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底子额四大公园
今年的秋天真的蛮美好的，此前因为疫情影响没有机会出门游玩，在这个秋季得到了补偿。天气又是难得的“帮忙”。往常上海人总是会有点遗憾地说，春秋两季都太短了，一晃就过了，不过现在，秋高气爽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太阳下、微风里，那种贴近自然的感觉让人舍不得放手。熟悉的公园，不一样的日子去，又是能体会到不同的味道。
上海原为滨海斥卤的地方，据载，上世纪50年代上海滩人口大约亦500多万近600万间，大部分人口集中在黄浦、老闸、泰山、新成、长宁、邑庙、虹口等十条区中。
上世纪50年代上海风光明信片
市区公园实在太少，设备也太简单，不能够供这么多居民的游息。但除了公园之外，市区虽大，在这范围内没有山，也没有湖泊，可给居民登临游览。
因之，每逢假日，尤以炎夏的晚上，人们局促在鸽子笼般的屋子里，实在闷得难过，只有跑到公园松一口气。但公园内人一多了，便觉得拥挤嘈杂，失去了公园应有的清旷幽静的意趣，往往使人望“园”兴叹！
1930年代中山公园
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二年间，上海市政当局曾有扩充公园并收购市中区跑马厅和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爱俪园作为公园的计拟，因为事实上免不了种种困难，这个计拟经热烈宣扬后，后来便毫无声息了。
现存的闸北公园、人民公园、襄阳公园、衡山公园等等都是上了年纪的公园，今天不说这些，说说上海滩旧有的四大公园：属黄浦、中山、复兴、虹口公园。
最古老的，要算黄浦公园，园址原是苏州河口的一块浅滩。
黄浦公园前名外滩公园和黄浦滩公园，又前俗呼外摆渡桥公园，建于1868年，距现在已一个半世纪了，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
黄浦公园大门，1872年
园的面积虽很小，但位置却占形胜。它在外摆渡桥南堍，北依苏州河，东临黄浦江，适当江河汇流，在前时苏州河尚未污浊到发黑，船只也很少，自然不会塞满河面。
这里东眺歇浦，奔流汹涌，轮舰出没，北览淞江，烟波浩渺，帆影上下，尤以晨曦夕照，霞光掩映；和月夜时，蟾影倒射，银波潋滟，景致的佳胜，当年实居全市公园的首座。
公园初建时，旧公共租界当局竟蔑视地主，不准国人入内游览，甚且于门前启挂“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侮辱牌；经无数次的交涉和官厅抗议，始有为华人另辟公园之议，1889年就苏州河南岸里摆渡桥的东边建筑华人公园，惟占地仅六亩二分，园址既狭小，布置也极简陋，实无游览价值。
黄浦公园旧照
辛亥革命后，素抱偏狭见解的西人，依旧不改变态度，只是将前时“华人不准入园”字样，改称“本园专供外侨游息之用”，对于着西装国人，并不禁阻入园游览。
至民国16年前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以后，旧公共租界当局将“本园专供外侨游息之用”字样取消；西人自然仍是自由进入；国人则限制请领定期年券，每张一元，限本人用一年；券额有一定限制；普通居民不易购到，惟以后限制尺度便逐渐放松了。
抗战胜利后，园内设备颇多损坏，中央音乐亭仅存遗基，原有两个喷水泉，现仅近门口一个尚不断地飞溅雨珠，另一个仅养着几条红鲫鱼而已。此外除十数株大树，一座大茅亭，一座茶棚，便没有什么。1940年代末的一个大风暴，园内八十余年老树被拔起七株，变成几个大水洼，其他茅亭花木均破坏不堪。
经过相当时间始修复，老树仍种下去，虽说事后看不出痕迹，但1950年代那时候，到这里来散闷纳凉的人们也渐渐多了，还是要当心的：当浦江大潮时，你如坐在园内较高处，一瞬间便园在水中央，没那么容易出来了！
黄浦公园实在太浅狭单调，不足三分钟，全园便可游遍了。
和黄浦园相反的，而具有阔大幽深的意趣，足够一二个钟头漫步流连的便是中山公园。上世纪中期，中山公园是全市面积最大，设备最佳的公园。
中山公园旧照
早在鸦片战争前，这一带均为农田、坟地，仅在今华东政法学院以东的吴淞江边有一个名为吴家宅的村落。
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1862年），英租界当局以防备太平军进攻租界为名，越界强行辟筑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当时任英租界防务委员会主席的英国人霍锦士·霍格（JamesHogg）及其兄弟也乘机以低价购买了吴家宅以西极司非而路两旁的大片土地，不久又在路南修建了一个占地70亩的乡间别墅。
❖ 霍格兄弟
霍格兄弟是租界早期的大地产商。他们于咸丰四年（1854年）以前在花园路（今南京东路）开办了一家霍格兄弟公司（Hogg Brothers & co.），中文名称为兆丰洋行，因此，他们的别墅也习称兆丰花园。
中山公园旧照
民国3年（1914年）3月初，上海公共娱乐场基金会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建议，原兆丰花园仍保留不少名贵树木，绿化面貌没有受到破坏，如果买下这片土地，只需稍加整理，就可以作为公园对侨民开放。
在当月20日召开的公共租界纳税人年会上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买下这块土地作为新建的风景公园和植物园的核心部分。会后，工部局立即办好土地手续。因为没有重大的改建工程，所以在修建过程中也不阻止外国游人入内。
同年7月1日，工部局颁布公园游园暂行规则四条，从此正式对外国人开放，但同样，不准华人入内游览。经过上海人民的长期斗争，于民国17年公园及动物园售票对华人开放。
公园定名为极司非而公园（Jessfield Park），因为这里数十年来习称兆丰花园，所以在工部局内部以至报刊上极司非而公园和兆丰公园两个园名通用。另外，由于公园地近梵皇渡（原址位于公园西北面，今沪杭铁路二号桥东）故又称梵皇渡公园，民国33年6月改名为中山公园至今。
极司非而公园（Jessfield Park）入园规则
❖ 入园规则译文
中山公园现貌
曾经保存于中山公园的大铜钟是公共租界的历史遗物，在近代上海很有些名气，故而有关文字记载比较多。其中：
1989年编印的《中山公园园志》介绍说：“铜钟在大理石亭子西边，重5150磅，上刻'一八六五’字样，这是上海最早的报警火钟，是从山东路外国坟山瞭望台于1935年移置公园供游人玩赏。据记载，此钟不仅作为报警之用，而且逢到上海人民发生反帝斗争时，亦鸣钟报警。1905年发生大闹公堂案，当时即鸣此钟，帝国主义者即枪杀和驱赶群众。”
设施较为完全，环境较为幽丽的公园，当轮到复兴公园了。
雁荡路
复兴公园位于上海雁荡路105号，东邻重庆南路，南临复兴中路，西近思南路，北与科学会堂等为界。
公园有四个大门出入；南门在复兴中路重庆南路转角；北门在雁荡路；西门出皋兰路；东门出重庆南路。1995年全园面积为8.89万平方米，是上海唯一一座保留法国古典式风格的园林，也是近代上海中西园林文化交融的杰作。
当年，在今雁荡路、重庆南路、复兴中路、思南路一带原是一片肥沃的良田，有一小村名顾家宅，当时有个姓顾的人家拥有十多亩土地，在此建造了一个私人小花园，人们称之为“顾家宅花园”，这便是复兴公园最初的雏形。
顾家宅公园为旧法租界最大的园林，旧法租界存在期间，每年7月14日法国民主纪念日，法侨在园中举行盛大庆祝会，满园树林遍悬红绿电炬，草坪露天舞会，游人摩肩接踵，极一时之热闹。所以，当时也俗称“法国公园”。
1925年顾家宅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
早期的法国公园只占有现在复兴公园的中部位置，面积不大。1917年，公董局聘用法籍工程师约少默（Jousseaume）负责公园的大规模扩建和比较彻底的改建。设计方案于1918年基本通过并开始施工，工程边设计边修改，直至1926年完工。
正因为公园早期主要由法国人设计施工，所以整体风格和布局都带有欧洲风味。最显著的特点是公园布局中轴对称，呈格子化、图案化，以花卉、树木、亭榭、山池见长。
1929年6月，法租界公董局开始发售五张门券相联的年券，每券1美元，使用5人次。公园向华人开放后，门券价格不变，公园从高价的门券中取得巨大的收益。
1930-1940年代顾家宅公园
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上海租界，一度将园名改为“大兴公园”。抗战胜利后，1946年元旦，公园更名为“复兴”——有“民族复兴”之意，当时总面积已有119亩，面向广大市民开放。
上海四大公国，除了上述的黄浦、中山、复兴三公园外，当为虹口公园。虽然现在它叫“鲁迅公园”，但老底子一直惯称“虹口公园”。
早在19世纪末，这里已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界外靶子场，后来划出一部分建成公园，1905年建成并开放，初称“新靶子场公园”，1922年改称为虹口公园。
因有广阔的体育运动场地，常被军队、警察作为操练和阅兵的场所，最早使用公园的是租界的准军事组织万国商团，上海周围政治、军事形势一有风吹草动，万国商团就入园操练。1920年代各派军阀为争夺上海而发生混战时，万国商团每天清晨和傍晚入园操练达两年之久。
1930年代虹口公园大门
虹口公园是在靶场基础上扩展而成的，面积略小于兆丰公园，但比其他公园都大，1906年局部对外国人开放，1909年全面对外国人开放，1928年对中国人开放，是苏州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
1932年4月29日，在虹口公园内发生了“虹口公园炸弹案”事件，轰动全国乃至东亚。朝鲜抗日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占领军司令白川、日本侨民居留团团长河端，炸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领事村井、占领军军舰队长野村、师团长植田、领署书记官友野。此案激起了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公园被日军占领，并改名为“新公园”。因周围日侨居住较多，中国人很少敢去公园。到战胜利后，公园由中国政府接管，改名为“中正公园”（中正即蒋介石之名），但百姓仍称它为虹口公园。新中国成立后，将公园和体育场分开，命名为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
鲁迅墓
鲁迅1927年从广州来到上海，生活9年间，他多次来到虹口公园。鲁迅逝世时人们就想将虹口公园改为鲁迅公园，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1956年10月，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到虹口公园内。1988年虹口公园正式改名为鲁迅公园，虹口体育场则重新改建，并易名为虹口足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