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11·致其良知》译文
致其良知·
此信为陽明先生与聂文蔚的第二封论学书信。 此书于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写于广西，为王陽明的绝笔书信。
来信已收到，得知您最近在学问上大有进步，欣喜难以言表。认真阅览数遍，其中呈还有一两处不太透彻，那仅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当功夫纯熟时，这种现象自然会不复存在。例如赶马车，已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的迂回曲折，那是由于马性还未调养好，或者是缰绳马勒还不够整齐，但已经在康庄大道之上，拐到小道上的情况绝对是不会有的。最近，海内诸多朋友中达到您这一步的尚不多见，我甚感欣慰。这正是圣道的一大幸事。从前我就有咳嗽怕热的疾病，近来在炎热的地方，病情复发得更厉害。皇上英明洞察，托付的责任重大，又不敢推辞。地方上的众多军务，均是带病处理的，好在如今动乱已经平定，并向皇上呈请回家养病，若能在家乡避暑，也许能够痊愈。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捎给惟浚（陈九川）的书信请代为转达。
来信所问的问题，草草略作答复。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艰难。向他们询问个中原由，他们以为刚用了一点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难掌握。我接着问他们：“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他们不能作答，反过来问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一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时每刻去“集义”。若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出现间断，这就是忘，就必须“勿忘”。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想求速效，这就是助，就必须“勿助”。这种工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着提醒警觉的作用。如果工夫本来没有间断，就不用说“勿忘”；本来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说“勿助”。这工夫是何等的明白简易、何等的洒脱自在！此刻不到“必有事”上下功夫，则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就有如生火做饭，锅里还未烧水下来，而一味去添柴加火，最终不知能烧出个什么名堂？只怕还没调好火候，灶上的锅早已先行破裂了。最近，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毛病正是如此。成天凭空去做一个勿忘的工夫，又凭空去做一个勿助的工夫，无边无际，完全没有切实的下手处，到头来工夫也只做个死守空寂，变成一个痴呆汉。刚碰到一点难题，就心烦意乱，不能妥善应付，及时作处理。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忧劳困苦，错过了一生时光，这都是学术耽误了他们，太可悲了！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仅为“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说到致良知，那么一时间就可实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无丝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的助长，亦是因为他以为义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长的毛病。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以，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对后来的学问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说个大约，不比《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简炼，彻头彻尾，永无弊病。
圣贤讲学，常常是因时事而发。他们所说的好象各不相同，但其中工夫的根本却是一致的。在天地之间，原本仅有这个性，仅有这个理，仅有这良知，仅有这件事。因此，只要是就古人论学上说工夫，就不用掺杂搭配，自然地吻合贯通。若认为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那是因为自己的工夫不够纯熟。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搭配良知后才能完备，这是他们对集义工夫的理解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正好成了致良知的负担。主张致良知这一功夫必须与勿忘勿助搭配起来才能明白，这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致良知的功夫不纯熟，又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这些都是在文义上勉强地解释，以求融汇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工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细致，就会相差得越远。您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不存问题。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观点，有时也有掺杂搭配之处，但这正好是我上面讲的，在康庄大道上出现的迂回曲折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认为致知的主张，从孝亲敬兄中寻求就感觉到有所依循。从这里可看出您近来的真切笃实的工夫。然而，您从此处下功夫自然无妨，但也得有着力之处。若认为这是可以用来教导别人的定论，难免又会出现吃药而生病的情况，在这里不得不对此作个辩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的显现处，唯有一个真诚恳切，这就是良知本体。所以，推致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侍奉父母就是孝，推知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尊敬兄长就是悌，推知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辅佐君主就是忠。这唯一个良知，唯一个真诚恳切。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如果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因此，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但并不是说如果不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延伸出辅佐君主的良知来。若如此，就又脱离了根本，而局限于细枝末节上了。良知只是一个，随着良知的显现和作用，它本身就是完善的，不用再去寻求，也不用到别处转借。然而，良知的显现与作用处，自然有重轻厚薄的区别，不客丝毫的增减。这正是程颐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其中的重轻厚薄虽不容增减分毫，但良知本体只是一个。虽本体只是一个，但其中的重轻厚薄又不容增减分毫。若能增减，能求借，也就不是真诚恳切的本体了。之所以良知的妙用无方位、无形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其原因正在此。
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是从人的良知最真切笃实、不容隐藏的地方提醒人，让人在辅佐君主、结交 朋友、仁爱百姓、喜爱事物和动静语默中，都只是一心地去推致他那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如此就自然会处处大道。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乃至无穷无尽，但只要推致这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去应付千变万化，就不存在疏漏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只有一个良知的原因。除了一心孝亲敬兄的良知外，再别无其它的良知可致。因此，孟子才说了“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的话。这正是“惟精唯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后世施行也无一例外。您说：“想在孝亲敬兄之间，寻求良知的学问”，就自己用功的着手处而言，亦无不可。若说要从致其良知的真诚恳切中求得尽到孝亲敬兄之道，也未尝不可。程颢说：“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少，谓是仁之本则不可。”这句话说的十分正确（其实，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中，这句话应为程颐所言）。
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主张，您认为只要能诚，即便是羊肠小道、迂曲防御，也均为致良知的作用。这种观点很正确，对于其中的有些掺杂搭配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作了解释。惟浚（陈九川）所言，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就您而言，应该汲取惟浚的主张才完备，而就惟浚而言，又必须汲取您的主张才能更明白，不然，难免有各执一词的偏执毛病。虞舜爱思考浅近的话，并且向樵夫请教。这并非浅近的话应当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才这样做。这正是舜的良知显现作用，其良知光明圆净，没有一点障碍和遮蔽，所以他被称为“大知”。只要舜沾了一点执着和意、必，他的“知”就小了。在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和分辨，但是，在心地上切实用功，只有这样才算可以了。
“尽心”等三个方面（参见《徐爱录》有关内容），我曾经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观点来说明，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对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人，不需再讲存心、养性、事天，也不需再讲“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因为，存心、养性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尽心、知性、知天中间了。能够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没有达到尽心、知天的程度，但已是在用尽心、知天的功夫，也就不用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了。因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养性、事天之中了。例如行路这件事，尽心、知天的人，仿佛年轻力壮的人，能够在上千里的路程中来回奔跑。存心、事天的人，仿佛年少的儿童，仅能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人，仿佛襁褓中的婴孩，只可让他扶着墙壁慢慢学习 站立移步。既然已经能在数千里的路上来回奔跑，就不必再要他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因为在院子中走路已不成问题。既然已经能在院子中走路，就不必再要他扶着墙壁学习 站立移步，因为站立移步已不成问题。然而，学习 站立移步是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的基础；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是数千里来回奔跑的基础，两者之间原本是一回事，但其间工夫的难易程度却相差甚远。就心、性、天而言，其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它们的效果也相同。但是，尽心、知性、知天三种人的人品与才力有高低之分，不能超越等级而行动。认真琢磨您的观点后，我认为，您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会因摒弃了存心、修身的工夫，相反会对尽心、知天有所损害。这是忧虑圣人的工夫会有间断，而不懂得应该为自己的工夫还不够真切而忧虑。我们的工夫，必须一心一意地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如此就是尽心、知天工夫的开端。正如学习 站立移步，是学习 奔走千里的开端。如今，我忧虑的是不能站立移步，又怎会去忧虑不能奔走千里呢？又怎会为那些已能奔走千里的人去忧虑他会忘掉站立移步的本领呢？您的见识本来超然出众，但就您所说而言，还是不能摆脱从前解说文义的习惯，因此您才把知天、事天、夭寿不二看成三部分，并加以分析、比较、综合，以求融汇贯通，而又增加了许多自己模棱两可的意见，反而使工夫不能专一。近来，凭空去做勿忘勿助工夫的人，他们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这毛病误人匪浅，不能不彻底剔除。
您所讲的尊德性和道问学这一节，认为其间是恰当统一的，再无可疑之处。这便是您曾切实用功后才能作如是说。这原本不是艰涩难懂的道理。有的人持不同意见，主要是因为其良知中还隐藏着细微的尘埃。若将这些尘埃荡涤干净，良知自会洞然光明了。 信写完后，移卧屋檐下，偶尔无别的事，就又添了几句。您的学问已将关键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待天长日久后自会理解，原本无需作如此的琐细讲解。然而，承蒙您的关爱，不远千里派人赶来虚心请教，为了不辜负您的一片心意，当然不可不说。但是，我又说得过于直率、琐碎了。依仗您对我的厚爱，我想不会得罪于您的。我这一封信请转录几份，分别寄给惟浚、谦之、崇一等人阅览，尤承一体之好。 以上为南元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