存不到今天。这让我们想起近代印度教中使用的一类法印，教徒们往往在身上涂上白色石灰后再加盖印章以形成临时的“纹身”，而这些“纹身”则成为他们冥想时和诸神沟通的媒介。BMAC镂空铜印是否有着类似的用途呢？
然而我们还可以联系到另一个事实：既BMAC文明盛期，巴克特里亚出土的镂空铜印多为大尺寸的精致品，其工艺水准远超其他地区。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里，镂空铜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礼制”的象征物或官僚体系的等级标记？
BMAC镂空铜印一组（可参看“形制篇”）
BMAC镂空铜印一组（可参看“纹饰篇”）
BMAC文明的遗物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和巫蛊传统，这些铜印也可能作为宗教或巫术仪式的“法器”使用，而在某些宗教核心区域它们可能得到了更多艺术家的关注。我们在最为精致的那些印章上看到了大量神祇和异兽的形象，或也可为一个旁证。
被“划伤”过的妖魔塑像
可能用于某些“驱邪”仪式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口缘饰猛禽金杯
可能用于宗教仪式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镂空铜印上的女神和龙（可参看“纹饰篇”）
遗憾的是，巴克特里亚所出的镂空铜印绝大部分为盗掘或地表采集而得，其来源信息佚失殆尽。土库曼斯坦的考古工作显示仅有小部分镂空铜印用于陪葬，而不少则来自宗教场所遗址和精英阶层的居址，暗示着上述二说都有可能。至于真相，或许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揭示了。
关注域外印的朋友多少都听说过“安诺印（Anau Seal）”这个名字。“安诺（Anau）”是位于马尔基亚纳地区的古代城市遗址，离那玛兹加（想不起来的去看第一篇）和阿尔丁特佩（Altyn Tepe）这些大遗址都不远。
安诺遗址位置
这枚煤精印章是2000年的时候在遗址地表采集的，其最大特点就是看上去像汉印，许多学者试图解读其上的三（或四）个字符，还有联系印度河谷文字，殷墟出土印章、以及尼雅遗址（精绝国）所出的“司禾府印”（汉代）等对其用途、风格源流等作过各种推测分析，也可谓百花齐放但终无结果。这里笔者就不一一复述了，大家自可去知网、academia、sci-hub或JSTOR等平台搜索。由于是孤件，早年就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现在学术界对其的态度也比较暧昧。
“安诺印”的发现确实吸引了一批国内外学者关注起了中亚青铜时代文化和中国的早商甚至商前文化的关联（当然此前“西来说”的秉持者对此就很热心了）。其中就有人注意到BMAC铜印中常见的十字纹饰和二里头、齐家文化的一些器物上十字纹饰的关联。不过这个论据尚欠力度，毕竟十字在泛亚是很常见的纹饰，也无法整理出详细的源流。
出自偃师二里头的镶嵌绿松石铜镜（上图）
和上海博物馆藏商代铜钺（下图）
均带有十字纹饰
图片采自【Fitzgerald-Huber 1995】
除了十字之外，其他还有一些关联的例证。比如下图的这种花纹和甲骨文中的“巫”字相近。不过这个顶多说明中国早期的巫卜文化和中亚的巫术/宗教文化可能存在一定关联，因而在象征符号上有所借鉴。
BMAC镂空铜印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现在看来，中国境内出土的BMAC印章可能是一个突破口。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官方并没有作过这方面的统计。Susanne Baghestani撰写的一份报告收录了青铜时代中亚、伊朗东部和中国北方有（国外）官方记录的阳文铜印（都是线描图），其中包含了塔里木盆地找到的一件（“形制篇”提到过），以及鄂尔多斯发现的一批。前者可靠性较高，后者绝大多数来源不可靠，因此出土地不一定在国内，而且很可能和元代的景教印混淆。所以现在我们并没有可靠的研究样本。不过将来的考古发掘以及对现有资料的进一步筛查或许可以有新的发现。
无论如何，就地缘关系来看，BMAC文明和中国直接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经由游牧文化（如安德罗诺沃等）进行物资乃至人口的传播，并交流一些技术、想法和艺术元素则完全有可能。
BMAC铜印和景教印的混淆也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两者确实有一些实例在纹饰上非常接近，那么是否存在“摹古”的现象呢？其实两类印章实物的区分并不太难，更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统计或许也可以揭示出一些规律。
景教印，其中马尔泰斯十字和对鸟（图中无）
同BMAC的风格非常容易混淆
（可能是香港大学的藏品）
地中海沿岸以及爱琴文明相比东方更为遥远，但是因为两者在图像印传统上的相似性，以及考古发掘资料的充沛，关联证据反而更为丰富。Sarianidi就曾经试图将BMAC印章上的猴头人、鹰头人等和爱琴文明中的兽头女神关联起来。
参看纹饰篇
米诺文明滚印兽首女神
出土于塞浦路斯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盘卷的线条和迷宫（Labyrinth）纹样最早出现于米诺文明早期的印章和陶器，后来风靡地中海周边（比如埃及的圣甲虫）。在巴克特里亚出土的一件蛇纹铜印的背面出现了非常近似的盘卷线条纹样——这里表现得当为BMAC文明的蛇元素，但在造型上很可能借鉴了爱琴文明的纹样。
卷草最流行的区域在叙利亚，但是具体到单体螺旋或对螺旋纹，则米诺文明的陶器上也出现得也非常早。再往前追溯的话，四头螺旋之类欧亚草原上流行的纹饰可能都源自地中海的东北部（小亚细亚沿岸、爱琴海域等）。
米诺文明陶器上的螺旋纹
早期米诺III期，2300 - 2000 BCE
至于特殊的多棱印和透镜式双面印等形制，在形制篇已经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就上述证据来看（实际上Sariadini在其论述中提到了更多证据不过这里只列举了和印章相关的一些），爱琴文明和BMAC文明的联系显然是存在的。然而，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这种联系的形式和频度都难以把握。换个角度来看，爱琴文明和小亚细亚有非常密切的文化、贸易和政治交流，我们熟知的特洛伊战争也正是爆发于两者之间的。小亚细亚位处欧亚草原的西侧，因此我们在BMAC印章上看到的很可能是经由小亚细亚“过滤”和欧亚草原传播而来的爱琴文明的“投影”。1700 BCE（一说1900 BCE）以后BMAC文明突然衰落，最终被南下的游牧民“鸠占鹊巢”，其中来龙去脉也是一个谜。早年的观点是印度-雅利安人的入侵导致了毁灭，但这一观点早已受到各种挑战：比如定居的安德罗诺沃人口早就进入了BMAC文明中，并成为其建设者；再比如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战争或屠杀的痕迹，反而很多聚落维持着运作，只是物质文明上逐步转变为了入侵者的。有学者推测衰落和青铜时代晚期的大崩溃有关，但时间上不是太对得上。确实，1700 BCE前后中、西亚的政治局势发生过大范围的动荡。南方的印度河谷文明，西方的古巴比伦王国都是其受害者，甚至征服古巴比伦的穆尔西里一世（古赫梯国王）也是因为后方局势不稳才草草结束了南征。有学者认为这场动荡和气候变异或其他灾害有关，不过并非导致青铜时代崩溃的那一系列灾害。近年来，单一因素决定论已很难为人接受。BMAC文明的衰落可能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以及政治局势动荡可能酿成了更大的恶果，比如贸易断绝、人口严重下降等。这对于高度依赖贸易的文明——印度河谷、波斯湾以及BMAC都是致命的。尤其是在前2000纪早期，这三个文明早已形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因此一损俱损。气候变化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游牧-定居分界线的变动。前2000纪晚期不少中亚城市筑起了高墙，传统上认为是抵御入侵的游牧民的。然而游牧的印度-雅利安人群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显然更强于旧居民，而旧居民中因天灾人祸产生的流民也是巨大的威胁，这种冲突融合的具体过程自不能简单定性，但无论如何，其结果是游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占了上风。融合的人群重新适应了中亚南部的生活方式，却也彻底改变了文化面貌。
相比中亚南部，印度河谷地区在印度-雅利安人来到前就已分崩离析，因此更无冲突的迹象。本和BMAC“一衣带水”的伊朗东部，也可能早早被埃兰王国收入囊中，因而在这场动荡中侥幸得免。1500 BCE之后，中亚南部出土遗物中埃兰、两河的影响明显加剧，或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对BMAC文明崛起和消失的历史，现在根据考古资料“脑补”的比例还是很大。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以及其他分析手段（如：分子人类学等）会揭示出更接近真实的图景，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掌握BMAC印章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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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汪海岚，韩香（译），安瑙印章及其引出的问题，《西域文史》第六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