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背景
对于整个晚唐来说，两税法的知名度非常的高，属于晚唐留给人们心目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不止一位专业历史学家曾经表示过，中国的税收制度，总共有两个阶段，分别是两税法之前的xx阶段，和两税法之后的yy阶段。这话对不对不好说，却足以说明两税法不仅仅是唐帝国的一件大事，还具有千年一遇的标杆地位，而且某种意义上，两税法和接踵而来的建中之乱其实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想要真的了解晚唐，了解藩镇割据，免不了对两税法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我们一般的理解里，很容易把两税法和所有那些大政策一样，当成一个简单的概念，似乎是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大人写了一个红头文件，说明要咋样咋样，于是一个划时代的政策就开始了。
但实际上，任何大的政策，往往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和深远的内涵，就好比改革开放绝不是某天太宗大人一声令下，全国就改革开放了，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讨论，颁布了大量的指导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试点，实践中一点一点、逐步实现的。
两税法的实施自然也是逐步发展，逐步深入的，我们可以整理出来的与两税法的思路相关的皇帝诏书，就有至少五份，历时大约一年。而两税法的实际实行并不会和诏书的初衷完全吻合，相关的各项配套措施，和与之相关的各项经济政策与政治斗争，演变出了非常多的分支，各自有着不同的结局。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客观实际决定指导政策，而不是反过来。
所以最终皇帝和政府的政策的实际执行，只能是现实客观环境下的产物，如果红头文件不能符合现实环境，最终只能成为一张废纸，哪怕后面有再大的官，哪怕是皇帝非端着捧着这张废纸，他也终究只会被各种潜规则暗规矩整成一张实实在在的废纸。
大历十四年五月，君临天下十七载的代宗皇帝，突然病重，不久就去世了，37岁正值壮年的德宗皇帝登基，成为了新的皇帝。新皇帝、新气象，帝国政局一系列巨变也随之而来。
老皇帝死前两年，一点征兆都没有的就突然把当了十多年帝国首席执政官的元载给清洗了，元载非常支持小皇帝也就是当时的太子，小皇帝也很欣赏元载，元载突然就被清洗，小皇帝无疑是惊恐万分，因为我们回顾下整个唐帝国，太子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实在也太微妙了，太子经常面临被废被杀的威胁，能稳稳当上皇帝的实在不多，即便是老皇帝即位算是帝国这一百多年来最顺利的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也照样被太后拉着她小儿子给闹了一把政变，如果不是大太监李辅国坚决支持，老皇帝这一关能不能过去谁也不知道。
元载一死，关于老皇帝更欣赏小皇帝的弟弟的风言风语，就在朝廷中到处流传，小皇帝此时在老皇帝面前，大约只有一脸的恭顺，一脸的忠厚，一脸的崇拜，大约也是因为小皇帝的无比的恭顺，让老皇帝终于没有了进一步的动作。
可是小皇帝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想呢，是不是真的认可老皇帝的苦心孤诣构建的帝国架构呢，等到小皇帝一上台，人们就自然知道答案了。显然，小皇帝认为他的父亲作为堂堂帝国的君主，居然面对众多小不点藩镇，还能被牵着鼻子走，实在是太愚昧、太昏庸、太无能了。
小皇帝坚定的认为，自己的父亲实在是个寸无使用的无能之辈，现在，终于等到饱读圣贤书，英明神勇无与伦比的那个天选之人——也就是我自己，当家做主人了。伟大的帝国啊，终于要迎来伟大的复兴了！
于是，两年前被贬出京城，贬到了遥远的南岭道州的杨炎，经过了几个简单的政治过门后，直接从厅级干部提拔为帝国的常委。
杨炎，是被代宗含愤杀了全家的元载的头号心腹，被元载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中间经历了两年多的波折，终于回到了帝国的中央舞台。杨炎上台后，大约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元载的接班人，“感元载恩,专务行载旧事以报之”，而且实际上“专务行载旧事以报之”的，恐怕不止是一个杨炎，背后还有一个小皇帝
也就是在这样一层背景下，杨炎一上台，就马不停蹄的开始着手实现当年元载集团的政治理想，两税法也因此被迅速的提了出来并付诸实施。
支持两税法的第一个核心动力，来自于帝国运行多年的租庸调税收方式的巨大弊端，让来自中央的经济系统——也就是度支系统的税法执行越来越困难重重。
租庸调说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但是我们简单的把他看成是基于粮食、织物和人力的人头税，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帝国并不是只有租庸调，还有户税地税和各种苛捐杂税，但是在玄宗时期，租庸调提供了帝国中央60%以上的税收收入，所以说租庸调是帝国的根本命脉并不为过，租庸调既然是标准的人头税，那么人头就是他的核心，而人头一旦出了问题，租庸调自然就会出大问题。
人头税要是一视同仁，那当然好说话，可问题是人头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家庭，有五口人，另一个家庭有十口人，可是五口之家是一对夫妻和三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十口之家都是老迈的父母爷爷奶奶和一堆小孩子，这能按一个标准纳税吗？所以帝国的人头税，只能落在成年男人上，成年男人要交税，女人小孩老人是不能算做纳税人口了。
可是即便是成年男人，那也不可能都一样，你说一个半老头无儿无女的，就等着还有点力气赚点钱养老，这税收你能收的下手吗？你说一个家庭，为保家卫国，为社会治安，献出了自己的儿子，现在他为国捐躯，为国牺牲了，亲人们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帝国还要给人家收税，这多打击伤大家的心啊？所以那些残疾的，年老的，守寡的等等所谓的鳏寡孤独，那些烈士家属，帝国也都统统都给予免税。
当然，按男丁收税，给残疾孤独老人，给烈士家属免税，这从哪说也都算德政，而且就凭这些残疾人和烈士，说破了天也不会对帝国的纳税根基产生多大的影响。可是，帝国的免税范围可远远不止于此，那些皇亲国戚们，官员们，还有和尚道士等宗教人士，他们也都不用纳税，官员们都有国家赏赐的田，为这些田耕种的佃户们不用纳税，帝国还有大量的豪门贵族，这些豪族的法定部曲们，也不用纳税。这些不纳税人口对帝国的税收构成的威胁就相对比较大了。
在安史之乱前最后几年的户口统计中，帝国960万户人家，就有388万户，超过40%的家庭不用纳税，户籍里有5200多万人口，按比例至少1600万以上丁男，结果需要纳税的只有766万，超过一半的人都钻各种空子不用交税。
帝国的税收政策并不是孤立的，他是和土地政策，军队后勤政策相配套的，帝国收人头税的基准在于帝国的均田制，你作为帝国的子民，你的土地是来自于帝国的赐予，大部分田地在你死后就要收回。按照帝国的理想，每个成年男子帝国给你分100亩地，然后帝国就按照100亩地每亩抽多少粮食、织物、草料等等各种物资。可是实际上，所有帝国统一管理土地的分配的政策都会沦为空想，人口稍微一长，哪来的1丁100亩地呢，在人口稍微稀疏点的西北，每丁也就30来亩，在地少人多的江南，每丁甚至只能分到四五亩。更何况，帝国是在豪门贵族共享天下的理念上建立起来的，早期的帝国，面对豪门贵族占用大批的土地，荫蔽超出法定标准的大量佃户，谁又敢管呢。
岁月的漫长发展，总会有人越来越富，不管他是通过辛勤劳动还是为富不仁巧取豪夺；也总会有人越来越穷，不管他是因为好吃懒做还是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撑不下去了，一旦没钱了，一开始我们会卖点地来贴补，尽管帝国明面上不允许私人买卖，可是帝国的禁令在实际的需求面前自然是不值一提的。卖地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可是一大家子迟早做吃山空，何况帝国法律不许卖地，无论你你私下把地卖了多少，账面上100亩地的税你是逃不了的。
于是，我们只好去租地，可是租的地就要交给地主高额地租，还要交100亩的税，撑来撑去实在交不起税和地租了，那么走投无路下要么出家当和尚，要么逃到外地，要么干脆卖身给豪门，总之就是当起黑户。
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尽可能的从富人手里收钱补贴穷人，可帝国的现状是，富裕的人，要么做官，要么是国家保护的豪门，要么出家当“大师”，要么就可以进政府部门成为公务员，有无数的办法逃税避税。而且越富裕越有权势，越有能力逃税，甚至不但自己逃税，还可以荫蔽大量的人员跟着逃税，而这些被荫蔽的不纳税人员，又进一步为富人们提供大量财富。这就形成了越富裕，负担越轻，从而越来越富；越贫穷，税收越重，从而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完全背离的政府税收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基本职能。
当中央政府强势的时候，帝国会想方设法打击这些非法的行为，比如唐明皇就曾经多次派人去清查黑户，每次都清理出几百万，可是也每次都闹得豪门大户们哭天抢地，大呼小叫个没完没了，每次都只能半途而废。
帝国最后的辉煌时刻，户籍有960万户，5200多万人口，但是根据帝国后来的数据专家杜佑的估算，帝国此时只怕至少还有20%的黑户，也就是说，实际上500多万户人家，而且往往是相对贫困的人家，承担了1000多万户的税负。
当然，唐明皇时期能够清理出80%的户口，已经是中央的辉煌胜利了，因为自打三国以来，在豪门贵族的阴影下，又有哪个帝国账面上有过这么多的人口呢？可是此刻的辉煌也是最后的辉煌，因为帝国很快就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穷，越来越没有钱了！
帝国拥有几百年所未见的巨大账面人口，每年的税收按照粮食织物铜钱等等各种计量单位总计高达5000多万石贯匹段的，按照小皇帝现在的物价做个换算，至少有5、600亿（文）！这还没算各种人工徭役。可是帝国还是缺钱，以至于帝国的首席大管家杨国忠天天就想着怎么到处去榨钱，甚至想到了给和尚尼姑道士办证收钱的招数。据说，帝国之所以会有安史之乱的惨祸，就是由于杨国忠这大奸臣么天天整歪门邪道整出来的。
实际上，早期的帝国虽然账面人口少，税收也低，但是却有大量的隐性收入，比如给豪门贵族大量特权，虽然有各种尾大不掉的弊端，税收也大大减少，可是用于各种管理监控的高管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他们的薪资可不是个小数。当然，最大的隐性支出在于军队的开支，也就是所谓的府兵制。
府兵贴子里反复介绍过，不细说了，反正就是士兵平时耕作，轮番上阵，为国家打仗国家不给工资，甚至基础军备都是自备，国家的付出不过是发土地加免税。府兵制不是说帝国就只有府兵了，真的打仗的时候还要大量临时募兵的，但是府兵制可以保证帝国在常备部队上，每年几乎是不花钱的。
然而，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制和土地国有，现在均田制和土地国有无法支撑了，府兵的根基也就没法支撑了。越来越多的府兵或主动或被动的失去了土地，没了地的府兵就成了义务打仗，自然是想方设法的逃亡了。而在雄才大略的唐明皇的带领下，尤其是吐蕃强势崛起对帝国带来巨大威胁，帝国需要打仗的地方越来越多，需要的军队越来越大。
所以，实际上，帝国虽然多出了几百万纳税人，但却也多出了几万的皇亲国戚和官员要样，更多出了差不多50万军队要开工资，要消耗军需物资。
到了安史之乱爆发，无数的民众流离失所，而且帝国失去最核心（账面人口占帝国一半强）的河北河南山东的控制权长达8年，而且此时的帝国已经遍布了藩镇，这些藩镇实际掌握了地方的军事和行政，自然就掌控了地方的人头，帝国的人头控制更是不可逆转的崩塌。
到了小皇帝时期，帝国的总人口未必少了很多，可是纳税人已经只剩唐明皇时期的三分之一了。而且这三分之一里面能实际收上来税的就更少了，因为眼下的帝国，只有关中和东南是帝国的收税区，河北、山东、四川和湖北都处于自立的状态，税收帝国是不过问的，河南部分地区和山西地区，虽然听从帝国的号令，可是他们为了防御河北山东的强大藩镇，驻有重兵，这些镇虽然名义上帝国可以收税，可是实际上这税收养活自己都够呛，所以实际上，这些忠诚于帝国的藩镇，帝国不但收不到税，还的倒贴。
帝国的人头税实际上和鼎盛时期比，只剩下零头了，当然帝国并不只有人头税，帝国也一样有财产税，也就是地税。我们很多时候想当然以为从人头税改为财产税，是什么了不去的大发明，其实古代人也不笨，人头税各种弊端和模糊，财产税尤其是土地财产税，可以按财富多寡来调节税收额度，这是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的事。可是问题是，人头不好统计，土地也一样不好统计啊！
现在的帝国，在籍的可以纳税的土地是1.1亿亩，可问题是帝国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地呢，玄宗时期按照收上来的地税一推算就知道，帝国的土地至少有5-6亿亩，可问题是，面对关东到处如狼似虎的军阀，帝国除了装聋作哑，又哪敢去真的丈量天下的土地呢？
所以帝国的在籍人头和在籍土地实际上高度重合，都是那些没门路的老实人在负担，无论你人头税财产税变出花来，不把军阀势力清除，帝国的人口和土地就永远都淹没在地下，无法为帝国所用。
传统手段能收上来的税收巨幅减少，而帝国需要面对的战争，无论是边境战争还是内战，却比以前规模更大，帝国需要付出的常规军费，战争军费，比以前一点没少，怎么办呢？
只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军队割据化，帝国当时的常备部队，至少有80万，但是真正帝国掌握，由帝国负责薪资的，也就17万左右，其他部队，你认谁当爹就找谁要钱去，反正帝国不是你的爹了，帝国得喊你爷爷。
第二种办法呢，那就只能是增加各种巧立名目的杂税，什么盐税酒税青苗钱啊，甚至采取类似强制借款，征讨欠税、罚款等各种杀鸡取卵的办法，这些回帖里已经多有介绍，就不多说了。
帝国要加税，主要是加到关中，加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那些纳税人头上，关东那些还听话的藩镇比如山西和江南的藩镇，他们要加税呢，也主要都加给自己镇内帝国账面上的纳税人。对于藩镇来说，这批账面上的纳税人都是属于帝国的，对于这批人只管使劲的加税，加的多了这些纳税人受不了了，会想办法成为逃户，脱离帝国的税收系统，但是你跑的了和尚可跑不了庙，你成为帝国的黑户，还想在我面前灯下黑不成？
所以，传统的租庸调人头税，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帝国中央，还是地方军阀，都呈现出纳税人越来越穷，越穷就收的税率越高，收的税率越高纳税人就越少，纳税人越少收的税就更高，陷入恶性循环。
全唐文中就保存了当时安徽舒州，相当于今天的安徽安庆市的租庸调执行的实际案例。当时的安庆市委书记独孤及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根据他掌握的数字，全市包括账面上的，没在账面上的人口，一共有三万三千户。但是帝国掌握的，可以纳税的课户只有三千五百户，也就是说差不多90%的户口想方设法的逃税了。帝国连年打仗要钱哪，每年帝国和地方，要从这些纳税人手里收走相当于3.1亿的税收，算起来也就是平均每户要纳税将近9万，这么巨额的税负，即便现代的中产阶级，只怕承担起来也会头痛，当时的农民的负担之重不言自明。
要知道，安庆是属于安徽南部长江流域的地区，是处于帝国直接控制下的地区，尚且如此，那些被强势军阀控制的地区，少量留在帝国账簿上的纳税户，其处境可想而知。
综合总结下来，无论租庸调为代表的人头税还是地税为代表的财产税，眼下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大问题：
第一是战乱和地方强势后，户籍与土地统计已无法准确
第二是国家税收从收入到支出，都无法控制，中央、地方各自为阵，甚至中央各部门之间也是各收各的，各花各的。
第三是由于一和二，导致各种附加税杂税无法控制，甚至都无法统计
第四是由于帝国税收政策漏洞，民众税收负担极度不均衡，大部分税收少部分人负担，而且是越富有越不纳税，越贫穷负担越重。
那么，面对当下的混乱的国家财税状况，杨炎和小皇帝又打算出什么招呢？请期待下一次的讲座——《第一支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