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玩,玩了一会儿,女儿要试课一个英文辩论网课,她坐到车里,用手机上课。我和老公带着儿子在公园里玩,公园里沿着中间的小路有几盏昏暗的路灯,我们坐在一片紫藤架下,那里很黑，儿子快活的蹦跳，老公考他一些加减题，他答上一题,我们就猛夸他一通。在我们旁边的石凳坐着一个人,他独自一人在那儿休息。在我们笑的开心的时候,他突然开口和我们说话,他大概一直在听我们让儿子推算越来越难的心算题,他夸我儿子很聪明,然后他突然开始说起他自己,他说他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十岁的时候跟着叔叔出来打工。他告诉我们他们那里的人会做包子,全国各地都有他们家乡人开的包子铺,他那会儿读不进去书,就跟着叔叔出来做包子。他说做包子早上两点多就起床，碰上节日或者有人订包子,甚至半夜十二点起来包。一开始不会包，大人教，包的不熟练，包的多了就练熟了，他知道的最熟练的师傅一分钟能包二十个包子。我们在黑暗中,远处的路灯光微微的照出他的轮廓，他坐着，一条腿弯在石凳上，双手环住那条腿的膝盖，他好像因为跟别人说自己这些事情，声音里有一些不好意思。我老公问做包子的收入怎么样，他说看地方和规模，有月收入几千的，也有月收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他给我们讲了一些他家乡人开的包子铺如何挣钱。 他说他在好几个城市做过，现在在附近的大学食堂里卖包子，去年回老家盖了新房子。说到这一点,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自豪。 然后他不无感叹的说从十岁出来做包子,都过了二十年了。儿子听我们说话听的不耐烦了,不断催促我们走,我和老公跟那个人说再见,然后带儿子回到车里,十岁的女儿刚上完辩论课,我们问她上的怎么样,她高兴的说上的不错。 我回头看公园,那个人还模糊的坐在黑暗中。这次谈话一直留在我心里,我经常会想起这个人,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也许我后来又碰到过他,但是我不会认出他。我心里有一些问题：十岁的他如何判定自己读不进去书？有没有人告诉他怎样可以把书读进去？有没有人告诉他读书和不读书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有没有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有没有人告诉他除了做包子之外他还有什么选择？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但我猜测答案是没有。当他在学校中读不好书，身边的人给他的榜样和帮助就是出来做包子，他跟随着家乡传统,靠做包子一路走来，他也跟随家乡传统,回老家盖新房子，获得自豪和满足。如果十岁的他是在我的家中呢？我会想尽办法帮助他，让他读进书，我会以自己和老公的经历告诉他教育可以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我会带他去见一些朋友，让他了解不同人的经历、生活和工作，我会陪他读人物传记和影片，鼓励他即使读不进去书，他还可以追求自己的爱好和梦想，我会为他创造条件，提供我能给与的所有资源，帮助他找到让他满足自信的生活方式，也许他也会像我女儿一样，不是凌晨醒来包包子，而是上网跟着一群同龄人和美国的一位辩论冠军上英文辩论课。他大概比我小十岁，比我女儿大二十岁，拿他的十岁和我女儿的十岁比，并不合适。我想象他童年生活环境中的贫穷和闭塞和我的童年更加类似。我出生和成长在苏北乡下，如果在我十岁时，同样的那些问题在我的生活中答案也会是：没有。我、他、和与我们同样环境成长的人何以走上不同的道路,是我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而我这个问题在我读完《Hillbilly Elegy》（《乡下人的悲歌》）后有了一些答案。《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的作者J. D. Vance是一名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白人，在俄亥俄州的投资基金工作，有一个同样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妻子。这本书是关于他的成长经历的。Vance现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处于美国社会上层，但是他出生在社会底层，祖父母父母都只是中学毕业，他的祖父酗酒，母亲吸毒、滥用药物，父母离异后，母亲不断地换男友和丈夫，酗酒、失业、离婚、吸毒、家暴在家族和同乡中比比皆是。这本书是关于他如何逆袭，实现阶层流动的传记，但这本传记和其他逆袭故事不同的是：Vance的个人奋斗只是占很少的篇幅，他用了大量笔墨分析家庭环境和阶层文化环境对他的影响，他这本传记的目的不仅仅是回顾他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试图从自己的经历中发现阶层无法流动的文化原因，他在书中非常的坦诚，不讳言家族的缺陷和自己的弱点。这本书兼有律师的洞察力和作家的笔力。Vance出生的阶层是美国一个特殊的族群，是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后裔，做蓝领工作或者没有工作的白人，这些人一般没有上过大学，举止粗鲁，说话带南方口音，子女很多，在美国通常被称为redneck（红脖子）或者hillbilly（乡巴佬），是典型的美国穷白人。他的祖父母十几岁时，没上高中，因为祖母未婚先孕，也因为俄亥俄州的钢铁厂招工，从贫穷的肯塔基阿巴拉契亚地区搬到俄亥俄的小城Middletown，祖父在钢铁厂工作，酗酒、偷情、家暴，祖母从未适应Middletown的生活，有收集癖和烟瘾，满口脏话，他们的三个子女在这样混乱的家庭中长大，都没有上大学，Vance的母亲天资聪明，在高中以优异成绩毕业，却因为怀孕没有上大学，后来考了护士执照当护士，但她的婚姻和爱情也是一团糟，她不断地离婚结婚打架分手，Vance和他的异父姐姐Lindsay跟着母亲频繁搬家，适应她的新丈夫或男友，母亲一次次的戒毒又复吸，歇斯底里的殴打责骂孩子又痛哭流涕的道歉。令人心惊的是Vance的家庭不是Hillbilly阶层中唯一这样糟糕的家庭，而是普遍的现象，他放眼望去，同乡、邻居、同学、亲戚中都是同样的情景。而且情况随着工业萧条、工厂大量裁员而变得更加糟糕，从Vance的小时候到高中时直到现在，Middletown像美国铁锈带的很多城镇一样在逐渐萧条凋敝，公共设施文化娱乐不断破败和关闭。
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能够上升到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非常微弱，Vance分析这一点时，说这和政府以及学校的关系并不大，他提到政府的福利项目让他的祖母能够有饭吃，支付医药费，使得祖母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可以收留他，从养老费里分出钱来照顾他。学校的老师们也非常负责。他认为他的阶层文化阻止孩子向上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这几点：1. 孩子在生活中没有榜样，周围环境中没有成功的人，没有人告诉孩子他们应该拥有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没有人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大人们也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告诉孩子如果要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医生需要做些什么。那些电视上的成功人物的言谈举止和他们是天壤之别，对于他们非常陌生。2，父母自己不注重教育，也不注重孩子的教育。父母们可能口头上要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在孩子学习不好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或者无动于衷。3. 混乱的家庭环境使得很多孩子无法专注学习，甚至无法正常生活，4. 父母们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政府的不作为和其他族群抢了他们的工作，而不正面自己的懒惰和恶习，失去希望的父母们怀疑一切主流媒体，相信煽动仇恨的阴谋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和安慰。除非孩子能够脱离这样的家庭，到一个健康积极的环境中，孩子会变得同样怀疑和愤怒而不是努力改变自己。而Vance能够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进入耶鲁法学院，建立幸福的家庭，实属难得。他的书中也分析了什么样的因素，帮助他突破前面那些负面因素的重力。这些积极的因素包括：1. 虽然他跟着母亲不断搬家，但是外祖父母始终对他伸出援手（外祖父在晚年戒酒，和外祖母和好），姐姐也一直陪伴保护他。在他高中后面三年，母亲沉沦于毒瘾，他搬进了外祖母的家，和外祖母一起居住。所以在他动荡不安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外祖父母给与他爱和照顾，成为稳定他的锚。2. 在他幼年时，母亲还健康正常，给他办了图书证，鼓励他读书，帮他养成读书的习惯，他的外祖父母始终关心他的学业，比如外祖母在担心自己无法支付医药费的情况下，依然给他买了有绘图功能的昂贵计算器，并监督他认真完成数学老师的作业，并且鼓励他去高尔夫球场工作，学习打球的富人。3. 他的阿姨舅舅都比较关心他，他的一个舅舅少年时去加州寻找工作机会，在那里有了相对比较成功的生活，他出钱让Vance去加州玩，让他看到了一种不同的生活，Vance的大表姐入伍，并且鼓励Vance在高中毕业后加入海军。4. 海军的训练重塑了Vance，让他学会爱护自己的健康，管理自己的财务，奋尽全力的完成目标，让他进入努力-进步-更加努力的正循环。四年海军训练和战争经历是Vance新生活的开始，他退伍后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以惊人的毅力和付出，用不到两年的时候，获得了双学位，同时还兼职几份工作。他之后申请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在法学院获得良师益友的帮助，也结识了自己的妻子。5.Hillbilly的文化中正面的部分：家庭和荣誉，也激发了Vance为了所爱的人而不断努力。在Vance的反思和分析中，一个重要的词是SocialCapital(社会资本)，他在进入耶鲁后，发现上层阶级有更好的社会人脉网络，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帮助，这不仅仅是关系，还包括了更广的视野、更早的规划未来，同时还带来心理上的自信和安全感。这恰恰是Vance出身的穷白人阶层所最缺乏的。如果是上层阶层拥有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底层阶层则拥有的是social deficit(社会负债)。底层阶层社会网络狭小单一，难以获得向上发展（比如进入名公司、得到重要人物推荐）的资源，因此而缺乏向上的榜样和助力，又因此而缺乏向上的动力和信心。Social capital让人进入成功-自信-帮助和被帮助-更加成功的循环，而social deficit则容易让人陷入匮乏-失望-放弃-更加匮乏的恶性循环。
我喜欢Vance的另一点反思，他把成功不仅仅定义为职业和收入的成功，也包括家庭关系的和谐和心理的平和宽容。他觉得出身良好的妻子带给他不同的家庭观，让他学会通过谈话沟通而不是叫喊或回避来解决矛盾，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变得不那么偏激和过于自尊，学会克制。他在书末写到他以前对母亲有依恋、爱、恨、愤怒、厌恶、恐惧各种情感，但没有过同情。但是三十一岁的他终于对母亲有了同情，他回顾母亲的成长经历，想到母亲幼年和少年时一次次因为她父母的暴力相对而崩溃，他对她多了理解和同情。基于理解和同情，他终于能够平和的面对母亲，从过去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我认为没有这一点，无论他收入多高，他很难说是真正成功了。从Vance的经历和反思中，我想到我自己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同样出身于从闭塞、贫穷的乡下，我、那个做包子的人和其他相同的出身的人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无可否认，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因素。从我出生的1979年到今年2019年，中国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人口进城、商业机遇、总体的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给很多家庭和个人向上发展的机会。与之相似的，美国铁锈带的经济后退也是Vance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巨大阻力，失业带来的贫穷、沮丧和失望严重打击了铁锈带的社区，使得酗酒和吸毒更加泛滥，很多社区服务和设施失去经济支持。但在中国的经济开发和发展过程中，有些人停留在原地，有些人向上走的快一点，有的人走的慢一点。我很难去分析别人的经历，当我用Vance的视角去分析我自己的经历时，我发现了一些和他相似的因素。我的成长环境是这样的：那时候在苏北农村，文化环境的特点是：人们除务农外，很少有人经商，也没有经商的传统，小富即安，保守求稳是大部分家庭的追求。就家族而言，我的母亲是文盲，父亲高中毕业，父母双方的家族中在我和我姐姐之前没有人上过大学，我父母那一辈的亲朋大多和他们一样，甚至男人们也有文盲的，除了少数几个男人凭借当兵出去过，或者留在了外地，绝大部分亲戚都在当地务农，活动范围不超过镇的范围。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也都是这样的家庭。没有人是事业或学业的成功榜样，没有人谈论梦想和学业规划，在通讯不发达的八十和九十时代，也没有网络可以带来外面的资讯。我们身边最辉煌的人物是村书记、工商局职员、粮管所所长这样的人，他们手握大权，高人一等，但是孩子经常听到的是这些人的腐败，看到的是自己父母在他们面前的唯唯诺诺，虽然父母们羡慕这些人物，但他们没有成为我的榜样。在教育方面，我上的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们务农兼教课，初中到了镇里，同学们也和我一样的出身来历。在我小学时，一个老师曾经说你们长大了可以当工程师。“工程师”这个词在当时彷佛是外星语，我们身边没有人是工程师，甚至没有人见过工程师或者知道工程师具体干什么，当工程师是一个遥远陌生、让人望而生畏的梦想，当然我们听了就忘了，谁会惦记一个像幻影一样的名词呢？高中时，我到县里上高中，那时候的高中学习非常机械，除了课本和题目之外，老师和同学也很少谈梦想、未来，一般的同学除了了解县里的公务员、老师这两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之外，并不了解其他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榜样力量的缺乏、对职业和未来的思考缺乏、对梦想的缺乏是我大学前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并且，安分守己的文化传统和男尊女卑的习俗也影响着我。我记得小时候，像其他没有儿子的女人一样，母亲一直为没有生儿子而自卑，她和人争执后、和人谈论子女、和妯娌邻居相处、甚至回娘家，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让她觉得自卑的我当然也不会作为一个女儿非常自豪。多年以后，我三十岁的时候在美国做助理教授，生了女儿告诉她时，她忧虑的问我我公婆有没有不高兴。对女性的轻视体现在父母们往往对女孩子的未来不报太大的期望，也不会去鼓励女儿们为了职业和梦想努力。我记得我初中一次期末考试每门课都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回来高兴的告诉父亲，他没有反应，不觉得这是件需要特别嘉奖的事。到了高中，当考大学成为一种并不遥远的可能时，父亲关注我的学习，但是他并不知道我的学习好对我的将来意味着什么。他依据家乡人的传统观点，认为考上大学，有个安稳的政府工作，就是跳出龙门了。对女性的轻视也体现在至今还在一些地方流行的观点：女孩子小时候学习好，到高中学到复杂或者难的内容就吃力了，到高中还学习好的女生是因为她刻苦、坐的住，是死学出来的。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女性的智力天生不如男性，而且女性的刻苦不算优点，只是徒劳，不能改变她命中注定的生活前景（但是人们往往对男生的刻苦褒奖有加）。我初中和高中的很多老师、家长有这种看法。对于刻苦的女生或者他们认为不聪明的女生，他们建议这些女生降低对自己的期待，要时刻提防失败。而我经常被视为这种女生，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在老师的建议下做了非常保守的估计，上了一所并不适合我的大学。当我写到这里时，我不是在诉苦，这就是我的生活环境，我同乡的绝大部分同学朋友们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想即使在其他地区，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这种环境和人物的观点言行是当地几百年的农业经济、贫困和传统思想的顺延。这种环境中的孩子当然缺乏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其中最缺乏的是信息和信心。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很坏的结果是：我不会理所当然的觉得自己值得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会去憧憬我的未来，并且满怀信心的去追求它。这种思维的惯性直到今天依然会不时浮现。但是我的成长环境也有积极的一面。我没有像Vance那样需要面对破裂或混乱的家庭，我的父母关系稳定，关心我。父亲虽然没有给我很多期许和推动，但我小时候经常被父亲考计算题，比如买几斤鱼需要多少钱之类的，在我小升初的时候，他去找人，让我上镇上的初中，而不是乡下那个几乎无人考上县高中的初中。他经常叹息如果爷爷不是文盲，爷爷这个老革命应该不至于最后变成一个给村里放牛的，如果爷爷让大姑上完小学，她可能会在政府弄到一官半职，家里就不至于这么穷。他给我传达的信息绝不是教育无用。他希望我好好学习。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是我的本家，在小升初考试之前，有时会把我叫进办公室，检查我是否背好书了，我不知道他的检查是否起到了督促的作用，但是我记得很多个早晨，我很早（很可能是第一个）到了学校，爬到校园里的一棵槐树干上，一边摘槐花吃，一边读书。童年时家乡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我在田野里度过的自由自在的时光给与我最纯粹的快乐，让我感受到了自然无限的魅力，直到现在，到自然界中走走仍然给我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降低了我的物欲和生活压力。虽然文化贫乏和资讯有限，我有幸很早开始喜爱阅读，从读邻居家的小人书、到当老师的舅舅家里的童话和小说，到村里镇上我能找到的任何书籍，尤其幸运的是高中时县里唯一的正式书店是新华书店，里面只有名著和字典，我在高中时阅读了很多名著，我记得我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时总是心潮澎湃，为书中克里斯朵夫到达的那种光明而美好的境界而激动，这种少年时期的刻印一辈子都难以消除，它让我更注重内心的世界，而疏于人际关系，但也不烦恼于人际关系，也因为这一点，我很少因为比同学比朋友穷而不安或自卑。小时候环境的另一个影响是虽然大家都普遍小富即安，但父母都很能吃苦，我看到他们在田地里汗流浃背，为了做生意而起早贪黑，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而不断尝试、努力。我曾经在街边卖鸡蛋，在家里和无理退货的客人争吵，我不以为这些难为情。潜移默化之下，当我体力上和生活方式上需要吃苦时，我自然的承受，而不会有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我也注重经济上的安全感，没有挥霍或在物质生活上赶超别人的渴望。苏北的学校以苦读著称，但是在大家都在苦读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觉得苦，会觉得就应该这样，固然这样的教育方式缺乏视野和情怀，更缺乏对生活多样性的认识，但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在你还不能把控生活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尤其在我们当年的环境中除了高考，很少有其他上升的机会），先把书读好，读不好，再想其他的，这是个低风险的办法，它也会养成一种学习的习惯，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当我后来出国，因为谋生，而去学全新的专业时，我没有畏惧学习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就顺其自然的读下去。在我认识的和我差不多出身而事业有成的人士中，我看到同样的环境影响。他们很少人一开始就有清晰的梦想和规划，而能吃苦不怕折腾自己是他们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到北京上大学时，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我看到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世界。虽然我依然没有对未来的规划和梦想，但在北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思想和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出国热潮、互联网兴起、考公务员、考研、创业各种活动在身边发生，我更有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或提高。Vance说机会在美国是不均等的，社会流动性在不同的城市也不同。在中国也是如此，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生活的人实现阶层流动的机率更大。在我看到的样本中，相对来说，大城市出身或者出身良好的同学和朋友因为生活环境和家庭中更容易看到榜样或者了解到职业发展途径，会更早的规划自己的前景，在职场上更早成功。在我大学生活中，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我跟着他的脚步出国，他和我后来在美国认识的一些老师都不吝啬的夸奖我、鼓励我，一个成年人其实也需要认可和鼓励，他们让我更有信心和决心去应对和实现生活中的各种转弯。
写了这么多关于我过去的经历，似乎很自恋，但是我只是想更坦诚一些，我没有夸耀自己的意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无数的中国农村子弟向我一样进入更好的生活，其中不乏行业的佼佼者。我现在也只是在家里码码字读读书，我远没有达到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但我具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家庭。当我现在写这些的时候，回顾童年的生活，我觉得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我想和Vance一样，在对自己生长过程的回顾反思中，分析像我一样出身的人为什么会前进的速度不一样或者有一些人沉下去了。我认为有天资的差别，但我和Vance一样发现家庭、社区环境、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Vance不是因为有外祖父母的支持和鼓励，表姐让他加入海军，他很可能像他的很多中学同学一样，有四个不同母亲的孩子，打零工，酗酒，和妻子或女朋友整日争吵。而我呢，如果不是因为从小爱读书，家庭稳定，父亲和周围环境注重学习，我很有可能过着另一种生活。我碰到的那个做包子的人，如果他的成长环境中，做包子不是他看到的最好出路，他也可能会过上另一种生活。我有时候对比我丈夫的成长环境，他也出生农村，家族中也大多务农，不过他小时候的生活中有一个因素：他的父母因为贩卖药材，去过很多地方，他们的很多想法、做法和当地农村的其他父母不太一样。他的父母一直认为他很棒，认为他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他小时候，他父亲在北京路过北大的校门时，说：将来我的儿子一定要去上这个学校。在他初中毕业时，他父亲为他争取考入市重点高中的机会。虽然我们性格中有很多相近的东西，但他比我更加乐观和自信。他的校友资源也比我更有socialcapital( 社会资本)，他也更有信心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说他的例子，是想说明即使同样出身贫困的农村，家庭环境的不同，尤其父母的价值观及对孩子的期许和鼓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和Vance不同的是他在家庭之外还受到宗教的影响，美国的高等教育更为发达，他这样的Hillbilly经过努力上俄亥俄州立大学并不困难，而要上同等质量的大学，我们中国人的机会要少很多，更不要提耶鲁这样的学校，另外，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发达也让他在大学毕业后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这些因素在中国相对要弱一些。但是我们对毒品、酗酒、滥用药物、枪支暴力的忧患要少很多。不过如果我们看这些年的趋势，我小时候需要克服的很多因素都在消失：男尊女卑、信息闭塞、家族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有专业职业的人。但与此同时，离婚率提高、留守儿童普遍、农村城市教育质量差别越来越大、技能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的总体环境中，中国也许有可能会出现一部分像肯塔基阿帕拉契亚地区的穷白人族群，他们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充满怀疑和愤怒，面对生存的压力，不知道如何突破自己的局限，难以上升到更好的阶层。（在我写这段时，我家的清洁阿姨看到我儿子在看巧虎，她问我怎么可以看到巧虎，她儿子失业离婚，她靠给八户人家做清洁养家和带四岁的孙女，因为没有苏州户口或房产，她的孙女不能入读公立幼儿园，但他们又不能负担私立幼儿园的费用。孙女在家经常没事就看电视上的动画片。我告诉她可以上网看巧虎，但是她家没有电脑，也不知道怎么上网，我说可以买碟片，但她没有碟片机。我给她很多孩子的书，让她多给孩子读书，她尴尬的回答：好多字他们都不认识。这样的家庭，不缺人给他们捐财物，而是缺人指导他们怎样教育孩子，找到育儿的资源，帮助他们的孩子获得正常入学的机会。）Vance现在回到俄亥俄州，他的一项工作是投资铁锈带，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他号召社会更关注穷白人的困境，他和与他一样出身的孩子们见面会谈，鼓励他们，他希望“HillbillyElegy”乡下人的悲歌能变成积极快乐的乐曲。我相信同样的变化也可以在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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