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芬：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兼与朱星先生商榷
一、从《野获编》谈起
前代学者研究《金瓶梅》所依据的最珍贵的资料,莫过于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一段话：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日：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也……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三百多年来，人们对于沈德符的这些话一直是确信不疑的。而且，从中得出了几个公认的结论：
一、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
二、书成于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之间；
三、一六一〇年初刻于吴中，
四、是指斥时事之作。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学者，根据这段话去进一步考证与《金瓶梅》有关的许多问题，但大都是穿凿引伸，因而不足为信。
清本《野获编》
我以为，历代研究者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沈德符的这些话是否完全可信?
如果沈德符记错了，我们再以他的错误为根据进行考证，其结果只能是离开事实越来越远。
朱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 发表的三篇考证《金瓶梅》的文章就吃了这个亏。
最近，笔者在《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细阅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发现这是对研究《金瓶梅》很有价值的新资料。
这组资料不但可以纠正沈德符的两错误，而且可以证明朱星先生的很多结论都不能成立，同时，还为我们今后继续查找《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新的线索。
二、《快雪帖》的跋文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先将这四篇题跋中与《金瓶梅》有关的部分，抄录如下：
天下法书第一，吾家法书第一。
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
此帖，卖画者卢生携来吴中。余领橐购得之。欲为儿幼营负郭，新都吴用卿以三百锾，售去。今复为延伯所有。……因延伯命题，并述其流传转辗，若此。
已酉七月廿七日太原王稚登谨书
余婿于太原故徵君所藏卷轴，无不寓目。当时极珍重此帖……，后归用聊氏。可谓此帖有缘……
吴郡雁门文震亨记
余与刘司隶延伯寓都门，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司隶罢官而归，余往视两番欢倍畴昔。
余后复偕刘司隶至云间，携余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迟海上，而司隶舟行矣，退不得别。
余又善病，又不能往楚。越二年，闻司隶仙逝矣！司隶交游虽广，相善者最少，独注念于余。
余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吊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寻访延伯家事并所藏之物，云：为人攫去。又问：《快雪帖》安在？云：存还与公。尚未可信。次日往奠其家，果出一帐，以物偿余前千金值。
《快雪帖》亦在其中。复恐为人侵匿，闻于麻城令君：用印托汝南王思延将军付余。临终清白，历历不负，可谓千古奇事。
天启二年望日书于楚舟余清斋主人记
综观这四篇题跋，主要内容是叙述《快雪帖》辗转流传的经过：
卖画者卢生把《快雪帖》卖给了王稚登，王因为要给儿子营负郭(购置田产)又以三百锾(两千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吴用卿，吴用卿又卖给了刘承禧。
刘买到《快雪帖》之后，非常高兴，自己先题了第一篇跋文，接着又返过去找王稚登题了第二篇跋文，然后又让自己的岳父文震亨题了第三篇跋文。
文震享先在王稚登家看过《快雪帖》,后在吴用卿家又看过，最后《快雪帖》落到自己女婿手里，并让其题跋，所以他说：“所谓与此帖有缘。”
刘承禧死后，以物抵债,《快雪帖》又被余清斋主人得去。这是我们首先应该弄清的一条脉络。
第一篇题跋的署名是“麻城刘承禧”，可知和沈德符所说的“麻城刘延白承禧”是一个人。对于他，下面再加详说。
王稚登(1535-1612)字百谷，善书法，是明代著名文学家。
他晚年被召修国史，未行而卒，又因为他祖籍是太原，所以文震亨在第三篇题跋中称他为“太原氏故徵君”。
王有《王百谷全集》和《吴骚集》传世。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以书画擅名。
《明史·艺文志》记载他著有《长物志》十二卷。关于余清斋主人，只知他叫吴廷，其他不详。
《长物志》
三、这组新资料的价值
1.沈德符说：“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
日本《大汉和辞典》，根据这句话把“延白”拆开，中间加点，变成了刘延、白承禧二人。
朱星先生说：“其实是一人，刘承禧宇延白”。但在王跋和余跋中,“延伯”二字凡四见，由此可知刘承槽的字是延伯，而非延白。
所以，沈德符错了，日本《大汉和辞典》和朱星先生也跟着错了。而且，朱先生还要用自己的考证去纠正《大汉和辞典》的错误，未免操之过急。
朱星先生说：
“徐文贞公就是嘉靖时宰相徐阶，是江苏松江人，与王世贞同乡，也是反严嵩的。严嵩失败后，他出力给王忬(世贞之父——笔者注) 平反。
王世贞上书徐阶乞求援助，为亲昭雪的信，还保存在王世贞《四部稿》中。因此再追问徐阶家的一部全稿又从何处抄来就不言而喻了。”
朱先生的意思是说，刘承禧的家藏全本《金瓶梅》是从徐阶家抄来，而徐阶又是从王世贞家抄来。
进而又说：“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因此《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
可是，文震亭的跋文起首两个字就把刘承禧称为“余婿”。这确凿地证明了刘承禧的岳父根本不是徐阶，而是文震亨。
沈德符记错了，因而朱先生也就又考错了。原来，《金瓶梅》的书稿并没有经过徐阶之手，而是刘承禧从文震亨家转抄来的。
这样，朱先生那一大套的推论也就全都站不住脚了。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了《金瓶梅》的书稿又追到了文震亨的身上。
那末，文震亨又是从谁那里抄来的呢？这就提醒我们，应该认真查阅一下文震亨的著作，他许可以找到有关《金瓶梅》作者的新的踪迹。
人们不禁要问：沈德符的这两个错误是怎样造成的呢？
首先，我们从沈德符的记载中可以知道，他于丙午(1606年)在北京遇到袁中郎，作了交谈，接下去有“又三年”和“未几”等字样，说明他的这段文字至少是三年多之后追记的。
然后，我们再设想一下谈话时的情况，袁沈二人对话，一个口讲，一个耳听，袁中郎说：“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文震亨录得者。”
由于同音字的关系，沈德符把“延伯”听成了“延白”,把“文震亨”听成了“文贞”。
并且，他当即又把“文贞”理解为已故宰相徐阶，因为徐阶死后的谥号就是“文贞”。
几年之后，沈德符再来追记这段话,“文震亨”自然就成了“徐文贞”。时至今日，朱星先生又根据“徐文贞”二字，进一步加以考证，并且得出了《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误会。
第二，王稚登的题跋还告诉了我们《金瓶梅》最早是由谁付刻的。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庚戌(1610)年初刻于吴中，这个见解是极正确的。但鲁迅先生没有说明付刻的人是谁。
朱星先生因为已经抱定了《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的观点，所以就说：“可能是书坊店主果然找到太仓王家子孙处重价买到不缺的一百回本。”
但这只是揣测，拿不出真凭实据。我则认为，吴中庚成初刻本是由刘承禧付刻的。理由是：
1.袁中郎在丙午(1606)年告诉沈德符说：“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因此，要印行全本，他惟麻城刘延伯承禧才有可能。
2.刘承禧要付刻《金瓶梅》，还必须在1610年之前来到吴中。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王跋写道：“此贴，卖画者庐生携来吴中”。这句话使我们判断出，王跋是在吴中写的。
王跋又说：“今复为延伯所有。”“今”字指的是什么时候呢？落款处写得明明白白：“已西七月廿七日”，即万历三十七年，也就是1609年。而王跋又是刘承德当面请求王稚登写的。
因此，我们就知道了，1609年正当《金瓶梅》首次付梓的时候，刘承禧正在吴中，再加上前面所说“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一语，我们就断定了：《金瓶梅》庚成初刻本，是刘承禧用自己家藏的手抄本付刻的。
同时，也可初步断定庚戌初刻本的付印人是刘承禧。
第三，这四篇跋文还告诉了我们有关刘承禧的较为具体的情况。
因为只有他藏有《金瓶梅》的手抄稿全本，而且我们还考证出他是首次付印人，所以他应该知道《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倒底是谁。
这样，刘承禧就成了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的关键。为此，不少学者都花了很多功夫对他加以求索。
戴望舒先生曾经专门查考过《麻城县志》,但结果一无所获。
现在，朱星先生又对他加以考证,找到了两条资料，一是《三希堂法帖》第一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有刘承禧题字，说他藏了该帖，自诩'右军法书，吾家第一’，后有'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字样”。
这说明朱先生似乎也见到了《三希堂法帖》，但朱先生太粗心了，竟然点错了句读，抄错了原文，把“天下法书第一，吾家法书第一”，变成了“右军法书，吾家第一”。
这样就把刘承禧对《快雪帖》备极推崇的感情，误解成了“自诩”。
而且，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紧紧相连的四篇跋，朱先生只研究了第一篇，对下面更重要的三篇却未加问津。
因而，我又推测朱先生的这条资料似系传抄，实际上并未见到原帖印本。
朱先生得到的第二条资料是，明臧晋叔《元曲选》二百种也是从刘承禧家借去的。于是，朱先生很满意地说：“这都算我的收获。”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高清大图
但是，朱先生没有看到的三篇跋对刘承禧情况的记述，比朱先生的那两条资料要具体得多了：
1.刘承禧宇延伯，湖北麻城人。
按照余跋记载，余清斋文人曾“借刘司隶至云间(上海)”贩卖古玩。
由这件事来看，刘承禧当时大概不会超过六十岁。否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受不了旅途中车马舟楫的劳顿。
余跋写于天启二年，即1662年，这当是刘承禧的卒年。假设他活了六十岁，那末，他约生于1560年左右。
2.关于刘承禧的生平，据余跋和王跋可知，他曾做司隶(武职官员)，在北京生活过多年。
罢官归里后，1609年曾到吴中付刻《金瓶梅》并买下了《快雪帖》,1620年又到上海贩卖古玩，两年后死于故乡，而且“临终清白，历历不负”。
3.从社会关系方面考查,刘承禧是文震亨的女婿。
“平日交游虽广，相善者最少”。但，他和明代著名文学家王稚登过从甚密,“于太原氏故徵君(王稚登)所藏卷轴，无不寓目。”
明人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复从王徵君百谷家，又见(《金瓶梅》)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
王稚登的断篇抄本，大概也是从刘承禧处录得的。
我们可以料想，王稚登也许会从刘承禧口中得知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故而对于王稚登的著作也有检阅的必要。
刘承禧的另一个朋友名叫吴廷，号余清斋主人，二人曾同住北京，“知交有年”。想来，吴廷也是《金瓶梅》作者的知情人之一。
4.刘承禧曾收藏过《金瓶梅》、《元曲选》、《快雪帖》，可以说是个收藏家。但“博古往来甚多”、“携余古玩近千金”等语又说明他还是一个文物商人。
以上是笔者对《快雪时晴帖》四篇题跋所作的初步探讨，舛误之处，请朱星先生和广大读者赐教。
说明：
本文发表后，承马泰来先生指出：“刘承禧是徐阶曾孙婿，称妻家无误。”又指出：“《金瓶梅》的吴中本，应刊行于万历四十一年后。”泰来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此，谨向泰来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
本文原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第4期。后收录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