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心理学家赵旭东：酸甜苦辣皆人生
戴着骨传导耳机，边听着古典音乐，边与我们聊人生的意义。这就是上海著名医学心理学、精神科专家赵旭东教授的工作状态，坦然而不拘小节。
虽然日理万机，事务繁忙，但他总能从容淡定地应对。赵旭东坦言，自己是一位积极的宿命论者，不为自己设定太具体的目标，不与别人作比较；但当发生事情后从不逃避，积极面对，来什么做什么。
“人生不光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是要学会接受生活中所有的酸甜苦辣。”赵旭东说。如今已年近花甲的他，用自己37年的从医生涯诠释着这句话。
▲当面对别人的误解和批评的时候
你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点击观看视频，赵旭东教授将告诉你一些有用的办法。
1978年，16岁的赵旭东考上了昆明医学院医疗系。在大学二年级时，因为听了黄汝劲教授的哲学课，他突然想当医学心理学家，之后对精神医学痴迷不已。
然而，本科毕业分配时，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是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为一名神经科医师。
2年的神经科住院医师生涯对赵旭东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段磨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魔鬼训练”。
他曾连续值夜班到第二天，14个小时不合眼，目睹了4位患者离世，“那是我最悲催、最沉重的一个夜班。”
那时，影像学检查只有X光片，还没有CT、磁共振，每次为患者拍动脉造影片，他都要穿着6千克重的铅衣在放射球管下给患者注射造影剂；而每次做完造影后，他都头晕眼花。
“我第一年不知疲倦地工作，到第二年时已感觉被耗竭殆尽。”他在管理患者时出现了差错。当时的主任王荪教授不怒而威，温和地处理了他的事故，这让赵旭东终身难忘。
当然，作为住院医师，绝不只有疲劳和压力。在一次医院演讲比赛中，他以《我体验到了职业幸福感》为题，用8分钟讲了一个故事：
一位周期性麻痹患者需要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他迅速明确诊断，为患者注射氯化钾几分钟后，患者就能拔掉呼吸机站了起来。
这是他体验到的幸福感，虽然很少。
“当神经科医生太苦了，对很多病无能为力，这里常常是人生的终点站。但是，我要苦中行乐，寻找鼓舞自己继续工作的好事。”赵旭东说。
▲赵旭东指导学生们开展案例讨论
“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大凉山上的人生感悟”
1988年，赵旭东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精神科何慕陶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终于实现了大学时代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梦想。
他的研究方向是应激对人的影响。读硕士期间，他有45天去四川大凉山做课题，研究进了城的彝族与在乡村里的彝族同胞在生活应激、创伤方面的差异。
其间，很多发现让他非常惊讶。他问一位彝族妇女，这半年里经历了哪些伤心、受打击的事情，并给她的影响严重程度评分，分值越高越严重。
这位受试者说，家里死了一头小牛，还死了一个小婴儿。她给死了小牛打3分，给死了小婴儿打2分。起初，赵旭东不敢相信，反复通过翻译确认。
最后，这位妇女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养牛能让它干活，小孩嘛明年可以再生一个，但母牛明年可生不出来的呀。”
对于八十年代的大凉山人来说，生产资料非常珍贵，这件事让赵旭东印象深刻。“很多事情，你不在他们的处境思考，就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想法。”
所以，他认为，助人者要有同情心、同理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是他在大凉山的恶劣生存条件下学到的。
“我从没有料到，我连话都说不清楚”
1990年~1993年，赵旭东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心身医院精神分析基础及家庭治疗研究所攻读医学博士。
在留学德国前，他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中级班的考试中排第4名，而前3名都是中级职称的德语翻译。所以，当时他去德国前，觉得自己的德语已经很厉害。
而到了德国后，导师HelmStierlin教授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德语只会一点点。”这是导师在向邻居介绍他时说的原话。导师认为他的德语还不过关，需要去上夜校补课。
为此，赵旭东交了3000马克的学费，折合当时的人民币15000元，这相当于他100多个月的工资！“我从没有料到，我连话都说不清楚。”赵旭东形容这是“花钱的创伤”。
在德国的头半年，赵旭东经常在白天观摩学习时打瞌睡，在屏幕上看着治疗直播或录像带就会很快睡着，因为语言障碍听不懂里面的对话，也听不懂老师、同学的讲话，没有办法参加小组讨论。
他感觉自己空前的傻，把自己的这段经历称为“文化休克”。一个下雪天，他去山上散步，看见一块林间空地上有一颗孤零零的小树，非常应和他当时的心境——孤独、无助。
小树的顽强和不屈，激励了赵旭东。后来，他克服了语言关，逐渐融入到学习氛围中，最终在3年后的1993年用德语写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成绩，如愿拿到了博士学位。
2016年，赵旭东带着他的学生到海德堡大学参加630年校庆，当年那棵小树已经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了，他带着学生们在树下合影。这棵树的成长就是他成长的缩影。
▲ 2016年，赵旭东带着他的学生到海德堡大学参加630年校庆，当年的小树如今已有三四层楼那么高，这是他和学生们在树下的合影。
“一辈子最大的磨难，就是当院长的4年”
1993年底从德国回到昆明后，赵旭东开始逐步实现自己的初心。
他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治疗研究室，并破格从讲师晋升教授，很快从普通医生提拔为科主任、副院长，接着在2000年38岁时成为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十一任院长。
在这段时间里，他最看重的业绩之一，是协助万文鹏教授，作为中方协调人成功操办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即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中德班”第一、二期，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事业培养了第一批接近国际水准的带头人和骨干。
▲ 中德班1988年的开班仪式。
在别人眼中，年轻院长的光环无比耀目，但是其中冷暖只有赵旭东自己知道。“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最大挫折、打击和磨练，就是当院长的这4年。
当院长的第一个月，就有人威胁要卸了他的胳膊，把他儿子丢到湖中，这话他从来没有和家里人说过。
有患者死了，家属闹到他这里、告到上级机关，说死得冤枉，他得去灵堂上陪哭、下跪。
作为法人代表，赵旭东每年至少有10次成为被告，虽然一次法庭都没有亲自上过，但是拍板的事还是要他来定；签字赔还是不赔时，他的手都在抖。
医院里集体犯的错，赵旭东都要承担，这是在他原先顺利的学者生涯中没有经历过的。所以，经过了院长岗位的磨练，他非常理解和同情各类机构的“老大”。
“领导是应激职业，风险大，很辛苦。”
但是，他在这4年中在医院医疗改革上依然做了很多有魄力的事情，中欧工商学院2001年写医改案例就用了昆医大一附院的案例，而且使用了很多年。
“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促进患者的发展”
2004年，赵旭东举家搬到上海，在这片热土上寻找新的发展契机。“这个转折叫自讨苦吃，但也是其乐无穷。回国十几年了，想换一个活法，但是一定要干初心确定的事。”
如今，他在上海已经坚持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教学和研究16年。今年，因为疫情，很多人事业受挫，家庭关系紧张，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应激创伤。
在赵旭东的门诊中，就遇到了一些人因为疫情而一蹶不振。“心理治疗不是对已有的心理问题进行修理，而是要促进患者的发展。”赵旭东说，经历受挫、失败后，我们不仅要发现问题，找到不足完善自我，更要发现自身的长处和优点。
▲今年4月初，赵旭东参加上海教育电视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周末开大课》特别节目。
疫情期间，曾有一个15岁的初三男孩，在其他医生的推荐下找到了赵旭东。因为学习成绩一直没能达到父母的预期，所以，在父母眼中，他就是一个“笨蛋”。
经常被父母指责和辱骂的他，情绪越发糟糕，甚至已经发展到与父母水火不容、要动刀子的程度。
赵旭东为男孩做了智商检测，结果评分为117分，而智力测验里常人的智商评分界值定在85~115分。
“你儿子不是笨蛋。从他的智商分数看，他比大多数普通人都聪明。”有了赵旭东的这句话，让男孩和父母都看到了希望。
在赵旭东专业疏导和鼓励下，孩子的情绪状态逐渐平静，与父母的关系慢慢缓和，后来，今年中考他如愿考入了高中。
“中考后，他专程来看我，送给我一只绒毛玩具小熊，要求与我合影留念。”在赵旭东看来，家长对于孩子态度的积极转变，往往能够实现“变废为宝”的奇迹。
“孩子的问题，根源常常是在家长身上”
“今年疫情期间，很多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发病率升高，意外死亡事件也有增多。”赵旭东分析认为，这不仅与疫情所带来的长期“宅”家生活有关，还与长期以来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问题有关。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十分重要，而现在0~3岁的孩子教养陪伴被我们严重忽略了。”
在我们不少家长的眼中，带0~3岁的孩子，主要就是解决他们吃喝拉撒睡的问题，而现在替代的途径有很多，所以，很多年轻母亲放弃母乳喂养，把孩子撒手扔给上辈或保姆；有些人家把孩子送进了寄宿制的幼儿园、学校。
在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报告说有6200万不在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这些情况提示，这一阶段母亲、父亲的养育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了。
▲ 赵旭东正在诊室里通过3D建模视频为患者讲解
赵旭东解释说，人在0~3岁时神经系统的变化非常大，人处于高度学习的状态中。而在这一阶段，如果缺少了母亲的亲自养育，会对孩子的情感、智力发展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持续81年、至今仍在延续的格兰特研究发现，早年家庭教养的情感环境比家庭的权势和经济条件，对于人一生的影响更大。“在一个充满欢乐、宽松、亲切和鼓励氛围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将来的人生会更幸福。”
拿赵旭东的话来说，在一个好玩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心理更健康。而反观我们现在的很多家庭，早早地就把孩子拉入各种培训班中学这学那，把原本家长应该陪伴的时间全都交给了培训机构。
“其实，我们的孩子根本还没有玩够。过早的智力开发，过早的情感疏离，很容易让孩子日后出现心理障碍。”所以，在他看来，学龄前孩子出现的心理、行为问题不要去怪孩子，问题根源常常出在家长身上。
进入学校阶段，教师对学生的正面影响非常巨大，同时，过多的学业负担、不友好的学校环境也极易损害儿童少年的心理健康，甚至对家长也是重大的压力。
要是家庭、学校之间的互动不良，这些负面影响就会被放大，常常酿成危机、惨剧，出现急需精神科医生介入干预的情况。
这样一种复杂的“循环因果”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也是赵旭东的团队主攻的方向——究竟要如何协调好家庭、学校和医院的关系，建立“家校医融合的心理健康机制”。
人物介绍
赵旭东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