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汉 | 滚滚长江与武汉码头文化 / 四六文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此时此刻，我伫立在汉口江滩边上，手持一枚民国时期的《码头业职业工会》徽章，望着滚滚的江水，想起这句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词。现在，我端详着手里的徽章，它是铜质上带挂链，由蓝白红三种颜色构成，正面文字“汉口市码头业职业工会第八分事务所”，背面文字是会员证的编号“NO1550”，其直径约3cm，不算太重。但我此刻感觉它沉甸甸的，我的脑海里浮出了几万码头工人出大力流大汗的宏伟画面，感受到它凝结着丰厚的码头文化。

江面上，那些若隐若现的浪花烘托的英雄中，不仅包括赫赫有名的帝王将相，而且包括了那些默默无闻的码头工人吧？这些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们以自己的劳动支撑了武汉水运物流的装卸，造就了这座江城的近代商贸重镇的繁荣，奠定了其“东方芝加哥”的地位，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汉派码头文化。这种码头文化已经深深植入武汉人的血液之中，深刻地影响着武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汉口码头的由来

现代考古证明，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武汉的行政建制，始于汉代，先有武昌、汉阳，再有天下名镇汉口。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至明代，汉口成为四大名镇之一。

1858年，汉口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汉口随即开埠，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来，划租界，开洋行，设银行，修教堂……其中，殖民主义者抓得最早、最紧的，就是辟航运，建码头。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到了近代，有人曾作了这样一个估计，说汉水两岸所停泊的船只数量大约在二万四、五千艘上下波动。正是因为数量太大，汉口港的码头作业十分繁忙，甚至通宵达旦地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在没有电灯的社会中，会有“万家灯火彻宵明”这么一说。按这种说法，清代中晚期的汉口已经是一个不夜城了。

汉口码头工人搬运茶叶

汉口开埠后，码头工人大都来自武汉邻县的农民，以黄陂、孝感、鄂城、咸宁等地最多。武汉码头工人历史上尚无确切的人数。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中《汉口苦力状况》一文：“汉口龙王庙以下的散码头工人，实为一万余人。”大革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组织起来，成立武汉码头总工会，废除包头制。

1926年11月7日，据武汉码头总工会统计，武汉三镇共有正式码头工人26712人，下设17个码头分会，其中汉口有12个分会，共15736人，主要分布在汉正街沿河一带码头、40处洋行堆栈码头、24处轮船公司堆栈码头、330处堆栈码头、铁路转运公司码头及一些工厂专用码头上。此外，在汉口镇还有陆地市场码头工人3182人。

长江洋船洋码头

由帮会主宰的码头文化

直接依附码头而生存的有两种人：第一，大、小头佬，码头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第二，码头工人。码头工人又分两种，一是头佬下的有扁担名额的搬运工，相当于今天企业的正式工，他们按照码头的当天收入由头佬按份分钱；二是没有扁担名额的临时工，则与头佬按四六开、三七开甚至二八开分成。他们生活的相当艰难。如果在洋码头出苦力，收入比在土码头高得多。可见，当时武汉没有户籍限制，敞开城门吸纳外地人来打工，也可以为洋人工作。

面朝三尺台阶，背负沉重麻包，码头工人们过的都是“千年扁担万年萝，压得腰弓背又驼”的生活。对于重件或者大件货物，通常要四人或者八人，弯下腰抬起更大更重的货包，步调一致的艰难行进。这时，他们就要唱要喊一种劳动号子，以打起精神步调一致地将这个庞然大物稳稳地移动。他们唱的劳动号子也叫码头号子。

民国期间，武汉三镇的码头被大大小小600多个头佬控制。与头佬无亲友关系的大多数正式码头工人，勤扒苦做，积蓄有限，借贷或邀会凑钱，买个码头权糊口养家；如发生工伤、天灾人祸，只得向头佬送礼，求得认可后才能将码头权出卖抵债。

汉口集家嘴一带汉水码头

由于武汉码头区的开放与包容吸引了大量外地人的涌入，这些人为了生存，就会以各种关系来结成帮会，以地域性帮会与行业和工种结合形成更多码头帮会。到武汉解放以前，全市共有463个大小码头帮会。

民国时期，码头上势力较大的是“汉流”帮会(青、洪帮)。青洪帮有外围组织叫“空子帖”，与青洪帮帮规相似，其老大叫“拐子”，老二叫“来子”，……最末的叫“老么”。“空子帖”在码头上势力不小，影响很深。至今，武汉人亲切地称哥哥为“拐子”，就是来源于此。从字面上理解，“拐”由“扌”加“另”组成，就是能提携“另外人”者，自然是龙头老大了。武汉人迄今还注重江湖义，讲究“答白算数”，一诺千金，也应该源于码头文化吧。

1934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初四），各界闻人在汉口为青帮大字班龙头大爷刘玉堂庆祝59岁生日。时在汉演出的京剧名家梅兰芳（二排右三）、金少山（二排右七）、姜妙香（四排左一）、姚玉芙（三排左三）与汉剧泰斗余洪元（二排右二）等演艺界名人出席。二排中坐者为刘玉堂，二排右五为武汉洪帮“太华山”、“栖霞山”寨主杨庆山。三排左六为汉口新市场老板之一的王荣卿。

有了围绕着码头的利益之争，又有了几百个不同的帮派，帮派之间为争夺码头之间经常发生武打与械斗，愈演愈烈，争斗不断，形成了武汉码头文化中独有的现象，叫“打码头”。仅据1947年《汉口市码头纠纷案件统计》，全年打架纠纷案共计965起，平均每天2.6起。其中，历史上最著名的“打码头”事件发生在汉口的宝庆码头。

嘉靖初年(1796年)，湖南宝庆人占了这座码头。由于宝庆船只往返路程远，时间长，没有留人留船看守，安徽帮乘机抢占，便发生宝庆帮和徽帮的码头争斗，宝庆帮连连失败。嘉靖十年(1806年)，宝庆人乘湘籍侍学士刘光南过汉口之际重占码头，安徽人恃有财势也要抢占，湘、徽两帮为此争夺不休，多次发生械斗。咸丰六年(1856年)一次大械斗，死10人，伤者无数，徽帮败阵，宝庆人乘机扩大地盘。由于双方各有豪门权势支持，汉阳代理知府陈庆煜只好责令“谁穿上烧红铁靴走三步，码头就归谁所有”。宝庆帮一个理发匠穿烧红的铁靴走了五步倒地，码头断归宝庆人所有，宝庆码头因此得名。

汉水长江交汇处

这种不通过武力血拼而解决地盘纠纷的办法叫“赌狠”。“赌狠”的方式很多，还有一种“三刀六眼”法，即双方各派一个不怕死的汉子，用锋利的尖刀朝自己腿上戳窟窿，而且要戳穿，双方一个汉子接一个汉子以自残来较劲，直到一方认输为止，说一声“算你狠”而退出争斗。一旦决出了一个输赢，刚才生死相斗的双方，马上在中间人的调解下，到茶馆去喝茶，或者到酒楼去摆酒，双方按照江湖的规矩，“一笑泯恩仇”，拱手言和。当然，该让出地盘的，还得乖乖让出地盘。如今，“赌狠”已经融入武汉人的基因之中，还会经常为一个面子而“赌狠”，而不惜代价。

我们常说的大武汉，这个“大”，不仅仅在于其面积大，更在于其包容性，有容乃大。今天的武汉建设，应该扬弃独特的码头文化，将其发挥光大，与时俱进，保护好江边与码头文化相关的所有建筑物，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片面追求所谓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