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

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

文/黄德宽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遇到过什么危机?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化解第一次危机:突破以形表意,走上“形声化”道路

从夏代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一看鼻子这么长的动物就是大象的“象”。

有些意思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一个参照,然后在长横上面画一短横就是“上”,长横下面画一短横就是“下”,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思考”。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哼、哈”等,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是画不出来的。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

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表现,无形可象。造不出来字了,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了,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那么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面对困难,古人想出了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借同音符号替代;要表示大概、可能,甲骨文用“其”表示,“其”没法造出来,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于是形成了一个方法叫假借。那么多符号本来有自己的用法,又用作别的用途,借来借去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现在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为什么现在破译甲骨文很难?除了一些字我们认不出来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假借字还解决不了。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这就是形声造字法,例如“凤”字(繁体字“鳳”)是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了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例如今天很多化学元素的字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化解第二次危机:隶变突破古文篆体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汉字突破了第一个困境之后,马上遇到了第二个困境。

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会在上面标识文字,于是开始追求简省。这种简省改变了汉字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到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当时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就没有办法确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在战国时期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变得平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即所谓的“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大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基本已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这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解释小篆“为”字时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结果他解释“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大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为当时的人们局限于文物材料,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而直来直去的结果是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把它们分开了,这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又做了创造,觉得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的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也体现了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是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了抽象的符号。自隶书以后汉字从弯曲的线条变成了点画的组合,组合的目的是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以后再想通过字形去找汉字的字义,就比较艰难了,因此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

化解第三次危机:放弃拼音化道路,完成现代转型

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增强,造出洋枪洋炮,蒸汽机发明后又开始远洋航行。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无法高枕无忧了,所以晚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际,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

这时候,一部分反思者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不发达导致科技不进步。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尝试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传教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比较早就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来拼汉语。这些东西也影响了当时的文人。有一部分人在此启发下开始创造中国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汉字改革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卢戆章的《切音新字》。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些人觉得要学习西方进行拼音文字的试验,认为要改变思想观念首先就要改变书写系统,要让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现代化接轨,学习西方的技术。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

当时关于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废除汉字,这方面,蔡元培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另外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也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不过陈独秀和胡适还提出,把汉字废了也比较难,因为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各地说方言,如果用拼音文字,该拼谁的?所以大家觉得,要搞拼音文字,首先要把语言统一起来,加强国语。所以胡适提出文学革命,要学国语,“先有国语的文学”再有“文学的国语”,这样两者相互影响,当时的学者提出,以北方方言作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的罗马字的拼写方案。

同时,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创造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又有一部分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为改变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中,有的是在汉字基础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盘学习拼音文字的方案,同时推进了民族共同语,统一国语。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发展成拼音文字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就变成拼音文字,于是使用了一个过渡办法即简化字,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是后来没有推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建设初期即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郭沫若是关键人物。周恩来在1958年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项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成果。2004年统计显示,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同时繁体字还在一部分小范围内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汉字繁简之争。前些年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恢复繁体字,有人开玩笑说,这样的恢复还不够,要恢复到甲骨文才行。有人认为,繁体字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繁体字和保存中国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早就不是原始状态了。

回想三千多年来,汉字经历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的化解,确实是了不起。可以说汉字文明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也正好体现了一个精神,《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结文字的发展,这个“变”就是适应社会需要,适应应用是它的根本。

(作者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载《决策探索》 2019年第1期第4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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