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吉思汗的去世情况，在成书于蒙元时期的《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史集》、《世界征服者史》以及《黑鞑事略》、《元史》等史书中，均有比较明确且可信度极高的记载。
有趣的是，同样的问题，在以《蒙古源流》为代表的成书于17世纪的蒙古文史书中，却有了不一样的记录话语。
为什么“仅仅”相隔了400余年，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反差”？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简单说说。
1）成吉思汗去世情况的“主流解释”
成书于蒙元时期的史书普遍认为，成吉思汗是在征讨西夏途中因病去世的。譬如《世界征服者史》记录道：
成吉思汗从西方诸国返回他的东方老营后，就讨伐唐兀（西夏）以遂他的宿愿。….这时，他得了由不良气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他召诸子察合台、窝阔台….去见他，对他们说：“我的病势沉重，医治乏术，因此，实在说，你们需有人保卫国威和帝位，支持这根基坚实的宝座….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窝阔台的弟兄们遵照他的圣训，立下文书。成吉思汗的病情愈来愈厉害，因为不能把他从所在之地挪走，他便在624年剌马赞月4日（1227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二十二年（1227）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闰月，避暑六盘山….六月，夏主李晛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天子有病的讳称）。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
这里的“萨里川”，即“萨里河”，位于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哈老徒，可翻译为“有雁之地”，“”老徒之行宫”是成吉思汗的行宫之一。
日本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在经过一系列考证后认为，《元史》所说的“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是指成吉思汗的遗体被送回老营后，才公布其死讯的“事实”。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认同那珂通世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成吉思汗大概率病逝于甘肃清水县的西河，灵柩运回蒙古地区的“撒里怯儿之哈老徒行宫”后，死讯才得以公开。
那珂通世和伯希和
《元史》中之所以呈现出“成吉思汗在故土去世”的“错觉”，与成吉思汗根临终前要求“秘不发丧”有关。如《史集》记载道：成吉思汗自知病危，大限已近。遂对异密们遗告说：“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西夏）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
结合众多蒙元时期的史料，我们可以确认，成吉思汗就是在六盘山地区因病去世了。
2）17世纪的“魔幻”记录
不过在当下，一些所谓的“历史爱好者”们，出于博眼球、赚流量的需要，不厌其烦地“解说”下所谓“成吉思汗为西夏皇妃所害”的事情。因此，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梳理和辨析。实际上，关于“成吉思汗被西夏皇妃所害”的“观点”，早在《蒙古源流》、《黄史》等成书于17世纪的蒙古文史书中便有记录。
“成吉思汗被西夏皇妃所害”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黄史》中。其梗概大致为：“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杀夏主失都儿忽，纳其妃古尔别勒真，古尔别勒真身藏暗器，就寝时加害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遂病重去世。”
至于《蒙古源流》中所描述的情节，较《黄史》更为丰富且“传奇”：既如是杀锡都尔固合罕（西夏国王），纳其古尔伯勒津高娃夫人，并收服密纳克，唐古特国（西夏国）。共议欲往阿勒台山（贺兰山）之阳，哈喇江（黄河）畔避暑。时众皆惊异古尔伯勒津高娃夫人之妍丽，古尔伯勒津曰：“我之容颜，前此则更胜于今，此为汝军之战尘所蔽而减色矣。若得沐浴于水，可复先时之光颜矣。”主上（成吉思汗）曰：“然则，汝其自便浴之。”古尔伯勒津高娃夫人遂欲往哈喇江畔沐浴，及至，则其父家所饲之一鸟在焉。待彼鸟翔来其上空时执之。乃曰：“我羞于汝等众从者，汝等且止兹，我将独往沐浴。”言讫而去，乃作书曰：我将投此哈喇江而死矣，其勿顺流寻我尸，当溯水而寻之。书毕，系于鸟颈而纵去。浴毕而归，则其光艳果增矣。及夜，寝后，遂伤主上，金体不预。古尔伯勒津高娃夫人乘间逃去，投哈喇江而死矣。从此至今，遐尔皆称哈喇江为哈屯额克（母夫人）江矣。其后，居汉地宁夏城之乃父，赵氏沙克扎旺节，依其女所言而来，寻其尸而未获，仅得其镶珠袜一只，人各添掷一锹土葬之，遂称为“”铁木儿兀勒忽”（铁丘之冈）云。
首先，西夏皇妃古尔别勒真（古尔伯勒津高娃）是个后人虚构杜撰出的人物，历史上并未有其人；其次，成吉思汗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被攻破之前，就已经因病去世，既没有机会杀西夏国王，更不可能纳西夏皇妃为妃子；第三，六盘山地区远离黄河，“西夏皇妃投黄河而死”的事情更是无稽之谈了。
3）为什么后世的记录会“跑偏”？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根本经不起推敲和验证的虚构故事，为什么会被编入诸如《蒙古源流》等蒙古文史书当中？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与藏传佛教于16世纪下半叶在蒙古地区的“梅开二度”，有着很大的关系。此时蒙古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佛教思想成为了大多数蒙古人的行为准则，佛教“圣地”成为了蒙古人们向往的地方，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家族王统”成为了蒙古人敬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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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藏蒙王统同源”的故事应运而生，并迅速得到了蒙古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蒙古人的历史观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是，在这些成书于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除了强烈的“成吉思汗一忽必烈系”黄金家族正统观，就是贯穿全书的浓厚的佛教话语。以《蒙古源流》为例，开篇即谈所谓“佛教创世说”，并条理清晰地讲述了“印度一吐蕃一蒙古”一脉相承的“历史”：
兹酌诸旧史，略论自古之玛哈·萨玛迪合罕（大禅法王）以来，古印度、土伯特（西藏）、蒙古等三国传承之概要。
纵观这些蒙古文史书，带有佛教色彩的传说和反映佛教思想影响的言语，可谓比比皆是。譬如在《蒙古黄金史纲》中，就有有这样的一段“脑补”的记载：....其后，全能的上帝（为什么是上帝？）因前世的福祉、授圣主以满注宝玉之碗的甘露酒。当威严的圣主（成吉思汗）接领饮尝的时候，四个弟弟奏言：“'兄有十分，弟受其四’，今请主上饮尝大量的，而将少量的分（别）赐我们，伏乞明察。”圣主宣谕诸弟道：“当初降生的时候，我右手接受了龙宫遵奉佛命送来的玉宝玺。如今全能的上帝赐下满注宝玉之碗的甘露酒。由此可见，朕乃天命的尊贵之主，你们如欲饮偿，可以！”说着，递了过去。
四个弟弟接过便喝，到了口里却咽不下去。于是四个弟弟叩谢道：“天命之主，平凡的我们争错了。我们做管理百姓赋役的'那颜（王）’吧；〈甘露〉还请主上享用！”主上接过，一饮而尽。主上为甘露的陶醉而温暖，遂降旨道：“初生时，遵承佛命受了龙王的玉宝玺，如今全能的上帝，又赐以满注宝玉之碗的甘露酒。以是可知，受天命的君主，是我了。”
一言概之，当时的蒙古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发生了一定的偏离。而“成吉思汗死于西夏皇妃之手”的故事，有着很明显的倾向性，即对西夏怀有同情，对成吉思汗持有批评的态度。按道理说，蒙古人是不可能编造出这种诬蔑“圣主”的桥段，那么这样的故事出自何人之手？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蒙古人主导编纂的史书中呢？
一些蒙古人认为，“印藏蒙王统同源说”是“西僧所附会”，古儿别勒只皇妃的故事也大概率也是出自西夏后裔的手笔。
但是，身为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鄂尔多斯萨囊·彻辰“鸿台吉”，为何也要将这以充满了恶意的故事，收录至《蒙古源流》一书中？他这样做难道不是对祖先的“大不敬”吗？按照常理，即使他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伪，也会不自觉地基于自己的立场出发，排斥这类有损自己祖先形象的说法。那么，是什么样的执念，驱使他将这一“黑历史”写进书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概率是其全盘接受的藏传佛教的历史观在作怪。在对待成吉思汗去世原因的问题上，到底是要维护黄金家族的尊严，还是为了“崇佛”而采信对祖先名声不利的说法？考虑到一直以来，西夏都有“敬佛”的传统。而“西夏王妃杀害成吉思汗”的故事，不仅与藏传佛教有关，其故事的内涵也有“崇佛”的因素。因此，他的天平最终偏向了后者。对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萨囊·彻辰而言，维护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是其编纂史书所遵循的第一原则，一切内容要为之让路，即便是危及祖先的名誉也在所不惜。
4）小结
总的来说，《蒙古源流》以及《黄史》、《黄金史纲》、《黄金史》等成书于17世纪的蒙古文史书中关于蒙元史的记录，与《元朝秘史》等成书于蒙元时期的史书相比，其参考价值相对有限，不太适宜直接作为信史来对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书中关于北元的内部纷争的内容，不仅篇幅宏大，且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书籍中的部分“瑕疵”，而对其全盘否定。尽管历史学科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当我们在学习和研讨历史时，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尽可能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保证向读者朋友们传递更为合理、准确的历史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