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小龙，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解剖学组织胚胎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委员会委员、全国全军及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
每年在病理会诊中解决疑难、关键诊断1000例以上。
我是做病理研究的，说到病理学，老百姓了解得不多。在国外叫doctor s doctor，就是“医生的医生”。因为我们每天干的活，都是给医院里每一个科的医生回答问题。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而是我们都有一台显微镜，可以放大一千倍，可以看到病人身体里的细胞变成什么样子了，可以从本质上来认识疾病。
不要过分强调外因的作用，而是按照自己本身生命运动的规律，去做好每一天的事情。小孩、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自然之道。大家都吃保健品，但是保健品有多大作用？男人喜欢补肾，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补肾。男性的强壮，是由身体里的男性激素决定的，不是用什么药物、吃什么食物能够补充的。任何运动形式都有它最佳的频度和幅度，好比说心跳，正常人1分钟跳70下，你不能让它跳120下、150下，那不是最佳的运动限度。许多运动员都不长寿，因为他的运动强度超过了应该承受的频度和幅度。我们说，平时大家心跳是70下80下，不过成年累月都是这种状态也不是好事。
如果你每个礼拜有一次或两次，让心跳达到100甚至120(最好不要超过 150)，你的血液加速流动，等于给房间来了一次大清扫。一个礼拜左右彻底清理一两次，把每个角落里的废物都通过血液循环带走，有助于你身体的代谢。
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
如果你住到医院里，年轻医生看了，其它的医生也看了，大家也查访、讨论了，该做的B超、CT、化验全做完了，误诊率是30%。每个医生都希望手到病除，也都希望误诊率降到最低，但是再控制也控制不住。小医生小错，大医生大错，新医生新错，老医生老错，因为大医生、老医生遇到的疑难病例多啊！这是规律。中国的误诊和国外比起来，还低一点儿。美国的误诊率是40%左右，英国的误诊率是50%左右。我们应该正常看待误诊。误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太复杂，一时说不清，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如果在一家医院、被一个医生诊断得了什么病，你一定要征得第二家医院的核实。我对癌症的兴趣，从70年代上学时候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幻想、充满了激情。我认为，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来鼓捣癌症，总能鼓捣出名堂来吧！1978年第一届招收研究生，我就直奔着癌症去了。结果搞了半天，发现原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每个新方法一出来，我就去鼓捣一阵，最后一个个都破灭了。我感觉最悲惨的就是：送进来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已经全身转移、扩散了，他还不明白，还想回去上学。我去查房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问：爷爷，我什么时候能够上学啊？我怎么回答？我如实告诉他？面对这么幼小的一个生命，我怎么能说得出来？我如果隐瞒，等这个孩子到了最后阶段，就会知道我是在说假话，我再去看他，他还能信任我吗？中晚期的时候，你去治疗癌细胞，想把癌细胞杀死，这个思路是错的。我打个比方：任何癌症，就像一个种子，你的身体就是一片土壤。这个种子冒芽不冒芽，长大不长大，完全取决于土壤，而不是取决于种子。种子再好，土壤不适合，它决不会长出来。怎么改善这个土壤？这是现在研究的课题。早期的癌要治好很简单，问题是怎么发现。傅彪最后也到我那里去看病，他是肝癌。
肝癌多数都经历了乙肝、丙肝，然后是肝硬化，第三步到肝癌。肝脏受到攻击，1个变2个、2个变4个，像小芽冒出来一样，然后一点一点长大。像姚贝娜，傅彪这样的案例，如果提前诊治，不是老说工作忙，是完全有办法挽回的。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没办法控制了。他的肝脏切下来我也看到了，太晚了，不可能再活下去。你怎么说人家活不长？我可以肯定他活不长。他的癌细胞像散芝麻一样，在肝脏里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怎么能活得长？癌细胞很聪明，肝癌细胞最适合生长的环境是肝脏，肝脏里面长满了，它就跑别的地方去了。等你换了一个好肝，四面八方的肝癌细胞都回来了！没有用的！如果是晚期，我建议针对生存质量去努力，减轻痛苦，延长生命。针对晚期癌症的治疗不需要做，因为没有用。
为什么？
有三分之一的病医生无能为力，有三分之一的病是病人自己好的，医学只解决三分之一的病。而这三分之一的病，我也不可能解决那么多，我能打20分就很不错了。做医生这么多年，我有一种感慨：医生永远是无奈的，因为他每天都面临着失败。在日常生活中留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大作风，八项注意，就会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中。
四大作风：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天伦之乐；健康四大基石：均衡的营养，适量的运动，充足的休息，积极的心态；保健四最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心态是宁静，最好的运动是步行。
健康是1，其他的一切都是0，拥有健康，才会拥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