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经方家
1.喻嘉言（1585—1664）,名昌，号西昌老人，清代江西新建（今南昌）人。少治举子业，崇祯时以选贡入都，但无成就，不久值清兵入关，遂隐于禅学，有又出禅攻医，曾往来于新建、靖安一带，求治者甚众。生性好游历，以求师问道，后定居江苏常熟，以医术专精而冠绝一时。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等书。喻嘉言强调治病必先识病，强调病与药的相关性。他说：“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喻嘉言临床擅用经方。《寓意草》所载病案大部分为经方验案。如以理中汤治愈疟疾、痢疾、痞块、溺水，以桃核承气汤加附子、肉桂治愈伤寒坏症两腿偻废等。他创制的著名验方清燥救肺汤，也脱胎于仲景竹叶石膏汤。 松原市中医院治未病科赵东奇
2.舒驰运 名诏，号慎斋学人，江西进贤人。活动于清代雍正年间。少好医方，但苦于难通其理，后获交喻嘉言的弟子罗子尚，得《尚论篇》，读后大有开悟，自此专以《伤寒论》为宗，主要著作为《伤寒集注》，舒氏尚著有《六经定法》、《痢门挈纲》、《女科要诀》、《痘疹真诠》及短论若干，均附于《伤寒集注》之后。舒氏临床每先辨六经，以仲景法活人。其著作中验案甚多，不便悉举，只看他以麻黄汤催生，白虎汤安胎，四逆汤调经，就可略见一二了。
3.柯韵伯（1662-1735），名琴，清代浙江慈溪人。著有《伤寒来苏集》八卷，该书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个部分。柯氏强调仲景为百病立法，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认为《伤寒论》立六经为提纲，是在“病根上讲求”，不是在“病名上分解”。又指出 “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论翼·阳明病解第二》）《伤寒论注》在编集方式上首次采用以方名证，以经类证的方法。
4.徐灵胎（1693—1771），名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徐氏博学多才，对天文、历算、音律、地理、水利、兵法等均有研究。因家亲病故，而肆力于医。一生精勤不倦，博览群书，著作甚多。代表者有《医学源流论》、《伤寒论类方》、《难经今释》、《兰台轨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慎疾刍言》等。
在徐灵胎看来,《伤寒论》原是一本“救误之书”，而误治之后变证多端，临床根本不可能有象疾病那样有初、中、末的传变过程，所以仲景《伤寒论》也是“随证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他说：“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伤寒论》的基本精神呢？徐灵胎选择了“类方法”。他说：“余始亦疑其有错乱，乃探求三十年，而后悟其所以然之故，于是不类经而类方。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伤寒论类方》共分12类，计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汤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方22方。以上十一类，都以主方冠名，主方之下，列述论中有关方剂证治条文。方以类从，证随方列，成为《伤寒论类方》的编著特色。
徐氏学术上推崇汉唐医学，对仲景方、千金外台方应用较多。如以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用小青龙汤治疗痰喘，用大承气汤治疗伤寒失下，用竹皮大丸治疗产后风热，用大黄肉桂人参五灵脂等治疗血臌等。
5.尤在泾（？—1749），名怡，清代长洲人（现江苏吴县人），师从与喻嘉言的弟子马元仪。著作有《金匮要略心典》、《伤寒贯珠集》、《医学读书记》、《静香楼医案》等。擅用古方，他说：“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而从而损益之。盖未有事不师古而有济于今者，亦未有言之无文而能行之远者”。如以金匮肾气丸治痰饮、肾虚齿痛、遗精、漏汗、失血、肿胀等，以麦门冬汤治胃阴虚咳嗽，以麻杏苡甘汤治气壅浮肿，以半夏秫米汤加橘红、茯苓、麦冬治风痰相搏的昏眩体痛，以四君子汤加干姜、益智仁治“胸中聚集之残火，腹内积久之沉寒”的冷泻齿衄；以半夏厚朴汤加旋覆花、枇杷叶治疗梅核气，均能通常达变，得古人调治杂病的心法。（《医学读书记》）
6.陈修园（1753-1823），名念祖，福建长乐县人。著有《金匮要略浅注》、《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医学三字经》等。蒋庆龄在《神农本草经读》序中说：“陈修园老友精于歧黄之术，自负长沙后身，世医环而笑之。及遇危证。缰断桅横，万手齐束，修园往，脱冠几上，探手举脉，目霍霍然上耸，良久干笑曰：'候本不奇，治之者扰之耳”。主人曰：'某名医’。曰：'误矣’。曰：'法本朱、张、王、李’。曰：'更误矣！天下岂有朱、张、王、李而能愈疾者乎？’口吃吃然骂，手然书。方具，则又自批自赞自解，自起调刀圭、火齐，促服之 。服之如其言”。
陈氏尚著《景岳新方砭》，尽讥讽批驳之事。谓左右归二丸是“寻常服食之剂”，“若真正肾虚病服之必增痰多气壅、食少、神昏、心下悸、吐血等病”，景岳为“厨中一好手，医中一坏手”（《景岳新方砭》）。评李东垣“竖论以脾胃为主，立方以补中为先，循其名而亡其实，燥烈劫阴，毫无法度”。又以“杂”字论李时珍、王肯堂，以“浅”字论李士材，以“庸”字论薛立斋，以“妄”字论赵献可，以“浮夸”论张景岳、冯楚瞻、陈远公（《长沙方歌括》）。大抵不满宋元以后崇尚臆想、各创新说之风，而欲返仲景实学之道。他指出：《伤寒论》“是书虽论伤寒，而百病皆在其中 ”“若读《灵》、《素》、《难经》不于此求其实用，恐坠入张景岳一流以阴阳二字说到《周易》，说到音律，并及仙释，毫无下手工夫”。（《伤寒论浅注》）他说： “长沙当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其义精，其法严，毫厘千里之判，无一不了然于心，而后从心变化而不穷。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谓之方者，非圣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达。其药品察五运六气而取其专长，其分两因上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汤，宜散，宜丸，一剂分为三服、两服、顿服、停后服、温服、少冷服、少少咽之，服后啜粥、不啜粥、多饮水暖水之类，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渍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浆水、潦水、甘澜水之不同。宋元后诸书多略之，而不知古圣人之心法在此”（《长沙方歌括》）又说：“其用药本于《神农本草经》，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医学三字经》）他说：“经方效如桴鼓，非若后世以地黄补阴，以人参补阳，以香砂调气，与归芎调血，笼统浮泛，待病气衰而自愈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病休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不必尽剂，可知古人用药，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剂、一二剂之间。”
7. 余听鸿（1847—1907），名景和，江苏宜兴人。童年在孟河当药店学徒，而后入孟河名医费兰泉门下，业成后悬壶家乡，中年后寓居常熟，时有“余仙人”之美誉。余氏十分强调《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他说：“余读仲景原序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知非仲圣杜撰，是集上古经方也。又云为《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疾，庶可见症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知非是拘经、拘法、拘方之书，即伤寒杂病可概而变化治之矣”。他认为，仲景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作为医者，能将此六字分清，自然能够变化无穷，而且“仲景原文分桂枝症、麻黄症、葛根症、柴胡症、栀子症、白虎症、泻心症、承气症、五苓症、四逆症、理中症，汗、吐、下、温、清、补六法俱在其中。一百一十三方，方方有法，《内经》七方十剂无所不备，即杂病亦岂外？ ”他还在医案《诊余集》中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云仲景之法能治伤寒，不能治调理者，门外汉也”。
临床上，余氏能灵活运用《伤寒论》方调治杂病。他说：“仲景之方人皆畏难不用，然病至危险，非仲景方不能挽回耳”。如以黄连汤治疗噎膈反胃呕吐，真武汤治肾虚痰升气喘，乌梅丸治肝气厥逆、久痢、呕吐，桂枝加龙骨牡蛎治疗久疟寒热往来和自汗盗汗，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猪苓汤治疗消渴，猪肤汤治久咳、失音下利，黄连阿胶汤治风热下利便血，五苓散治湿疝脚气、炙甘草汤治肺痿、秋燥，附子理中汤治大便阴结冷秘，理中汤治中虚单腹胀，旋复代赭汤治噫嗳等。
8.曹颖甫（1867-1937），名家达，别号拙巢老人。江苏江阴人。读书于南菁书院，1902年中举人，科举废，遂绝意进取而肆力于医学，时丁甘仁创办中医专门学校于上海，聘曹任教，并主持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的医务，出入于门下者数百人。学生中以秦伯未、丁仲英、章次公、姜佐景、黄汉栋等为著名。抗战爆发，曹氏归里，惨遭日寇杀害。生平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以及门人整理的《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先生医案》等。曹氏早年读张志聪《伤寒论注》，并见屡用经方救疾之效，便笃嗜仲景方。在上海期间， “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时人有“曹派”之称。曹氏尝谓门第子曰：“医虽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今之所谓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实则因陋就简，胆识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处方，真能宗仲景之说，用仲景之方者，曾几人哉？ ”（《伤寒发微·丁仲英序》）。
曹氏研究仲景学说，主张以“考验实用为主要”，故重视临床应用以及视其验否。如《伤寒发微·凡例》说：“著述之家辄有二病，一为沿袭旧说，一谬为逞新奇。鄙人以考验实用为主要，间附治验一二则，以为怔信，非以自炫，特为表明仲师之法，今古咸宜，以破古方不治今病之惑”。曹氏在《伤寒论》的注释方面并无多大建树，但他的《经方实验录》所反映的重视实证、重视实验的思想，是从应用的角度反映了他对《伤寒论》深层次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中医学术界的一种思潮。
9.范文虎(1870-1936)，名赓治，字文甫，晚年得汉虎印一方，乃易字文虎，自号古狂生，浙江鄞县人，家世业医。范氏先攻儒学，弱冠而为县学贡生，后肆力于医。《鄞县县志》载：“先生初擅疡伤，继专精内科。主古方，好用峻剂，患者至门，望见之，即知其病所在，投药无不愈……”。
范氏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最为推崇，并认为柯韵伯《伤寒来苏集》能阐发经旨而有纲目，曾为之注释。临床屡用仲景方取验。如治一船老大乘饥恣食，解衣捕虱，次日发热而自汗，胸膈不利，前医以伤食而下之，中风而汗之，渐觉昏困，上喘息高。先生谓：“太阳病，下之，表未解，渐喘者，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佳，此仲景法也”，竟一剂喘止，再剂微汗，至晚身凉而脉和，诚如先生所言，“其神捷竟如此；《伤寒论》可不熟读乎哉”!又治一伤寒，发热、烦渴、头痛；脉浮紧无力，尺以下迟而弱，乡医皆以麻黄汤。先生曰：尺脉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营不足也，不可发汗。遂用小建中汤，先调营分，至五日后，尺部方应，乃投麻黄汤二服，得汗而愈。他还用麻杏石甘汤治肺火上蒸的双目红赤，以炙甘草汤治虚阳上越的目赤肿痛，以桂枝汤加当归、川芎治痛经，以小青龙汤治失音，以四逆散加薤白治痢疾，以附子理中汤治吐血，以麻附细辛汤和调胃承气汤加减治寒包火的乳蛾，总之，不拘于病名，悉以辨证论治为准绳。尝告诫门人：“为医首要认清了证，方能治得好病，病名可不必强求，若必要先具病名而后言治，则当病情模糊时，岂将置之不医乎”!
范氏用经方，其药味之变更与否，均视病情而定。方证完全相合的，悉遵原方原量，如用小柴胡汤，有量一仍其旧，必嘱去渣重煎者。用四逆散，有诸药均等量，煎服方法均依《伤寒论》者。但若证情复杂加减在所必需。如桂枝汤为范氏所擅用者，凡太阳病头痛、发热、恶风，不论有汗无汗，皆以桂枝汤为主，如有脉浮紧者，加麻黄；咳而微喘者，加杏仁，或与厚朴同用；桂枝汤证见舌质微红、口干者，加花粉或合栀子豉汤；邪欲传少阳者，加柴胡；呕吐加半夏；里实腹满便秘加大黄，即桂枝大黄汤；恶寒有汗，苔白或脉沉细等兼阳虚者，加附子；偏于虚寒者，加党参、白术；妊娠初期试胎合佛手散等。
范氏说：“处方用药，灵活应用，应重则重，应轻则轻”，如以越婢汤治风水、黄疸，麻黄常用至18克，而治小儿麻疹闭证麻黄竟用至24克，见者吐舌，闻者骇然。但用小青龙汤治风寒失音，麻、桂仅用 0.9克泡服，谓风寒之邪客于肺卫，取《内经》因其轻而扬之之义。当然，他运用古方是十分慎重的，他说：“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若不对证，祸不堪矣!临证处方，胆欲其大，而辨证审因，务须细心”。
范氏临证善于望诊，察色望舌而不废切按，医案不尚空论、朴实无华，亦见古方家之风格。
10. 祝味菊（1884—1951），浙江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先随宿儒刘雨笙授读医经，1917年四川招收军医，祝氏投考入学，攻读二年，后赴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1926年赴上海，初未行医，考察近年，深感时医缺少良法，遂开诊。1929年秋，祝氏治愈某医断为“误投辛燥，法按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祝氏在上海曾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及附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院院长。著作有《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中付梓行世的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诊断纲要》三种。 1948年，由祝氏口述，陈苏生笔录，整理成《伤寒质难》一书，影响甚大。祝氏擅长辛温法，尤以使用大量附子为特点，一般12-18克，多则30-45克。时有“祝附子”之雅号。其用附子每与磁石、牡蛎、枣仁、远志、茯苓等潜阳安神药并用，经验独特。
11.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上海川沙人。少时从朴学大师姚孟醺治经学、小学，通诸子百家，好天文历算，1916年至1925 年间任教于暨南大学等学校，业余治医学，及有成，受《伤寒论》于武进恽铁樵，又请益于章太炎，并助恽氏办函授学院，曾执教于上海各中医学校。1928 年同章次公等合创上海国医学院，著作有《伤寒今释》、《金匮今释》、《陆氏论医集》等。
陆氏认定《伤寒论》为经方之冠，治疗之极，为学医所必由，故沉潜反复，研索独勤。他认为中医之所以为世诟病，主要原因是“金元以后医家困守《内经》，莫能自拔，单词双义，奉为金科，驰鹜空言，不验实效”，而《伤寒论》为中医疗病之事实，具科学之理，研究中医，关键是用近代医学理论去解释中医治病的事实，而不可泥于《内经》。所谓：“大论用药之法，从之则愈，违之则危，事实也；其必有科学之理存焉。余虽短浅，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往往如解牛，动中骨肉。乃知国医取戾之道，固在医经，不在经方也”（《伤寒今释·凡例》）“余以为理论当从西医之病名，治疗当宗仲景之审证为宜也”（《伤寒今释·卷一》）。其著作《伤寒今释》，即采取此种思路，以西医理论解释《伤寒论》的经验事实。他认为《伤寒论》的精粹在于证候方药。他说：“统观仲景书，但教人某证用某方，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之名，可知意在治疗，不尚理论。中医之治疗有特长，理论则多凭空臆造，仲景不尚理论，正是识见胜人处，后人斤斤于风邪寒邪伤卫伤营之辨，而不于病证药方上著眼对勘，皆非读仲景书者”（《伤寒今释·卷一》）。其学术思想与近代科学的实证思想是一致的。
12.叶橘泉(1896-1989)，浙江吴兴人。幼年从师学医，早年在苏州从事中医中药教学工作，同时开业行医并致力于本草学的研究。解放后历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江苏省中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苏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南京药学院副院长等职。著有《现代实用中药》、《近世内科中医处方集》、《近世妇科中医处方集》、《古方临床运用》、《中医直觉诊断学》、《本草推陈》、《食物中药与处方》等。学术上强调在现代医学的诊断下，应用经方，同时重视民间验方的收集与应用。
13.胡希恕（1899—1984），沈阳市人。1958 年受聘于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教授《伤寒论》、《金匮要略》。临床擅用经方，尤其对桂枝汤、小柴胡汤等的临床应用更有独到之处，除用于伤寒温病以外，尚有内外妇儿各科杂病，每用必效，是当时人所公认的经方家。刘渡舟先生称其为“经方学派的大师”,并介绍说：“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经方传真·刘序》）胡氏著有《伤寒论解说》、《金匮要略解说》、《经方理论与实践》、《经方实践录》等，惜不易见。近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经方传真》一书，为其门人冯世纶、张长恩、胡跃、李惠治等整理先生医轶而成。胡氏尚谓：“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辨得是否准确”，强调了方证的重要性。
14.岳美中（1900-1982）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他一生临床擅用经方治病。主要著作有《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等。岳氏主张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他认为，《伤寒论》六经标题首揭“辨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也是如此，书中指出某病某证某方“主之”，此即为专方专药；某症证“可与”或“宜”某方，是在辨证之下随宜治之之意。后世《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皆依此法。因此，他认为“可知汉唐医家之辨证论治是外感杂病分论各治，在专方专药的基础上照顾阴阳寒热表里虚实”。
岳氏说：专学《伤寒》容易涉于粗疏，专学温病容易流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必须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鹜实。所以，他并不局限在经方上。他对方药配伍和药物剂量十分重视，如仲景方半夏是以升计量的，岳老遂用实测的方法得到实际重量。
陆九芝（1818-1886），名懋修，晚清江苏吴县人。祖上世代知医。初业儒，中年后不乐仕进，承家学之渊源，致力歧黄，博览群书，精内经、伤寒之学。陆氏极力推崇秦汉医学，强调《伤寒论》在临床上的普遍指导意义，尝谓：“《内经》无论真不真，总是秦汉间书，得其片语，即是治法；《伤寒论》无问全不全，苟能用其法以治今人病，即此亦已足矣”“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难，继则大难矣”。他临证屡以经方起温热大病，活重危险证，尝云：如仲景方而不可用，则病人岂容我以尝试者，何以用之一人而效，用之人人而无不效，且何以彼之不用仲景方者，曾不闻一效也，吾既用之而效矣，用之而屡效矣，则吾岂能舍吾效者不用，而用彼之不效者耶，夫病者何所求，不过求其效耳，然不用仲景方而效不至，则人何乐乎不用仲景方哉。陆氏恪守仲景《伤寒论》，强调温病即阳明病，悉以阳明方为宗，如葛根芩连、白虎、承气等为常用治温之方。对于温病家养阴保津、芳香开窍诸法颇多非议。他认为，《伤寒论》为外感病总论，温病证在《伤寒论》中，方亦不在《伤寒论》外。
郑钦安（1824-1911） ，名寿全，四川邛（ qiong ）州人。早年学医于夙儒兼名医 刘止唐 先生，从授《周易》、《内经》及《伤寒论》诸书，均熟读而深思。郑氏强调阴阳辨证。他认为仲景 “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 ” ，因此他的特点就是 “ 认证只分阴阳 ” ， “ 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 ” 。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郑氏擅识阴证。其指征为：少神或无神；喜卧懒言，四肢困乏无力，或踡卧恶寒，两足常冷；不耐劳烦，小劳则汗出；咯痰清稀或呕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语声低弱；唇色青淡或青黑；痛喜揉按；满口津液，不思茶水，间有渴者，即饮也只喜热饮；女子白带清淡而冷，不臭不黏；饮食减少，喜食辛辣煎炒极热之品，冷物全然不受；小便清长，大便通利；面白舌淡，即苔色黄也定多润滑；脉微或浮大而空。凡是 “ 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 ” ，即是阳气虚衰的阴证。像后人认为火热证的喉蛾、鼻衄、痈疽、痿躄等，依然有阴证存在。他临床擅长使用四逆汤，附子的应用尤为娴熟。他曾说 “ 人咸目予为 姜附 先生 ” 。他是西南 “ 火神派 ” 的代表人物。著作有《伤寒恒论》《医理真传》《医法园通》等。
易巨荪 （？-1913 ），原名庆堂，巨荪是其号，广东鹤山县人。易氏出身于医药世家，自弱冠受祖父庭训，即嗜读神农、黄帝、仲景诸圣之书，于中医经典著述精通谙熟。易氏于光绪甲午年（ 1894 年）将其治验案例辑录成书，名曰《集思医案》。读其验案，可知易氏临证胆识过人，尤擅用仲景经方抢救危急重证，如用大黄甘遂汤治疗产后下血少而腹大如鼓，用通脉四逆汤治疗霍乱，用大承气汤、黄连阿胶汤、生姜泻心汤治疗下利重症，用大剂真武汤加吴萸祈艾半夏治疗产后大出血，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治疗吐血，用白通汤、吴茱萸汤、理中汤加炮姜祈艾鹿茸治疗便血如注，用大剂柴胡治疗流感，用二加龙骨汤治疗疟疾，用大剂升麻鳖甲汤改汤为散救治疫核（即鼠疫）流行。
黎庇留（1846- ？），字茂才，又名天佑，广东顺德人，近代岭南伤寒名家之一。黎氏精通伤寒，临证均以仲景大法为本，于临床中通权达变，每能立起沉菏，尤善用经方如白虎、承气、真武、四逆之类救治危急重症，以此著名于时。其子黎少庇据其遗下的大量医案手稿整理《黎庇留医案》一卷，晚年撰《伤寒论崇正编》。受业弟子苏世屏、马云衙等也以善用经方名于世。
汪莲石，近代安徽婺源名医。汪氏二十时游江浙，夏秋间得寒热，更医者三，云暑热，云伏暑，云秋温，然屡药而不愈，后竟不药而自愈。以后父亲脘痛复作，医治无效而逝，汪氏痛惜之余而立志学医。叩问本家前辈学医入门之书，均谓《脉诀》、《汤头歌诀》、《临证指南》、《温病条辨》，一一检阅始知前客浙病时所服方药书中悉具，遂不信之。又叩问知医而不行道之堂叔，示曰须读《灵》、《素》、《伤寒》、《金匮》，多阅各家伤寒注释，药性必读《神农本草经》。汪氏遂从此入门。他细研各家《伤寒》注本，觉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后得江西舒驰远《伤寒集注》，疑者焕然冰释。晚年寓居上海，擅用经方大剂，屡起沉疴，时有神医之誉。悬壶沪上，声誉隆盛，当时许多名医如恽铁樵、丁甘仁、程门雪等都曾就教于其门下。 1920 年汪氏编撰《伤寒论汇注精华》。
莫枚士（1862-1933），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字文泉。早年研究经学，后改习中医。著有《研经言》、《神农本草经校注》、《经方例释》等。《经方例释》对仲景方的组方特点与规律逐一解释，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如认为干姜细辛五味子为小青龙汤的主药，指出仲景于吐下后必用干姜。全书不分类，但从甘草汤开始，也就形成了他特有的分类方式。
陈伯坛（1863-1938），字英畦，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岭南著名经方家，与黎庇留、谭彤晖、易巨荪并称“四大金刚”。少习举子业，举孝廉后绝意仕途，潜心研究《伤寒论》。擅用经方治疗顽急大症，常以重剂取效，单味药常以两计，甚至上斤，人称 “ 陈大剂 ” 。著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卷十九》、《伤寒门径》、《麻痘蠡言》等。曾独资创办“伯坛中医专科学校”，专授长沙之学，及门弟子散处粤港澳各地，如有 “ 程阔斧 ” 之称的程祖培。
陈鼎三（1874-1960），四川乐山人。１５岁从文学医，后拜师于邑之宿医陈颖川。陈老潜心歧黄，嗜书如命，不仅能背诵四大经典原文，且能背诵一些名家的注释，特别推崇仲景学说。临证识精胆大，刻意求工，以救治伤寒坏证、逆证名噪遐迩。陈氏还热心于医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地方名医，如江尔逊等。陈氏擅用经方，曾治一五旬男患者，突发四肢痿软，不能自收持（迟缓性瘫痪）而仆地，精神清爽，言语流畅。诸医不知何病，陈氏独具慧眼，诊为 “ 风痱 ” ，处以《古今录验》续命汤，投方一剂，次日即能行动。对于顽固性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而小便极少时，陈氏先健运脾气，待胃纳正常时，配合十枣汤或控涎丹以攻逐，但服后并不出现恶心呕吐及泻下逐水作用，而是尿量骤增，浮肿腹水迅速消退。著有《医学探源》、《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
包识生 (1874-1936)，字一虚，福建上杭人。 1911 年，包氏至上海，组织神州医药总会，主辑医药学报。 1913 年， 发起医药救亡运动，请求保存中医药，以后又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多次为中医学校加入学系奔走，并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包氏学术宗仲景，尚经方，主张改进中医，但反对以西医学说研究中医。代表作有《包氏医宗》。对经方的研究，是包识生学术较突出者。他认为经方自有经方的妙用，其主治与《神农本草经》不同，不能以本草论经方。他说： “ 《伤寒论》一百十三方，《杂病论》一百四十三方，统称之为经方，乃仲圣所著，为方书之鼻祖，功效奇著，迥非后人所作时方可与此论，数千年来，习医者莫不奉为金科玉律，其采用药品，虽取材于《本经》，然间亦有为《本经》所未录者，且其性格又自成一家，治病效能，往往与《本经》药性不符，个药经配成方剂，施之于病，效捷如影响。 ”“ 若以本草之主治，证之经方，则不帝张冠李戴，风马牛不相及矣。故医者当知经方自有经方之妙用，散见于《伤寒杂病论》之间，万不可以《本草》之主治，强合经方之主治也。 ” 他注重经方用量的研究。他说： “ 其分量更神妙不可思议。如桂枝汤治有汗中风之太阳病也，加重芍药则变为治腹痛下利之太阴病矣。加桂则治奔豚病矣，加芍、饴则为补中之品，加芍、黄则为攻腐之方。又如四逆加重姜、附，则变为通脉，去甘草则为干姜附子汤矣，药味之增减，分量之轻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诚神乎其神矣。后世方书，多有不注分两者，医生临证处方，亦任意填写，药肆售药，更轻重不符，如大承气汤，本四黄八朴五枳三芒，时俗竟有用六分川朴、钱半枳实、三钱玄明粉、二钱大黄，而敢大夸其口曰：今日某姓病，某用大承气矣。其实调胃之不若也。桂枝汤本芍、桂同等，乃有已用白芍三钱，复用桂枝三分者，愈病乎？增病乎？有今之所谓读仲景书、用经方者，大黄、石膏、黄芪、潞党、附子、干姜，竟有用二三两，而至于一二斤者，请问古戥如是乎？古方如是乎？人乎？兽乎？是故一则不及，胆小如鼠，一则太过，心狠如狼，呜乎！草菅人命，谁之过欤？吾中医药之退化，有江河日下之势者，未始非若辈有以致之也！ ” 包识生将《伤寒论》方分类研究，认为有主方、单方、偶方、复方、合方、加减方以及六经方、六淫方、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方等，这对理解经方是很有启发的。
吴佩衡 (1886—1971) ，四川会理人。曾任云南省中医师分会理事长。 1948 年创办云南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建国后历任云南中医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副会长。早年从师学习时方，中年以后致力于仲景学说的研究和推广，临床擅用经方大剂，常采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扶阳散寒之剂治疗许多阳虚阴寒病症。对中药附子的临床应用能突破常规用量，功效显著。著有《伤寒论条解》、《麻疹发微》等。有《吴佩衡医案》传世。
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得其父杏圃之传，后又虚心吸取各家之长，特别是祝味菊运用温热药的经验，深入钻研《伤寒论》，从而形成了重视顾护阳气的学术思想和擅用温热药的用药的特点，临证屡用峻剂以起沉疴，名躁上海。他认为，阴为体，阳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主力，而在儿科尤为重要。因此，他特别强调小儿机体特点是 “ 肉脆、血少、 气弱 ” ，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 “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 的 “ 纯阳之体 ” 。他主张治小儿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阴阳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他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辛温解表、扶正达邪、温培脾肾和潜阳育阴等法，都是建立在以上认识基础上的。
陈逊斋 （1888-1948），福建长乐县人，少习科举，青年从戎从政，中年行医，曾在南京主办国医传习所，成立国医研究所，开设医学讲座，影响盛极一时，亦培养了不少国医人才。陈逊斋治医专宗仲景，善用经方。著有《伤寒论改正并注》。
周连三 （ 1889-1969 ），河南省名中医，对仲景学说极为推崇，尤其对黄元御研究颇深，临证擅用温阳法，喜用姜附峻剂，屡起沉疴。如用真武汤加麻黄治疗疔毒，真武汤合理中汤加黄芪治疗脱疽，大剂桂枝加附子汤治疗寒疝，茯苓四逆汤治疗癫狂、疟疾，薏苡附子败酱散治疗肠痈，用己椒苈黄丸加附子治疗肺心病，等等。弟子唐祖宣传其学。
武简侯（1892 - 1971），名国良，字简侯，号简子，江苏泰州人。少时随名医宫嘉钰医馆学习诗文及医学。后入天津国医专修学院进行深造。临床上尤擅长经方和外治法。他认为，中医有疾医和阴阳医之分，前者以张仲景为代表，是中医学的正道，后者掺杂五运六气等凿空之论，是医学之歧途。他尝用鳖甲煎丸治疗血吸虫病、肝硬化等肝脾肿大症及闭经；葶苈大枣汤治疗水肿；三物白散治疗小儿哮喘；《外台》走马汤治疗小儿食积、虫积等；大牡丹皮汤、薏苡附子败酱散治疗阑尾炎；桃核承气汤治疗胃癌幽门梗阻；用白虎汤、大柴胡汤、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千金》陷胸汤、葛根汤等治疗热病；用小青龙汤治疗肺结核；用苓桂术甘汤加车前子治疗结膜炎；用桂枝茯苓丸保胎等。著有《经方随证应用法》、《儿科各病外治备要》、《妇科各病外治简要》、《各科简易经效方》、《药证学》、《本草附方选》等。
朱莘农 （1894-1962），名慕伊，江苏江阴峭岐凤戈庄人，同邑名医朱少鸿异母之弟。朱莘农是近代苏南锡澄地区朱氏伤寒派的代表人物，其临证最大特色是强调体质辨证，擅用桂枝类方，以治疗“夹阴伤寒”名世。朱氏常说：“医道之难也，难于辨症，辨症之难也，难于验体，体质明矣，阴阳可别，虚实可分。病症之或浅或深，在脏在腑，亦可明悉，而后可以施治，此医家不易之准绳也。”除察舌、切脉外，朱氏还善用望咽喉、诊脐腹等独到的诊断手法辨别体质。临证或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散寒，或用桂枝汤扶阳固表，或用桂枝加桂汤、桂甘龙牡汤平冲救逆，或用五苓散通阳化气，或用真武汤温阳化饮，或用滋肾丸通关，或用白通人尿猪胆汤逐阴，或用附桂配羚羊角麝香平肝潜阳，还有独参汤的补气固脱、黑锡丹的温阳降逆、三甲复脉汤的养阴涵阳，更有麝鸽敷脐、姜艾灸脐、葱麸热熨等外治法以温散凝寒等。除伤寒热病之外，朱氏还用此法辨治内科、妇科等内伤杂病。朱氏晚年悬壶无锡，对丹溪之学尤为倾心，喜用苦泄清降，尤长于辛凉宣泄，处方轻灵，于气火、痰火诸症多所治验。其脉案经后人搜集整理成《朱莘农医案》已正式出版。
张岫云（1894-1974），祖籍辽宁省铁岭县。幼读私塾，后拜师学医， 23 岁始在家乡悬壶。 1956 年调到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工作。他在临床辨证论治中多取法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他认为：“古方都是经过前人反复临床验证总结出来的有效方剂，只要辨证确切，用之多可取效。有人提出，古方不能治今病，是没有根据的。”张老不但用伤寒六经辨证法治疗小儿热性病，还用以治疗小儿杂症。他常说：“六经辨证不是专为伤寒热病而立，其他病也可应用。”“病有定名，方有完法，药有专能，在治疗上多宗古人原方，在某些情况下，可随症略事增减，但不能妄添蛇足。”他常用麻杏石甘汤、葛根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大小柴胡汤、葛根芩连汤、桂枝汤、桂枝新加汤治疗小儿外感，用麻杏石甘汤、小青龙汤、麦门冬汤、清燥救肺汤、千金苇茎汤等治疗小儿咳喘，用橘皮竹茹汤治疗小儿幽门痉挛，用吴茱萸汤、半夏泻心汤、茯苓泽泻汤、五苓散、附子粳米汤、理中汤等治疗胃肠炎，用胃苓汤、保和丸治疗伤食，用白头翁汤、大承气汤、桃花汤、白虎汤治疗小儿菌痢，用五苓散、猪苓汤、越婢加术汤、实脾饮等治疗小儿急性肾炎，上述经验见《张岫云老大夫医案 100 例》。
夏仲方 （1895-1968），名琦，上海市松江县人。 17 岁拜松江十三世儒医张友苌为师，出师后在松江城内悬壶应诊。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华东医院中医科主任、上海市中医学会常务委员，上海市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组顾问，上海中医学院内经教研组组长。夏氏认为《伤寒论》是统论一切外感疾病，而且是为百病立法之书。他对仲景方药研究精深，临床善用古方，如当归芍药散保胎，桂枝茯苓丸调经，桂枝汤治疗痛经，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高血压病，桃核承气汤治疗强迫观念，麻黄附子甘草汤治疗麻疹，肾气丸治疗糖尿病，黄芩疗诸血证，薯蓣丸治疗结核病等等。姜春华先生赞誉其医案“皆如老吏断狱，精到无比，无江南者纤巧之风，洵难得传世之作”。夏氏著述多毁于文革，其门人及后人整理出医论若干篇，均收录于《中医经方学家夏仲方专辑》一书中。
赵寄凡（1896-1962），号复初，天津名医。赵氏自幼随其父赵雅荪习医。解放后应卫生部委托，与天津名医陆观虎筹建天津市中医门诊部， 1955 年负责组建天津市中医医院，并担任副院长一职。赵氏推崇经方，在津门有“经方派”之称。他说：“时方的法度，就不如经方严格，经方不但照顾疾病整体全面，更按轻重缓急，阶段分明……以某一个时方与某一个经方对比，有的时方对经方可以分庭抗礼，究竟大多数不如经方水平高。”赵氏认为，掌握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后，就掌握了人体面对疾病时病理、生理机能的表现、演变和转归。他说：“ 临床上虽见证多端，亦可运用伤寒法、伤寒方以应无穷的病变。 ”赵氏临床四十载，习用经方，对三阴证的诊断和治疗尤有心得，如他常用的吴茱萸汤、四逆汤、理中汤、甘草桔梗汤、甘草附子汤、真武汤等，不仅药味少、剂量小，价格还便宜，治病效如桴鼓，备受病员欢迎。他常批评时医不懂经方，不懂组方原则，乱开大处方，随便凑药，有如饭馆中之大拼盘，包罗万象，还美其名曰发明创造。此语针砭时弊，仍有现实意义。
陈慎吾（1897-1972）， 福建闽侯人。生平推崇仲景医学。他指出： “ 《伤寒论》是中医基础医学，同时又是临床应用医学 ” 。几十年中，坚持用经方治病。《伤寒论》 113 方，其中用过者在 90% 以上，《金匮要略》 262 方，用过者在 80% 以上，其中尤擅用桂枝剂、柴胡剂、苓桂剂、泻心汤剂、四逆汤剂等类方剂。
陈会心(1898-1980)，字贯一，沈阳市虎石台人。 1921 年取得中医师资格，先后在抚顺、沈阳等地行医。曾师承经方名家窦有亭。一生推崇张仲景，擅用经方治疗传染病及各科杂病。 1959 年 1 月沈阳市麻疹大流行，死亡率极高，陈应心一反当时温病治法，力主用真武汤抢救麻疹肺炎见高热神萎，气促汗出、下利脉促者，如此治疗者往往一剂热降而神清，三剂热退而转危为安，死亡率迅速下降，受到辽宁省卫生厅、沈阳市卫生局的重视并在全市推广。再如用白虎汤、大承气汤抢救小儿中毒性痢疾，用五苓散、附子理中汤、桂枝汤等治疗中毒性消化不良，用《古今录验》续命汤、五积散治疗中风，用小陷胸汤加味治疗渗出性胸腔积液，用黄芪建中汤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再障，用大建中汤治疗多发性大动脉炎，这些经验经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小组整理成《陈会心医案》于 1976 年内部发行。
余无言（1900-1963），原名余愚，字择明，又字愚庵，江苏阜宁县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经方家。幼习经史，后随父余奉仙学医， 18 岁即悬壶乡里。后定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等任教，并与张赞臣合作创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授《伤寒论》、《金匮要略》、《外科学》等课。建国后曾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余氏兼通中西医学，对仲景学说深有研究，临床上擅长运用白虎汤、承气汤、泻心汤、大小陷胸汤等治疗各种温热重症，如肠伤寒及并发症，被人称为“石膏大黄先生”。著有《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湿温伤寒病篇》、《斑疹伤寒病篇》、《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翼经经验录》等。
翟冷仙（1900-1990），江苏东台市人。于仲景之学造诣极深，临床善用经方治疗急症大病。如突破暑温常规治则而用大青龙汤加附子治疗“乙脑”、“ 流脑”，用白虎汤加味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用硝石矾石散治疗钩虫病、血吸虫病黄疸，用大剂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顽固性呕吐。有手稿《碧荫书屋主人翟冷仙珍藏伤寒杂病论集》一部，以白云阁本《伤寒论》为底本而作注疏，该书 1987 年起由《实用中医内科杂志》连载刊出。
赵锡武 (1902—1980)，河南夏邑人。原名钟禄。早年到北京学习中医。曾任华北国医学院教员。建国后，历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研究室主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研究较深，擅用经方。对心脏血管病、糖尿病、小儿麻痹症等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有《赵锡武医疗经验》。
陈达夫 （1905-1979），四川著名中医眼科专家。临床擅用经方。他认为，仲景之方，立法严谨，组合精当，力专效宏，虽本为伤寒杂病而设，却同样可用于各种眼病。所著《中医眼科六经法要》书中，六经篇所列 86 节证候剧药中，学用经方及加减者竟占一半。其中如葶苈大枣泻肺汤治疗气轮肿胀，炙甘草汤加柴胡治疗视物易色，旋覆代赭汤加减治疗视物颠倒、视正反斜等，均有特色。
姜春华 (1908-1992)，江苏省南通县人。自幼跟随其父学医，迁居上海后师 从陆渊雷先生学习中医。先后在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任教。解放后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内科医院（今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兼第一医学院中医教研室主任。姜氏认为：“既要为病寻药，又不废辨证论治，为医者须识病辨证，才能做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他临证既注重辨证论治，善用经方，又注重挖掘民间单方、验方和专病专药。对温病治疗提出在辨病辨证基础上掌握“截断扭转”的治法。著有《中医治疗法则概论》、《伤寒论识义》、《经方应用与研究》、《姜春华论医集》，主编有《肾的研究》、《活血化瘀研究》、《活血化瘀研究新编》、《历代中医学家评析》等。
范中林 ，四川现代老中医，多年来潜心于《伤寒论》的研究，在掌握六经辨证规律以治疗外感病和内伤杂病方面，有独到的经验。临床擅用经方，如用四逆散治疗尿路感染，用桂枝汤治疗长期低热，用四逆汤加肉桂治疗前列腺炎等。其部分医案经人整理出版，名《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宋孝志 （1911-1994） ，字鸿禧，湖南省宜章县人，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主 任 医师，从事中医临床教学 60 余载。自幼跟随舅舅刘希盛学习《伤寒》、《金匮》、《千金》、《外台》，并侍诊于侧。刘氏乃湖南名医，擅用经方，精通内妇二科。宋老传承其舅的临证治学特点，重视研究方剂的配伍、剂量、煎服法，尤其注重方与药、药与药之间的关系及每味药在方中的作用和药量变化对全方的影响。他还说，在治疗疾病时应尽可能地选用原有成方治疗疾病，古今大量的方剂均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其方药配伍严谨，尤其是仲景方，药专力宏。他临床善用古方，有经方家风范，如用抵当丸治疗脑血管瘤，用栀子豉汤治疗过敏性哮喘，用桂枝生姜枳实汤、一味白术汤治疗房颤，蒲灰散合葵子茯苓散治疗顽固性水肿，鸡鸣散治疗风心病心衰水肿，防己地黄汤治疗癫证等。
门纯德（1917-1984），字秉洁，河北蔚县人，山西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副教授。治学崇尚仲景学说，临证擅用“兴阳温经祛寒法”治疗慢性顽固性疾病，如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小儿腺病毒性肺炎危证，通脉四逆汤治疗冠心病，大黄附子汤治麻痹性肠梗阻，白术附子汤与附子汤治疗不孕症，乌头桂枝汤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桂枝甘草汤治疗严重失眠等。临证创“联合方组”法，用数方主辅相承，互依互用，循渐进轮流交替服用，达到病体同调、标本兼顾、缓缓图本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