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让唐代女性纷纷入道！
唐代是我国诗歌最繁盛的时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山野樵夫，能诗者随处可见。在璀璨的诗歌海洋里，有一大批女性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唐代女性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道教情怀。《全唐诗》中收录的女性诗歌很多，卷５、卷７、卷9收录妃嫔公主的诗歌约53首，其中武则天、女学士宋氏若华、蜀太后徐氏在诗歌中明显使用了道教术语和道教典故，上官昭容的诗歌也具有鲜明的道家林下风致；卷797至卷850收名媛诗歌107家，诗535首。
其中李冶、鱼玄机、元淳是女道士，薛涛晚年常着道服，入道与否没有确凿的证据，她们4位的诗歌158首。根据诗歌内容，崔仲容、葛鸦儿、葛氏女属于在家修道者，她们的诗歌有6首；卷863至卷867收女仙、女神、女鬼诗73首。其中张云容、崔少玄、戚逍遥、眉娘、南溟夫人、云台五仙女、上元夫人、王仙仙、黄陵美人、吴彩鸾等修道者的诗歌42首。
另外，《补全唐诗拾遗》收女道士李冶诗2首；《全唐诗补遗》收武则天道教慕仙诗1首，女道士元淳复出1首，薛涛诗2首。《全唐诗续补遗》收女性诗9首，其中何仙姑诗5首；《全唐诗续拾》收女道士谢自然、崔玄真的道教还丹诗各１首；薛涛的残诗1首；武则天补2首。这些诗歌在描述色彩时，大多数都琳琅满目，充满了道教鎏金溢彩的神仙色彩。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道教空前繁荣的时期。唐朝廷尊崇和扶植道教，除了出于一般的信仰和政治上的需要之外，还因为追崇老子为圣祖可以抬高家族的声望，提高唐朝统治者的身份。为了制造唐皇室是老子后裔的说法，除武则天统治时期，唐统治者从唐初就一直下达“尊祖”的诏令。
《唐会要》云：“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却称老君；至神龙元年二月四日，依旧号太上元元皇帝；至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号为大盛祖玄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元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随后道教和道士倍受推崇。《旧唐书·隐逸传》记载：“王希夷，徐州滕县人。孤贫好道。……隐于嵩山，……及玄宗东巡，敕州县以礼征，召至驾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开元十四年。
下制曰：徐州处士王希夷，……可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听致仕还山。”“潘师正，赵州赞皇人。……高宗幸东都，因召见与语，……高宗与天后甚尊敬之，留连信宿而还。寻敕所司于师正所居造崇唐观，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初置奉天宫，帝令所司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又于苑北面置寻真门，皆为师正立名焉。”即使是在武则天崇佛抑道时期，也曾经追赠王远知“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改谥号升玄先生。”则天晚年，在《赐胡洞真天师书》中对道士胡超大加赞誉：“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尘俗，如轩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
唐代流行外服金丹，帝王的求仙、服药大大抬高了道士和道教的地位。天宝二年，“太子宾客贺知章请为道士，还乡。舍会稽宅为千秋观”；宰相李林甫请舍宅为观；诗人李白、吴筠正式度为道士……白日飞升、平步青云的成功之路，霓旌照耀、羽盖淋漓的人间天国极大地刺激着人们求仙学道的热忱。这样一种浓厚的崇道氛围点燃了唐代女性求道的热情。
在唐代，许多公主妃嫔、贵族妇女、闺阁千金、贫女侍儿纷纷入道或者学道。武则天女太平公主，睿宗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玄宗女寿安公主，代宗女华阳公主，宪宗女永嘉公主、永乐公主，穆宗女义昌公主、安康公主等都曾为女冠。公主入道，贵族小姐也频频效仿。元代赵道一编修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云：“蔡寻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腾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异越，生长富贵无嗜好。每欲出家学道，父母不能夺其志。唐德宗贞元中，相友入庐山寻真。”诗仙李白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诗，这二首诗可以作为李腾空是道士的佐证。
而诗中“送内”的“内”也是出生于贵族家庭——宗楚客家的宗氏夫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选载有女道士冯得一的事迹，云其是“赠工部尚书昭泰之孙，鸿胪卿绍烈之季女”。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却偏偏“炼骨道成，玄根厌世”，“精五千之玄理，明六一之丹方”，最后成了五通观威仪和观主，一个标准的道门领袖；在民间，有白日飞升的华阳谢自然、尸解仙化的南海卢眉娘、鹤飞尘外的庐山梁洞微、服食云母的广州何仙姑等等。
《新唐书·百官志》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八，女官九百八十八”，天下观女性多于男性似乎不太可能，但从这个数据我们对唐代女性入道的普遍性可窥视其一斑了。
相比其他的宗教，以长生不老为宗旨的道教给予女性的空间相对是较为宽松的。道家思想是道教哲学的主要源流之一，而道家却建立了一套主阴的哲学体系。《道德经·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所谓玄牝即微妙的母性，是女性不可思议的生育力的象征，道家以此来象征“道”生万物的绵绵不绝。在此基础上，道家又以女性的博大宽容、柔韧谦和、慈俭不争等等品格对“道”的义理体系进行了建构。道教把这种主阴思想纳入了自己的信仰体系。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就信奉五方星斗，特别推崇北斗。
但北斗在五行五方中配水，故主水，为阴。《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中《元阴隐秘要》亦云：“阴者，阴为无也，无则能变化，能无能有，出生入死，包容隐显也，如临军之用兵法也，六阴无形，用之则应。凡有道之士用阴，无道之士用阳，阳则可测，阴则不可穷也”。受这种主阴思想的影响，道教的神仙体系里面有了女性身影，西王母和众多的女仙成了道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而道门内也出现了和男性一样为师、为祭酒的女性宗教领袖。比如众所周知的南岳魏华存夫人就是汉末道教创始阶段的天师道祭酒。南北朝时期，女性入道修行已逐渐成为一种风尚。
到了唐代，更是颇具规模。在民间，一般的接神、祀神活动都不排斥女性，甚至出现了象中秋这样的必须由女性自己主持的宗教活动。道家和道教对女性的这种宽容和接纳给地位低下的封建时代的女性一个道教教义庇护下的避风港，也拓展了唐代女性的生存空间。
君王对道士的偏爱和垂青影响了世风。盛唐以后，社会和道教内部的风气急剧变化，女道士往往以其特殊的身份活跃在各种社交场合里。那些活跃在贵族世界的女冠大多能歌善舞，文人们欣赏她们的美丽容颜与灵动的才情，把和她们交往视为雅事。在唐人的诗词歌赋、笔记小说里留下无数文人与女道士交往的记载：刘长卿、李白、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李有、武元衡、马凭等人也留下与女道士交往的诗作。李白在《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写到：
“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霓衣不湿雨，特异阳台云。足下远游履，凌波声素尘。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
李白描写了与其交往的女道士高逸清远的风姿，非常清晰地刻画了她的女性美。
《全唐诗》中，也有许多女性写给道士的酬唱诗歌：比如薛涛的《送扶炼师》、《酬杨供奉法师见招》；鱼玄机的《寄题炼师》、《访赵炼师不遇》等等。
在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教条下，帝王贵胄、文人雅士乐于和女道士交往，有意无意地和女道士进行了一定层次的思想交流，这自然从某种角度滋养了唐代女性的道教情怀、给予了她们生存的缝隙?
唐代是一个强大的盛世。由于种种原因，唐前期儒学的影响虽不及释、道二教势力强大，但作为一种几千年来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正统文化精神的体现，儒学的正统地位是任何宗教都取代不了的。唐统治期间，从唐太宗开始，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一直没有抛开儒教，而是实行儒、释、道三教互补政策，让儒、释、道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可见，唐代儒学的衰微只是相对于释、道二教极盛而言的。
在唐代，宋明理学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形成主流，但社会风尚仍然希望居家的女性贤淑温良、湮灭才思。《全唐诗》卷七九九在孙氏诗前有一小序：“孙氏，乐昌（一作安）人，进士孟昌期妻也。善诗，每代夫作。一日忽曰：'才思非妇人事。’遂焚其集。”可见，尽管唐代女性的地位在整个漫长的封建岁月里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女性仍然不可能完全独立。不过，在道教的范围里，作为方外之人的女道士，却享有一定的自由。
唐代女性入道者很多，但入道的条件却比较高，《唐会要》云：“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谙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用黄庭经代之者，亦听”。这要求入道女性有一定的文化涵养和聪慧的头脑。而且道教的不少经书，比如《周易参同契》、《黄庭经》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和语言书写的，这就要求入道之后的女性能读诗、懂诗、甚至能写诗。这样，许多历经无数痛苦、挫折和打击的女诗人就利用道教这样一个空间来抒发自己心中不平之块垒。
唐代道教盛行，长生不老的许诺确实令人神往，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走向道门都出于诚意求仙。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如意，让她们的痛苦与悲哀无处发泄，于是在生命的翻腾中她们借道门作了一种调和。从唐代女性入道中，我们也窥见许多女性入道的无奈。正是对世俗社会中人世人情的绝望使她们选择了入道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