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友：刘文典先生的居滇岁月

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文典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文史大家。从1938年入滇到1958年去世，刘文典先生在云南度过了其生命中的最后20年。作为学贯古今的硕学大儒和特立独行的狷介名士，刘文典先生在云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既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喜闻乐道的学林掌故。

青年时期的刘文典

刘文典先生，字叔雅，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幼入教会学校学习，打下良好外文基础。1906年进入设在芜湖的新式学校安徽公学学习。在安徽公学，刘文典受到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陶成章、柏文蔚等风云人物的深刻影响，思想学业皆有长足进步。同年，刘文典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日本，刘文典结识了身兼革命家和学问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太炎），成为章门弟子，随章氏学习《说文》及文字音韵之学。

辛亥革命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与一些革命党同人在上海创办《民立报》，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建设宣传呐喊。1913年，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当时跟随在侧的刘文典也同时遇刺受伤。之后，刘文典再入日本，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处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1916年后，有感于时局的动荡混乱，刘文典决定远离政治，转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

1917年，受北京大学之聘，刘文典出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同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担任英文编辑和翻译。在学术研究上，刘文典决定主攻古籍校勘整理工作，并选择《淮南子》为首校之书。1923年，刘文典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此书由胡适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序言中，胡适指出：“叔雅此书，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在整理古籍的同时，为了向中国社会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与方法，刘文典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自然科学著作，如日本生物学者丘浅次郎的《近化与人生》、德国学者海克尔的《生命之不可思议》等，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1927年，刘文典受邀出任安徽大学筹委会负责人，主持校务工作。次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亲往视察，要求对罢课学生予以惩处。在蒋召见刘文典时，刘文典看不惯蒋介石的不可一世之态，对蒋只称“先生”不称“主席”，并对蒋介石要求惩处学生的指令予以拒绝，顶撞蒋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并斥蒋为“新军阀”。为此，蒋下令将刘文典扣押，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最后，在安徽各界的声援和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力保下，刘文典才得以“即日离皖”的条件而获释。经过这一事件，刘文典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傲骨与正气赢得全国各界的敬佩和赞扬。其师章太炎先生亲书“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的对联以赠，称赞其气节如同汉末三国时的名士祢衡（正平）、嵇康。鲁迅先生在1931年所写的《知难行难》一文中也记述此事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对刘文典的行为加以赞许。

刘文典离开安徽后，回到北京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在北大执教，1929年转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此后的10年间，在教学、行政工作之余，刘文典勤奋治学，成绩卓著，完成了《三馀札记》《庄子补正》等著作。《三馀札记》共4卷，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1938年出版。《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的代表作之一，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庄子补正》所作序言中指出：“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对《庄子补正》的学术价值及方法论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

刘文典先生自从转入文教事业后就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作为一位早年参加过民主革命运动的爱国志士，刘文典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忧心如焚。“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典的长子因参加抗日请愿活动而患风寒去世，丧子之痛益发增强了他对暴日的愤恨。为此，他夜以继日地抓紧翻译有关日本的资料，以为抗敌之助。根据清华学生的记述，一天刘文典去给学生上国文课时，精神萎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原来是昨天晚上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清华园也落入敌手。根据政府的决定，北大、清华等校南迁长沙、继而迁往昆明办学，师生也分途南下。刘文典因事未能及时南下，从而处于日军的威胁利诱之中。日军多次托人请刘文典出任伪职，遭刘文典坚决拒绝，引起日军的愤恨。日军继而两次对刘宅进行搜査，刘毫无所惧，绝口不讲一句日本话，以在敌人面前“发夷声为耻”。他认为对士人来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1938年初，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抱着牺牲性命的决心，经海道从天津、香港到越南海防，再从海防来到大后方的昆明，其间艰苦备尝。几年以后，当刘文典听说著名作家周作人因为“家有老小”而不愿南下，以致最后委身附敌的事情后，愤恨不已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吴晓铃：《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1938年初，刘文典来到云南，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当时，联大因昆明校舍不足，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于滇南蒙自。从1938年5月至8月，刘文典随文学院在蒙自授课。不久，夫人及次子也从北平辗转来到云南。在蒙自，刘文典与同任文学院教授的陈寅恪先生最为交好，在学问、品格上相互敬重。刘文典曾说，西南联大文学院有“两个半”真正的教授，陈寅恪是其中一个，而刘文典本人只是半个。（刘兴育、邱从民：《陈诗刘字成双绝》，《春城晩报》2000年12月14日）可见刘文典对陈寅恪敬佩推重之深。在蒙自期间，陈寅恪有感于国家危亡身家不幸（陈父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忧愤而逝），作蒙自南湖诗一首，以景抒情，借物咏志，抒发内心沉痛忧伤情怀。其诗曰：“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关山几万程。”刘文典看到这首诗后，心有同感，特亲笔抄录一份，赠送给对联大办学帮助甚多的蒙自当地学者马竹斋。这篇陈作刘抄的诗稿原件今存于蒙自县档案馆。

联大文学院返回昆明后，刘文典先生继续在中国文学系执教，主讲《庄子》、《文选》等课。作为一所汇集众多名师的大学，联大的教师皆是一时之选。即使是同一门课，不同的教师其讲授方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在联大，讲过《庄子》课的还有冯友兰先生，冯先生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而刘文典先生则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讲授。作为《庄子》研究专家，刘文典先生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信。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古今真懂《庄子》的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自己，其他还有半个……。在联大，外国文学系教授吴宓对《红楼梦》十分钟爱，曾以西方文学的有关理论对《红楼梦》进行过研究，并在联大开办《红楼梦》讲座。刘文典对《红楼梦》作过许多考证和索隐工作，颇多新见，为此，也在联大举行《红楼梦》讲座，暗含与吴宓唱对台戏的意味。对于刘文典《红楼梦》讲座的情况，一些听讲者作了这样的记述：刘先生原定在小教室开讲，因人多而改在大教室，后因听讲者实在太多，又改在联大校园广场进行。天将黑的时候，广场上坐满了听讲的学生，临时摆设的一副桌椅，成为演讲的讲台，讲台上燃起照明的蜡烛。刘文典先生穿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椅子上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椅旁，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先生从容喝完一盏茶，然后霍地起立，一板一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都够了！”于是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马逢华：《忆西南联大几位教授》，转见黄延复：《刘文典逸事》，收入《刘文典传闻轶事》一书，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其结论为：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即看中薛宝钏（花溆反切为薛）而非林黛玉（蓼汀反切为林）。

作为一个至情至性的学术大家，恃才傲物、言词尖刻是刘文典先生个性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据刘的弟子张文勋先生回忆，刘文典先生生前不止一次说过：“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确实，对于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他推崇备至，自甘居下，而对于他认为没有学问的人，则鄙视挖苦。刘文典认为文学创作不是学问正途，因此对于一些以文学创作而名世的同事，刘文典对他们另眼相待，有时予以嘲讽。当他得知一位以湘西题材文学创作而知名的后辈学人被提拔为教授时，大为不满，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某某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一次躲警报的过程中，当刘文典看到这位先生也在跟着往上山跑时，就转过身来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跑干什么啊！”这抗战时期的刘文典先生，既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和狷介名士，同时也是一个与亿万民众一起，同赴国难、共渡时艰的普通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刘文典的个人生活同样充满着许多不幸和痛苦。在1943年写给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对抗战以来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艰难不幸作了这样的记述：“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褚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生活的困顿、亲人的不幸、国家的危亡，使刘文典处于难以排解的苦闷、忧愁和伤感之中。1941年，为躲避日军飞机的空袭，刘文典一家移居昆明官渡西庄，为此，刘文典写了一首题名“移居西庄”的诗文，反映自己的生活境况和思想心态：“绕屋松篁曲径深，幽居差幸得芳林。浮沉浊世如鸥鸟，穿凿残篇似蠹蟬。极目关河馀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

在生活困顿、心情苦闷的情况下，刘文典接受滇西南富商豪绅张孟希的邀请，远赴普洱磨黑，为张孟希的亡母撰写墓志铭。这一事情导致西南联大对刘文典的解聘，成为刘文典学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变故。事情的经过情况大致如下：

普洱的磨黑地区是滇南重要的产盐区，也是盐、茶、鸦片等重要商品的集散地，许多商人因经营盐井而致富。张孟希不仅是当时磨黑地区最大的盐商，而且曾担任过普洱道尹的警卫队长、团防大队长、边防营长、普洱县参议、磨黑商会会长等职务，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同时拥有数百人枪的私人武装力量，成为磨黑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参看萧荻《关于刘叔雅先生磨黑之行》，《春城晚报》1989年8月31日）当时磨黑地区虽然经济上较为富裕，但由于地处偏远，文化教育较为落后，除了宝兴镇有一所小学外，整个磨黑地区连一所初中都没有，盐商灶户的子弟升学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秋，张孟希派人到昆明招聘教师去磨黑办学。联大学生吴显钺、董葆先应聘前往磨黑筹办中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筹办工作进展顺利，1942年底，吴显钺返回昆明，欲聘请更多教师去磨黑中学执教。行前，张孟希提出请吴代为礼聘一位联大名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的亡母撰写墓志铭，以为家族增光，并借此进一步提高自己在磨黑地区的社会地位。

吴显钺返昆后，以供应刘文典先生所吸鸦片烟土和全家3人生活费用，并在事毕返昆时以五十两上好“云土”（云南所产鸦片）作为谢仪的条件，请得号称“二云居士”（刘文典先生因喜吸“云土”和喜食云南火腿而号称“二云居士”）的联大教授刘文典先生前去磨黑。1943年初，刘文典先生夫妇及幼子3人与吴显钺等联大学生一起从昆明乘汽车到玉溪，在玉溪与张孟希派来的马帮汇合后，乘坐滑竿，经过20多天的艰难跋涉，到达磨黑，受到张孟希及当地士绅的隆重迎接。在磨黑生活期间，刘文典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办学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外出，多数时间都在宿舍里吞云吐雾，吸食鸦片，在烟榻上和张孟希等士绅谈古论今。有时，他也会给磨黑中学的老师和当地有点文墨的士绅讲讲《庄子》《昭明文选》、“温、李诗”等内容。刘文典在磨黑只住了4个月，在撰写完成张孟希母亲的墓志铭后，即返回昆明。

刘文典先生返回昆明后，得知自己已为联大和清华（刘为清华籍联大教授）所解聘，大为不解，即于1943年7月25日写信给联大常委（实际上即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明自己离校的原因和情况，希望联大收回成命。对此，梅贻琦复信说：“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半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这样，刘文典就应云南大学之聘，转至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等校北返，已经在云南大学任教两年多的刘文典先生继续留在云大执教，是抗战胜利后继续留在云南的两位古典文学专家之一（另一位是留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教的罗庸先生）。根据钱穆先生的回忆，留在云大任教的刘文典先生深居简出，“日夕卧烟榻之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闻余去，乃只身徒步来访，闻者皆诧，为积年未有之奇事。”（钱穆：《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大概在抗战胜利前后这段时间，刘文典喜爱上了云南的地方戏一滇剧。在钱穆到昆明讲学期间，刘文典、钱穆、罗庸三人经常一起欣赏栗成之等滇戏名角的精彩演出。钱穆认为，滇戏在全国各地方戏中，与京戏最为相近。刘文典对滇剧也推崇备至，认为“真正能保持中国正统者，唯有滇戏。希望爱护东方艺术者，有以提倡之。”滇戏名家栗成之被称为“云南的谭鑫培”，栗之一步一坐一颦一叹，莫不具有精深功夫，甚得刘文典、钱穆等人的激赏。刘文典称赞栗成之为“滇戏泰斗”，并题诗以赠：“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感叹栗成之的艺术才华和清苦生活。对另一位滇戏名家彭国珍，刘文典赋诗《送彭郎》一首以赠之：“六诏歌声动地来，彭郎芳誉满蓬莱。升庵老去风情减，难到昆明话劫灰。”（刘平章主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949年全国解放后，作为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关怀和重视，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心情畅快，他毅然戒断了十多年的鸦片烟瘾，精神焕发地投身到教学、科研与各项社会活动中。在治学上，刘文典晚年着力进行杜甫、李商隐等人诗作的研究，并为中青年教师讲授有关内容。在教学方式上，刘文典极有个人特点。据刘文典先生的学生记述，刘先生上课时，用一块棉布包着教材走进教室，然后打开教材即开讲，此外再不使用其他讲义、答曰：“教案在脑中”。实际上，刘文典对所讲授内容，早已烂熟于胸，何须形式上的教案。刘先生的学生回忆说：“先生讲课，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却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既点拨文章的精要，牵一发而动全身，乂能旁征博引，信而有证，高屋建令瓦，汪洋恣肆。”（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春城晚报》2001年3月30日）为了能够更好地领悟刘先生所讲内容，学生常找一些相关的书籍来参考，如为了听懂杜甫诗的讲授，一些学生阅读了冯至所著的《杜甫传》。对于这种情况，刘文典知道后未明确表示当否，只说了这样一个比喩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的真容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要看清神佛，必须拨开烟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由这比喻可以看出，刘先生实际上主张学生下功夫钻研原著，直接学习研究第一手材料。当学生们在刘文典先生的成名著作《庄子补正》一书的天头地脚上看到刘先生用毛笔写的大量批注甚至外文批注时，对刘文典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深的学识敬佩不已。

晚年生活中的刘文典喜好饮茶、抽烟、听戏。据刘先生的学生记述，刘先生所饮泡的茶叶多为上等普洱绿茶。无论是在家读书或是外出上课，刘文典总是端着一把陶瓷小茶壶，随时饮茶润喉解渴。有时刘文典先生也会到街上的文庙茶室、富春街茶室、光华茶室去一边饮茶、一边听戏，自得其乐。在戒除鸦片后，刘文典仍吸纸烟，所吸香烟皆为当时品质最好的卷烟，如“大重九”牌香烟。刘先生烟瘾极大，常常是一支接一支地吸。刘文典先生的学生傅来苏先生回忆说：“一天下午先生上课后烟抽完了，就向我们几个坐在前排的男同学示意要香烟，因我们的烟质太差，不好意思递给先生，但看到先生一再示意，同学张君正想递上香烟，忽然有人推开教室门，原来是先生家中人送来两包'大重九’香畑。”（傅来苏：《茶趣与烟趣》，《刘文典传闻轶事》第99页）

1958年，刘文典病逝，享年69年岁。次年，家人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骨灰归葬祖籍地安徽省怀宁县。刘文典之墓与另一位同乡好友、近代文化名人陈独秀的坟墓相距仅两公里。

撰文/袁国友 图片/选自刘平章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一书，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