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1400多年的英语，被'碰瓷'?杜刚健教授：'英语起源于中国'
莱布尼茨说：'如果上帝真教过人类以语言的话，应该是类似于中文那样的东西。'
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最流行的语言。从中世纪早期最先被英国使用，再到现在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可以说是语言中的王者了。
近期，发展了1400多年的英语，却被'碰瓷'了。
'英语起源于中国，只是汉语的一个分支。'
'英国人来自大湘西'
'古汉语是英语的母语。'
段子一样的语言，却是湖南大学法学院杜刚健教授潜心钻研得出的实打实的研究成果。
中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原始语言
杜刚健教授的一番言论在学术界刮起了一阵大风，有学者讥讽该言论是无稽之谈，是在夸张性地抬高中国文明地位，属于'战狼式'研究成果；也有专家力挺，称'英语发音基本就是其汉语发音'，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们是对汉语文化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
其实，杜刚健教授的言论早在几百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过，英国一位学者约翰·韦伯曾发表了长达二百多页的著作来探讨汉语是巴别塔之前全世界通用语言的可能性。
'巴别塔之前'理论是圣经中上帝为了阻止人类沟通，让人类说不同语言的故事。因此有学者认为约翰·韦伯探讨的并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宗教记载的历史问题。探索语言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前人的记载所遗留下来的证据并不完备，所有值得怀疑的理论都不该被一竿子打死。
约翰·韦伯在研究中提到了17世纪的一位传教士，叫利玛窦。他来到了中国，感受中国文化，学习中国人的语言。通过对汉语发音、词汇和语法的系统学习，他对汉语有了新的认识。
在利窦玛的眼里，汉语就像是神给予中国人的启示和指导，汉语有着直接表达意象的能力，它保留了古老语言的纯粹性和精华。随着利窦玛周游各国，从日本、朝鲜、苏门答腊、到其余与中国邻近的各大岛国，发现各国人都认识汉字，甚至他们的语言与汉字有着紧密的联系。利窦玛意识到了汉字的适应能力，在整个语言文化圈子里汉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约翰·韦伯看到了汉字语言的魅力所在，它的古老性和普适性，都为'汉语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原始语言'这一研究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几百年前学者的观点与如今杜刚健教授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却遭到了来自同时代人不同的看法。
约翰·韦伯的研究当时一经提出，也收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大众以及学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宽容。同时代的学者认为即使该理论看似没有充分的论证和考据，但也不应该被全盘否定，毕竟该研究成果是许多学者的心血，值得被拿出来推敲其中的可能性。
而如今面对杜刚健教授的研究成果，宽容的声音却被掩盖了，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片面地仅从一个结果就否定整体研究的呢？
文化自信还是迷之自信？
越来越多的人称呼杜刚健教授等支持'英语起源于中国'观点的人为'战狼学者'，同时大家对杜刚健教授的著作《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质疑不断，有人说该书简直无异于在说'全世界都是中国的'，也有人说他所谓的证据是'捕风捉影，站不住脚'。
反对的声音甚嚣而上，连《人民日报》都站出来点名批评：很难想象，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近两个世纪后，在全球文化深度互动对话的今天，仍有人把中国作为其他文明的起源，把世界文明成就附会于中国的创造，'这折射着一种盲目的自大。'
令人不禁怀疑：杜刚健教授所谓的研究成果是文化自信，还是迷之自信？
文化具有传递性和变迁性。在数千百年间，人类从原始时代一步步走向现代社会，建立起人类文明。期间，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传递、碰撞，形成新的文明。
又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人类会选择不断迁徙或定居在某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成部落、国家，不同的国家之间发生文化的交流、碰撞，各自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文化。汉语、英语就是文化中语言领域的碰撞结果。
文化的传递变迁史中蕴含着无限可能性，如此一来，再反过来看待杜刚健教授的理论，是不能一竿子打死的。
'英语起源于中国'并不是民族自信心膨胀，过于盲目自信的结果，而是在研究中不放过一丝一毫可能性所产生的结果偏差。
任何一种理论都应当拥有'不被否决的自由'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形成都与其历史、地域息息相关，文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播发展，才形成今天的美美与共的文化图谱。
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便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大家对于外来文化能够有着极强的包容性，那么在对涉及到自身文化的研究结果就更不该发出全盘否定的抨击声。
从客观角度来看，'英语起源于中国'，杜刚健教授没有一丝一毫错。该研究成果是耗费多年，潜心研究大量史实资料得出的结果，并不是空口无凭。对每一个有史可依，有理有据的观点，我们都不应急于否定。
任何一种理论都应当拥有'不被否决的自由'，去论证考察 '这些理论是否存在'的实践才是人类探求真理的态度。在寻求'英语起源'事实的路上，每一种言论都是思想碰撞的产物，其中蕴含着新的发现，体现了人类研究语言学的进步。
无论是在对待杜刚健教授的'英语起源于中国'，还是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都应秉持这样的态度：承认每一个研究结果的可能性，用行动撑起整个民族的思想力。
文/赵贺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