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为什么删掉了我的论文：
高师时代与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让皮耶尔（下面简称让）：在你进入巴黎高师的时候，你想成为考古学家的梦想已经成为过去，但你那时已经选择了哲学？朗西埃（下面简称朗）： 我那时没有决定。我在巴黎高师读一年级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要去读文学还是读哲学。我是作为文科生录取的，我见到了阿尔都塞，他并没有疯狂地鼓励我学哲学。所以，我犹豫了很久，然后在第二年，我毅然决定选择了哲学，我必须要下定决定。我去了巴黎一大报名参加了考试。
不过，我除了一次例外，几乎没有踏足过那里：如果你学文科，你就得到那里上古典学课，因为那是无法替代的课程，若没有老师教你，你就得耗费太多的时间。第一年，当我还在读文科的时候，我修了语法学和古典学学分，然而我很少去上巴黎一大的哲学课。在巴黎高师也没有哲学课程。那是没有教师职业的时代。
只有阿尔都塞这样的“大牛”（caïmans），他要么在那里，要么不在那里，他很少上课，尽管他会邀请其他人来上课，开研讨班，但没有强迫我们听他的课。我在巴黎一大那边听了不少哲学课，而在高师只听了几节课。除了我毕业那一年，我几乎没有做过哲学，因为那一年我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让：也就是那个时代，一些人会走出哲学的边界之外，如巴塔耶或布朗肖，开始崭露头角。你是否也参与了文学的讨论？朗：绝对没有。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布朗肖或巴塔耶的存在，但我想那时候我已经获得了教师资格了。我有点夸大其词，但那的确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再说一遍，我17岁的时候，接触了萨特，或许还有他谈到一些人，三十年代的一些小说家，如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他也谈到了布朗肖和巴塔耶，跟你说真的，我必须得跳过一些东西。否则，我的世界就成了里尔克的世界，因为我听的第一次哲学课就是让·瓦尔（Jean Wahl）讲里尔克的课程。
那是一大开的课，我放学回家时会听广播。不过，我也知道有新小说这样的东西，我读过几本。我知道罗兰·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在我20岁的时候，我的修养是一种现代主义的修养，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的修养，不过可以说，可以将我们描述为“先锋派”——即便我所说的先锋派并不一定是历史上的先锋派。我会参考新小说，新浪潮电影，多迈纳音乐社团的音乐会，还有抽象画——长话短说，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性，并不包含超现实主义的分支，而我与超现实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让：在哲学上，你是否认为自己有老师吗，如伊波利特、康吉莱姆和阿勒诘（Alquié）？那时，他们都活着。朗：我知道伊波利特是巴黎高师的校长，但他并不是什么哲学家和哲学大师。还有阿尔都塞，但他不是一位老师。他通过对话或阅读文本，而不是通过上课来启发我们。还有阿尔都塞邀请来的一些人。我记得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讲的课非常精彩。
我还记得福柯，他搞了一次研讨，但后来再没有这样做。在那个时期，我几乎没有关注任何哲学。第二年，我开始撰写青年马克思的论文。似乎对我来说，我一开始选择做哲学，就选择了将青年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作为研究生学年研究论文（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我去见了利科，他问我是否不想研究异化或拜物教。我说是的，我想研究批判理论。
我不想研究哲学的主题，我只想进行思维的训练。我读了很多青年马克思的东西。我开始了我的哲学生涯，我做了一篇关于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论文。那时1961-62年冬季。这很有趣，因为在此之前，我去见了阿尔都塞，他对我说，“听着，我不能保证你能在哲学上取得成就，但你想做哲学的话，就去做吧。”于是，我想他在1961年就开了关于马克思的研讨课，我提交了关于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论文，在论文的结束时，阿尔都塞来找我，你的学年论文没有问题，我在学习哲学上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两年以来，我都聚焦于这篇论文之上。同时，我还攻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学习了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等，这些课程还要进行一定量的社会实践。因为我想讨论的问题与意识形态和再现有关，我想到继续按照这个方向下去，或许会很好玩。但这对我帮助不大。
我并不怎么做哲学史，一旦你在巴黎一大拿到了哲学史的合格证书之后，就没有理由做下去了，除非如果一堂研讨课让你感到兴奋，你想更了解某个哲学家。我只是在毕业典礼之后开始工作（或者再次开始工作）时才关注哲学史。我记得从那时起，康吉莱姆成为了考试委员会主席。
所以，原来通常只有五六个人上课（巴里巴尔、马舍雷还有三两个其他人）的科学史突然爆满。所有人都去上课。康吉莱姆说，你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你要么了解或要么不了解哲学史，一切都已决定。我对自己说，“不，听着，你不了解哲学史，但年底时，你会了解你需要知道的一切。”我花了一年时间学习康德所有著作，年底时，我可以回答任何关于康德的刁钻问题了。
让：你谈到过青年马克思，你的学年论文研究，但那些年人们真的在谈“青年马克思”吗？是难道不是阿尔都塞的重构，即在“青年”和“老年”马克思之间做出区分所产生的后果吗？朗：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的论文可以追溯到1961年，那时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的观点的回应，他们试图将“青年马克思”纳入到其体系中，“青年马克思”在激励了社会民主党人之后，正在激励神学家。所以，我并不知道人们是否真的在谈“青年马克思”，但人们对青年马克思的所有文章，尤其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兴趣大增。将我引入马克思的著作尤其如此，这本书是由耶稣会教士，卡尔维茨神父和比格神父撰写的，他们认为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所有的确存在着一种青年马克思，但阿尔都塞说：“不，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在巴黎高师，我们认为异化是一个笑话，就嘲笑列斐伏尔，莫兰或其他人，而我们根本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左翼传统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有影响力的圈子与我们的圈子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我在开始写作学年论文时，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一方面是我或多或少参与了热情饱满地阅读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类的文章，这类文章很符合我的想法，即从自身出发的哲学，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个世界。所以，我没有太大理由去研究太多的哲学史，仿佛我若一进入，就代表着哲学的终结。在这种特殊的推动力的影响下，我开始研究青年马克思。
同时，阿尔都塞以及他对“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又阻碍了这种推动力。我的硕士论文变成了这样一篇文章，我试图证明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文章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利科告诉我这令他感到悲哀：文章的前两部分熠熠生辉，但第三部分重申了马克思的“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些事实……”，他觉得我沉浸在这种事实世界之中确实令人沮丧。
让：在1964-65年间，当阿尔都塞开始读《资本论》的研讨课时，你提交了一篇讨论马克思的“批判”概念的文章。是什么让阿尔都塞决定发表那篇文章？研讨班上还有其他一些文章没有发表出来，是吗？朗：是的。1964年，的确有一个读《资本论》的研讨班。阿尔都塞说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但需要从中加以辨析，并付诸理论。这有点像马克思说的：“这里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吧”。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资本论》之中挖掘出马克思的哲学。我没有真地太多参与核心小组，他们会在研讨班上讨论《资本论》及其地位等等。我的任务是证明“认识论的断裂”。
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者，我的任务是展现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区别。这是一项战略任务，因为如果不做这件事的话，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没有人知道我们将会在《资本论》中找到并提炼出什么样的哲学。我要提炼出来的并不一定是那些应该被提炼出来的东西，但必须有人去冒这个险，即便这个工作完全是疯狂的。
概括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明为什么它不是科学的，这非常容易，但说明《资本论》改变了一切则要复杂得多。
首先，你必须得阅读《资本论》，我之前从未读过。和别人一样，我只知道第一卷的第一章，这就是全部了。我全身心地去读它，写了我第一篇论文，然而我通常会在下一周再来一篇论文。我去见阿尔都塞，告诉他我还要读《资本论》剩下两卷，但我不可能再如此短的时间里弄清楚其哲学合理性。所以，我请求延期一点时间。但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个疯狂的过程，我倾注了所有，但几乎没有丝毫进展，除了我想起了两年前的结构主义课程，即在1962-63年间，就是读了拉康几篇文章就开了那门课。
在那之前几年，我为结构主义课程写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文，但没有再研究过拉康，或其他的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多特（Michel Tort）最先谈了拉康，随后是让-雅克·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我感觉受困于其中，不得不尽快将我在马克思那里读到的东西与当时风行的东西结合起来，那就是在结构主义课程之后仍然记忆在我们头脑中的东西。我说了四遍，因为那时没完没了。
那时候，绝对还没有出版问题。最初只计划了一门研讨课，之后变成系列公开讲座，意味着像某些人，如米勒，希望这门课可以成为研讨班，他之后就退出了。到了年底，罗贝尔·兰奈尔（Robert Linhart）告诉我他想把我的论文变成一本理论培训手册，因为那时乌尔姆团队声音越来越大，并且参与组织训练共产主义学联（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 UEC）的战士。我很晚才发现，这成了一本书。这是阿尔都塞政治-理论战略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参与其中。朗：这些文章是直接发表的，或者说我的文章是直接发表的。第一版的时候，阿尔都塞没有编订我们的文章。所有人都交了文章，他就这样出版了。我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演讲，用来进行理论培训并没有任何问题，可以作为讲义发放给战士们。后来，它变成了一本书，而像我这样的人完全没有参与这个过程。让：1968年发生了什么，那时新版的《读资本论》移除了你的文章？是你做出了反应，还是背后发生了什么？
第二版《资本论》，
删除了朗西埃、马舍雷、埃斯塔布勒的文章的版本
朗：1967年初，阿尔都塞写信告诉我们，他会出第二版，这一版会有一些删减，但同时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修正我们或许犯过的理论上的错误，重新编订文本等等。所以，我重写了我的文章，去掉了那个发现《资本论》的年轻的结构主义的天真想法。我做出很多改变，当我将文章送到马思佩罗（Maspero）出版社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信，最后，由于成本原因，出版社给出了第二版的版本，这个版本也就是后来的英文版，书出版出来，只保留了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文章，就是这样。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他们自己一定是讨论过的，但我完全没有参与其中。他们感到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有些文章不需要的，而我的那篇文章，有点像结构主义的战斗口号，那个时候确实有点落后于时代。但当时他们没有跟我们说任何事情。阿尔都塞只告诉我，事情就是这样，他在书里也只有两篇文章。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可能不是太在乎，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不太高兴，因为毕竟我用两个月时间写这篇文章，而且我还经历了一次脑震荡，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不想与整个事情有关。真正的冲突发生在1973年，当时阿尔都塞决定再次出版这本论文集。
让：那时，你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发表了那篇带有敌意的文章……朗：……那是我写的序言，他们删掉了。我将文章送到了马思佩罗出版社，他们已经开始出版工作了，因为我拿回了原稿，全部修改格式，后来有一天，然后收到了一封信，说尽管最初对序言达成了协议，但有了新的问题，第一版是按原稿出版的，没有任何修改。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把稿子给了《现代》。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接受了稿子，并保证可以发表。让：那时候就有出版《阿尔都塞的教训》（La Leçon d’Althusser, 1974）的想法了吗？朗：不是的。1973年，阿尔都塞发表了《回复约翰·刘易斯》（Réponse à John Lewis），因为我告诉我自己，像这样一篇毫无希望的文章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就是一个症候。我告诉自己，一切都恢复如常。表面上看，一切在向左翼发展，但事实上不仅是没有变化，而且实际上他还倒退了——甚至他们否定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即阿尔都塞主义的政治效果。我决定放下身段，说出我的立场：当然，从我的观点来看，他究竟影响了什么，阿尔都塞在1973年所谓的政治的“皈依”究竟代表着什么。谈谈《读资本论》的后果，它带有极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起到了总体整理的效果，由于书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趋向，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有争议，一旦阿尔都塞宣布一切都是意识形态，无聊的闲谈，我们需要的是科学之后，所有的争议都终止了。他说可以用科学来为共产主义正统性的服务。
那就是第二件事情也同样是正确的：阿尔都塞宣称的理论自主性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好吧，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但至少对于那些不属于政党机制的人来说是有用的。它已经创造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党的东西——在广义上，这个党当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
事实上，阿尔都塞主义既是彻底的教条主义的，最终也受制于经典的工人运动的观念——它所引导的方向，以及其背后的科学等等——与此同时，它创造了一个无法辨识的对象，即马克思的理论，以及这个理论所包含的东西，包括了将马克思从共产党官方遗产下解放出来，让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1968年，出现了双重效果，首先是批判小资产阶级运动，之后是许多阿尔都塞主义者被打上了68年五月风暴的效应，毕竟，其中一些人是长期如此，其他人则是暂时如此。总之，阿尔都塞主义产生了未曾预料的效果，这就是导致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所基于的整个体系的决裂。你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阿尔都塞及其运动实际上导致了这种决裂，这意味着其他人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可以用不同于传统团体的方式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突然，创造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的之类的东西，它回避了党的体系及其附属物，也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或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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