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二三十年前，心理学对中国大众来说，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学术名词，那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为小康乃至温饱而奔波，无暇他顾。但是今天，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知道，正确了解自己与世界、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他人、自己与自己，是多么重要，它会让我们用一种客观、理性和全面的眼光看待这个极速变迁的世界，特别是当它处于莫名的危机中——比如这次席卷全世界的危机。而这，正需要心理学知识的介入。
作者包楚婷，江苏句容人，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曾经想改变世界，现在想治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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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一个震惊全美的恶性凶杀案件说起，这就是发生在1964年的吉诺维斯案件。案发当天凌晨三点，29岁的基蒂 · 吉诺维斯小姐在回家的途中被歹徒持刀杀害。歹徒施暴的过程整整持续了三十多分钟，当时有38个人听到了女生的呼救，甚至有人还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凶杀过程。然而，在这整整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去救她，也没有一个人报警，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旁观者的不作为中逝去了。从整个作案手法来看，这场谋杀是每年发生在美国的命案中极为不起眼的一例，但却因为38个目击者的冷漠，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社会事件之一。大家讨论的焦点都在目击者的冷漠上——面对如此残忍的恶性事件，连举手之劳都不愿做，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这一事件引起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ley）和拉塔奈（Bibb Latane）的注意，他们在研究了此次事件的各方报道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无人帮助吉诺维斯的原因正是目击人太多了，人越多，愿意帮助她的人反而越少。为了证实这一效应，他们便在大学中设计了两个实验。他们找来纽约大学的学生们做被试者——当然，学生们并不知道实验的目的。第一个实验是癫痫实验：实验者对被试者们说，这个实验就是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大学生活。每个大学生被单独安置在一个房间里，只能通过专门的通信工具讲话。这种通话装置的特点是一次只能一个人讲话，但其他所有人都能听见他说话，每个人有2分钟时间说话。实验者将所有被试者随机分为三组，就是将他们分到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第一组被试者被告知，他们只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这一组我们就叫它二人组；第二组被试者被告知，他们可以与另外两个人交谈，即三人组；第三组可以和另外五个人交谈，即六人组。除了人数之外，其他实验条件都是一样的。当然，这里的可交谈人数都是假的，其实每组中只有一名被试者，和他交谈的声音都是录音。但因他们都在单独的房间中，所以并不知道自己被骗了。实验开始，被试者会先听到一个男生讲话（其实是播放录音），谈的内容都是关于大学生活的，说到中间时会提到他有癫痫病，在压力大时容易发作。他讲完之后，第一组就轮到被试了，第二、三组时轮到下一个人讲话，就在被试者按照实验安排顺利进行的时候，意外事件发生了——那个第一个说自己有癫痫病的男生病情发作了！（当然还是录音），他开始发出求救的声音：“……我的癫痫病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此时有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这一场景模拟的就是吉诺维斯事件——情况同样危机，同样有多人旁观，旁观者们同样都听到了凄惨的求救。那么，被试者的表现如何呢？二人组有85%的被试者实施了帮助行为，即离开房间，向实验者报告情况，六人组只有31%的被试者实施了帮助。在反应时间上，二人组的平均反应时间不到一分钟，而六人组则接近三分钟。也就是说，当被试者只有自己一个人时，对方发生危险，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当被试者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时，他采取施救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即便他们最终提供了帮助，时间也会相对延迟。第二个实验和癫痫实验类似，只是换了一个场景，叫做房间充烟实验。同样找来大学生们做被试者，让他们坐在房间里做问卷。同样也是三组：第一组只有被试者一个人在房间里，叫单人组；第二组是三个被试者在房间里，叫真三人组，既然有真三人组，那就有假三人组了；第三组是一个被试者和两个实验助手假扮的被试者在同一房间。做问卷做到一半的时候，房间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大量不明烟雾涌入房间，很明显，这是着火的征兆。结果，单人组中有75%的被试者向实验者报告了房间的烟雾情况，真三人组中只有38%，而到了假三人组，报告率只有10%，甚至有被试者直到实验结束都没有行动，尽管他们已经被烟熏得揉眼睛和咳嗽了。经过这两个实验，我们应该能过更加客观地看到这一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用人性的冷漠来解释旁观者的不作为。达利和拉塔奈总结了这一现象，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简称“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的出现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责任分散——人越多，责任被分散的越多，也就是每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越小，自然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当我们一个人被要求去完成某项任务时，我们无可推脱，因为责任是我们一个人的，责任感会驱使我们去努力完成。但如果一个任务被分到一个团队的头上，而每个人又没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就像突发事件发生时那样，大家并不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时就相当于大家都没有任务了。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正确的求救方式应该是把任务落实到个人头上，例如，向某个人直接求助：“这位男士可以帮我报个警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法不责众”，其实也和责任分担有关。因为人数少的时候，责任承担时会更重，但如果旁观的人数很多，那么就算承担后果，那分到每个人头上也不严重。当我们处在群体中，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就成了群体中的一员，没有名字，人人平等，这就叫做群体中的“匿名性”。匿名性可以使得我们隐藏在群体之中，让别人难以发现我们。这就会导致群体在干坏事时没有明确的约束，因为怪也怪不到我们一个人身上。处于群体中的人们的道德约束力会比单独个体时要低，这也是目击者们见死不救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从众心理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发生意外情况时大家都很惊慌失措，一时之间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大家肯定会看向身边的人在做什么，当大家都不行动时，在这种群体影响下，自己也就不作为了，或者延迟行动。所以，群体的效率并不一定就高于所有个体加起来的效率。所以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旁观者”的一员的情况，不管身边有多少人，我们首先要冷静下来，分析情况，及时站出来伸出援手，或者直接报警、找人求助，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我们从来不缺围观，不缺议论，缺的是打破局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