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的楚辞，衣被后世，影响深远。文士艺术家多“斟酌其英华”，象其从容，或缵述其词而拟骚，或注诠笺释以解“骚经”，或取以为法书绘画创作之素材，纷总总其繁盛，遂使楚辞研究著作与“楚辞体”
异文比勘与《楚辞》书画鉴定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12-14 03:33作者：罗建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的楚辞，衣被后世，影响深远。文士艺术家多“斟酌其英华”，象其从容，或缵述其词而拟骚，或注诠笺释以解“骚经”，或取以为法书绘画创作之素材，纷总总其繁盛，遂使楚辞研究著作与“楚辞体”作品前后相续，而楚辞题材的书画作品如各体法书《离骚》《九歌》《九章》《远游》《渔父》《九辨》《高唐赋》《钓赋》、线描或设色画《离骚图》《九歌图》《湘君湘夫人图》《山鬼图》《卜居图》《屈原渔父图》《屈子行吟图》《屈原餐菊图》《麓山吊屈图》《醴浦遗佩图》《滋兰树蕙图》《兰蕙图》《饮酒读骚图》《端午竞渡图》等亦层出累现，令人目不暇接，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中蔚为壮观的“楚辞文献丛”。这其中，因楚辞书画的作者，如欧阳询、李昭道、张敦礼、苏轼、李公麟、米芾、梁楷、赵孟坚、钱选、赵孟頫、张渥、沈周、祝允明、文征明、仇英、王宠、董其昌、陈洪绶、萧云从等，多为艺林宗师，其作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既有被皇家视为御览之宝者，亦多达官显贵宝之以传子孙的秘藏珍玩，更是商贾鬻卖获利的重要对象，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需求，故在其流传过程中，有工巧者或临摹虚造，或补题换款，或截割补缀，使得历代楚辞书画作品传本甚众。如传为李公麟的《九歌图》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七月望日”本、北京故宫博物院“李伯时为苏子由作”本、辽宁省博物馆王橚题跋本、黑龙江省博物馆贾似道藏本、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吴柄篆书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篆书本、萧良辅藏本、《凤墅帖》本、吴澄题跋本、曹纬书辞本、朱希忠藏本等十余种传本，题署苏轼的行书《九歌帖》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御笔题签册页本、檇李项氏藏本、项元汴跋文本等不同传本，米芾楷书《九歌帖》亦有《快雪堂法帖》周季木藏初拓本、涿拓本、建拓本、内府本、梁同书临写本等多种传本，其中良莠相杂，鱼目混珠，有的还给藏家、学者、民众带来认知错误，造成经济、知识等方面的不良影响。面对此种状况，宋、元以来的学者们即尝试从不同角度、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楚辞书画真伪问题进行考订；千载而下，产生并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望气”（据作品“气韵”即精神特征来判定）、“辨款印”（据作者款识印章兼及收藏印章，经查对真迹来判断）、“考著录”（据收藏印章与题记来核对）、“结构分析”（以风格为核心和首要依据，并把印章题跋、收藏著录、材质装裱等因素纳入艺术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去认识）等（薛永年《书画鉴定与书画作伪》）。这些方法对于正确认知楚辞书画的具体内涵、恢复其历史本原面貌而言，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故多为学界所取用。除了这些方法之外，从文献学角度切入，借助传世《楚辞》写本与刻本，运用“异文比勘”之法，进行文辞考校，明源流，别异同，辨衍脱，亦不失为考订楚辞书画作品真伪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是因为，楚辞法书乃是基于书家审美观而秩序井然地对《楚辞》文字的艺术化呈现，楚辞题材绘画中亦书写有不少其所依傍之文字；这些文字具有时代性特征，必定是艺术家所处之时代能够见及的《楚辞》文字，且在书写时当需遵循特定的政治要求与文化规定，并符合书家的书写惯例；倘若与此有悖，除考虑特殊个案外，书画作品本身的真实性问题也就需要慎重考量了。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欧阳询楷书《离骚帖》明拓本，经《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印行后，化身万千，广为流传，然实为伪作；对此，可借助唐宋《楚辞》写本与刻本，通过文辞比勘而见出。首先，以唐代《楚辞》传本比勘欧阳询《离骚帖》，得见二者文字多有出入。倘若将欧阳询《离骚帖》定为真迹，则帖中文字当与唐人所见之《离骚》差别不大，事实却并非如此。唐时《离骚》，主要有两类传本：一为单行者，如王逸《楚辞章句》、郭璞《楚辞注》、刘杳《离骚草木疏》，以及徐邈、宋处士诸葛氏、孟奥、释智骞等的《楚辞音》之类；一为《文选》所载者，如古写本《文选集注》，五臣、李善《文选注》，及其他杂注中所载录者。这两类传本中的《离骚》文辞与欧阳询《离骚帖》皆有出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智骞写本《楚辞音》中所释“要”“遗”“效”“处”“语”“折”“草”“宅”诸字，《离骚帖》中皆无着落；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之《离骚》文字与《离骚帖》相较有十九处异文；李善《文选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选注》建阳陈八郎刊本之《离骚》文辞与《离骚帖》相较皆有二十余处文字差异，且多非“夫”“之”“乎”类虚词；再则，古写本《文选集注》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鸩为媒兮”部分，李善《文选》尤袤刻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鸩为媒兮”部分、“时亦犹其未央”之“央”字及以下至“驾八龙之婉婉兮”句之“驾”字处，欧阳询《离骚帖》皆全脱；同时，古写本《文选集注》、李善《文选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选注》建阳陈八郎刊本之《离骚》中皆无被洪兴祖认为是“后人所增”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欧阳询《离骚帖》中却有此二句。由此可见，今传欧阳询《离骚帖》与唐时《离骚》传本文辞颇多差异，又有衍脱之处，二者所据底本有异，当是重要原因。其次，以唐代《楚辞》传本比勘被学界定为真迹的欧阳询《九歌帖》，得见二者文字无甚差异，可从侧面证明《离骚帖》乃伪作。倘将日本西东书房《欧阳率更九歌残石》与尤袤刻李善《文选注》相比勘，即可发现，《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仅二处微异；与陈八郎本五臣《文选注》相校，亦可发现，《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篇仅三处微异。由此看来，确乎出于欧阳询的《九歌帖》，在文辞上与李善、五臣《文选注》中《九歌》差别甚微。倘若定《离骚帖》亦为率更真迹的话，那么，同为一人所书，所据底本及其文辞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让人产生怀疑：欧阳询《离骚帖》当是后人所伪托，非为率更手笔。再则，以宋代《楚辞》刻本比勘欧阳询《九歌帖》，得见二者文字基本相同。将此题名欧阳询的《离骚帖》与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相较的话，可以发现：端平本中有“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欧帖亦有之；二者文字差异仅两处：一省文、一增语气词之异，当为《离骚帖》书写者之笔误，无碍大局。可以认为：二者所据为同一底本。朱子著书时，刘安、班固、贾逵诸人注《离骚》之书，皆不复存；隋、唐间训解者五六家及僧道骞所为楚声之读，“亦漫不复存”，“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于是其于“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檗括，定为《集注》八卷”（朱熹《楚辞集注目录序》）。显然，《楚辞集注》当是据王逸、洪兴祖之书来厘定《离骚》文本，不可能据其所见欧阳询《离骚帖》来取舍文辞；而欧帖无疑当为后出者。通过将欧阳询《离骚帖》与唐宋写本、刻本所载《离骚》文辞相比勘，即可见出：当下广为流传的欧阳询楷书《离骚帖》，实为南宋或以后人据端平本《楚辞集注》文字而伪造，断非欧阳率更真迹。这样看来，在进行楚辞书画鉴定时，亦可从文献学角度着眼，将书画作品视为版本之一种，以其上所书写之文字为线索，将之置于版本产生、发展、流传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不同传本的文字比勘、同异考校，来明其源流，别其真赝。与前贤的其他方法相较，此种方法将关注重心转向于作品的文字构成，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实证性与合理性，当能对书画鉴定方法有所裨补。《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4日 13版）清华简：开启古史研究新境界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12-02 03:43作者：杜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与古史寻证”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首席专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自2008年以来，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陆续整理出版，已发行十辑。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多为经史类文献。其中有的篇章至今还保留在《尚书》《逸周书》中，有的散佚两千年后横空出世，有的长期蛰居地下而不为人知。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中国古代文明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资料，开启了古史研究的新境界。去伪存真 考而后信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诫人们对传世文献要善于鉴别真伪，不可盲从。《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文子》《伊尹说》《力牧》《风后》等书，班固即以“依托”言之。这种托名古人立说的风气，在战国秦汉时期颇为盛行，其后仍有所见。最有名的是东晋梅赜献于朝廷的伪《古文尚书》，在唐代还被作为官方认可的经学读本，堂而皇之流传千年。历经宋元明清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揭穿其中晚书二十五篇作为伪书的真面目。一段时间以来，有的论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大胆为梅本古文《尚书》翻案，主张当作可信的史料来使用。所作相关研究论证疏阔，却不惜臧否前贤，一时相演成风。直至清华简中发现与梅本相异的真古文《尚书》，局面始得改观。清华简《尹诰》《说命》即是战国时期流传于世的古文《尚书》，与梅本所见全然不同。《尹诰》又称《咸有一德》，它本是《尚书》中的一篇，秦火之后一度失传，西汉中期重出孔壁，为逸《书》十六篇之一，至西晋永嘉之乱再度散佚。从《书序》《殷本纪》所列《咸有一德》次第看，本篇为伊尹诰汤之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契，构成二者同为一篇文献的二重证据，说明今传孔传本《尚书》以《咸有一德》为伊尹诰太甲之书必为伪作。而清华简《说命》即先秦文献多次引用过的古本《说命》，与今本《说命》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着本质差异。由此人们看到先秦时期古文《尚书》的原貌，使前人关于伪《古文尚书》的意见得到确凿证明。这是出土文献在古书辨伪上取得的重大成果。鉴别古书真伪，评估史料价值，是古史研究的先决条件。清华简作为战国中期即已流传的出土文献，同样需要进行可信性研究。出土文献要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华简《耆夜》《保训》形式上为历史叙事，实际并不具有史书性质。不少人把它们视为王室档案一类的西周文献，以前者为记录武王戡黎之文，后者为周文王遗言，应该是有问题的。细加考析可知，《耆夜》并非史官的即时记录，亦非由王室档案整理出的作品，而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保训》的情况与《耆夜》相类，也是战国前期假借文王名义的托古言事之作。运用它们探索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生长机理是有价值的，但要用于研究虞夏商周历史则未必适宜。集萃征史 别有进境上古史研究可资利用的第一手材料是非常稀缺的。商周以前自不必说，即使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量甲骨金文，也因内容单一难以适应重建古史的需要。至于《尚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中第一手史料也是凤毛麟角。非常幸运的是，清华简的发现充实了这方面的资料，有利于推动上古史研究的深入。如《厚父》《皇门》《祭公》《芮良夫毖》诸篇，其著作年代与所记史事年代基本同步，或源自西周王室档案，或为时人所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尽管它们在流传过程中，不免发生文字讹误，或有后世加工，但大体保持了初始成篇的面貌。据以集萃征史，别有进境。清华简《祭公》《皇门》见存于今本《逸周书》中，但《逸周书》错讹甚多，已非原貌。如简本记载祭公身染沉疴，穆王前往探视，躬身问政。当朝三公毕[~符号~]、井利、毛班亦被召见，聆受诫勉。“毕[~符号~]、井利、毛班”本为三公人名，传世本却误作“毕桓于黎民般”，致使后世训释离题万里，真义难明。循此考察可知，三公非指太师、太傅、太保，或司徒、司马、司空，乃朝中执政大臣的通称，且不以三人为限，主要由卿士寮、太史寮有关部门的主官组成，或三四人，或五六人，通常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大臣，总揽百揆。在王权羽翼下的三公合议制行使中央政府职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执政色彩和优化行政决策的进步作用。又如，清华简《皇门》是一篇以西周原始档案为蓝本，在春秋时期略有加工润色的历史文献。简文所见西周门朝制度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三朝五门，而是三朝三门。清华简中的《厚父》《芮良夫毖》是两篇不曾传世的西周文献。《厚父》所记周武王与厚父君臣间的对话，不仅代表了周人对国家起源的认知，也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民本思想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政治理念，然《厚父》提出“民心惟本”，表明这种思想以及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即已产生，适与《尚书》周初诸诰明德重民思想相印合。《芮良夫毖》是一篇讥刺时政的政治诗，反映了西周晚期的政治危机和厉王革典的实质，表明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已严重突破了国家伦理的基本底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虐之君，而不是一位需要恢复名誉的有作为的改革家。稽古钩沉 拨云见日由于上古史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匮乏，致使晚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二手材料也常常被广泛利用。此类文献的制作年代与其纪事年代存在巨大的时间差，基本上是后人写作的东西。其形成过程相当复杂，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依照旧文整理成篇，二是根据传说敷衍成章，三是编织情节杜撰成文。多数情况是真赝杂糅，神话与传说并存，传说与史实交织，极难分辨与取舍。因此，需要通过利用多学科研究手段，严密审查材料，发掘史实素地，稽古钩沉，求真致用，以期拨云见日，文明重光。清华简中也有此类晚出文献，深入研究可以突破旧的知识盲区，形成新的历史认知。如清华简《尹至》《尹诰》等篇是有关商汤名相伊尹的记述，它们未必都是商代文字，但对考索伊尹有关史迹不失为重要资料。研究发现，伊尹并非姒姓的有莘氏人，亦非庖人出身的媵奴，而是因遭洪灾投靠有莘氏的子姓伊氏之长。他促成了殷氏、莘氏、伊氏战略同盟的建立，为灭夏兴殷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清华简《程寤》叙述太姒做梦、文王占梦、太子发受诫等内容，当是数百年后战国时期的作品。篇中涉及所谓文王受命，既非受殷王嗣立之命，亦非受封西伯之命，而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对天下的统治。文王受命、称王、改元三位一体，奏响了东进伐商的序曲。清华简《金縢》系近年出土的重要经学文献之一。与今本《尚书·金縢》相较，不仅内容大致相合，而且有些异文对解决有关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金縢》大体作于春秋中世，然非伪书，所载武王在位三年、周公居东即东征的史实真实可信。清华简《楚居》是战国中期楚人自己撰作的一篇重要文献。篇中记述楚先、楚君的居邑及其迁徙，远较传世文献为详。就其所述战国时期楚人居邑状况来说，《楚居》不失为当时人的作品，但涉及楚人的族源地问题，它实际上也成了传说资料。结合多重文献详加考察，可以发现楚人源起中原，待周初熊绎之时，南迁丹水之阳，立国江汉，终成真正代表芈姓楚族的南方大国。清华简是一次惊人发现，资料尚在陆续整理公布之中。它是一座富矿，值得学者付出艰辛，深入开掘，以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2日 11版）[ 责编：杨煜[ 责编：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