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泉|记忆中的大哥魏永和
大哥永和生于1918年,牺牲于1941年,享年23岁。
在我的记忆里,大哥是大高个,身高约一米九,右脚有点儿残疾,走路一颠一拐的。
他从未上学,一直务农织布。在父母慈爱又严厉的教育下,从六七岁学着干活儿。开始跟父亲干些轻微的农活儿,多数时间跟着母亲织布时倒线。随着年龄大了,开始干较重的活儿,和母亲一起落枂子,缠穗子,到十二三岁就开始上机织布。因为他脚有残疾,坡里的活计多由父亲干,上机织布是他的主业。
到了冬天,他白天黑夜靠在织机上,除了吃饭和大小便外,很少下机休息,一般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晚饭后上机,直到下半夜收工。父亲对他要求特别严厉,一天必须织一块布(一丈八尺),完不成受罚。父亲有时训得他哭了,还不给饭吃。由于父亲要求严厉,立说立行,大哥积极努力,很少完不成任务,也很少受训受罚。到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几乎天天提前超额完成任务,成为东街上的织布好手,成为父亲发家治家的主要帮手。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先后侵占华北、山东,全国各地兴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广大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开展地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员赵季舟领导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活动在山东寿光、潍县北部等沿海地区,我们村有魏同顺、魏培玉等十多位先进青年参军参战,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扩大发展。大约1940年前,大哥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传递情报,我家也成了地下秘密联络点。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每隔上三五天或者十天八日,就有一两个身穿长袍,腰缠布袋的地下工作者来到我家,住在小北屋里,母亲负责送饭,夜间出去活动。他们的组织叫什么,负责人是谁,有哪些联络点,外人都不知道。大哥就是这样负责传递情报的地下交通员。
1941年旧历八月十五晚上,晴空万里,明月高照,似同白昼。我跟母亲睡在北屋门西边的小床上,当我熟睡梦香的时候,忽听外面人声骚动,我睁眼一看,天井里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伪兵,一个像是小头目的吆喝着:“都快出来!”父亲母亲最先出来了,三哥出来了,二姐出来了,我也出来了。那个小头目伪兵说:“这些都不是!”最后大哥被两个伪兵从小北屋里架出来了。那个小头目说:“就是他!”大哥被架走了,父亲想出去看看,被伪兵用枪顶着:“不许动!”
那晚,和大哥同时被抓、同时被害牺牲的,还有二叔家的哥哥永修。那一夜,全家人都没有安息,母亲不停地哭泣,父亲在屋内不停地乱转。天还没亮,父亲就跑到侯镇、林家下口托人求情,银元送上了,啥也没管用。
后来听说,大哥被押到村东东沟时,从伪兵中挣脱出来,跳入沟中。那年雨水多,满沟是水,深处半米,他想溺水身亡。结果被人抓上来,遭受毒打,死去活来。后来大哥被伪军抓来的村民用木推车推至河西,当夜审训,无果。又被带到泊头村伪乡公所,又转到南部伪军驻地扣押。在押期间,大哥遭到多次审训,经受了坐板凳、灌凉水、香烟烫、扎钢针等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地下工作者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最后被活埋在上口东堤。
当大哥的遗体起回来的时候,他胸前被香烟烫的黑紫,十个手指头被扎的钢针依然还在,这是多么残忍啊!
最难忘的是那年春节。家里父亲、母亲、三哥、二姐和我,什么年货也没置办,是永久嫂帮忙包的红萝卜水饺。当下出水饺要吃饭的时候,年已六十多岁的老大男人——我父亲忽然放声大哭,哭着思念牺牲的大哥,想念外出打工的二哥。全家人声泪俱下,没人吃饭,只有我这个不知好歹、不懂事的孩子吃了两个水饺。“穷人过年如过关”,那个年过得比过关还难。
大哥走了七十八年了,幼时心灵上的大哥的形象,高大的体魄,脚拐的样子,时常映在眼前。他的生命短暂,经历平凡,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烈士,受人怀念和尊重!
(魏永泉88岁,写于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