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拍出的唯一杰作远离了好莱坞陈腔滥调的女性形象
作者：路米内，小南玩小南
芭芭拉·洛登是谁？
要介绍芭芭拉·洛登真的太容易，只消300字便可说完她的一生：1932年生于北卡罗莱纳的一座小城。16岁来到纽约，成了小有名气的杂志封面女郎。在纽约名夜总会Copacabana当show girl时无意中接触到表演和戏剧。50年代，芭芭拉靠第一任丈夫的帮衬在电视喜剧里扮个小角色。没多久又结识了大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和他有了一段情，并从1957年开始参演其电影的配角。1964年她担当戏剧《堕落之后》女主演并获得托尼奖，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已经去世的梦露，据说也是作为该剧导演的卡赞为她争取到的。两年后她和卡赞结婚，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1970年，芭芭拉自编自导自演了低成本电影《旺达》，一部在美国都没发行过的电影，却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后来，芭芭拉的演员生涯并不顺利，多转向剧场做制作人，同时也教表演。1980年9月，芭芭拉·洛登患乳腺癌去世，那时她刚刚48岁。
但对于她的丈夫伊利亚·卡赞，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了。作为上世纪5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好莱坞导演之一，卡赞戏剧专业科班出身，拍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电影作品，如《欲望号街车》、《码头风云》和《美国，美国》。无论在电影还是戏剧界，他都已荣登大师之堂。马龙·白兰度由他一手栽培，马丁·斯科塞斯是他的“信徒”，除了奥斯卡终生成就奖，他总共获得过2座奥斯卡、3座托尼和4座金球。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卡赞的声誉遭到过一次严重危机，在对抗麦卡锡主义政策的“好莱坞十君子”事件和后续的娱乐业黑名单中，卡赞成了一个背叛同事的“告密者”。不过这还不足以撼动他的影史地位。60年代后期，卡赞开始专注于写作，其中不乏畅销书，包括小说《爱的行动》（Acts of Love）、《候补》（The Understudy）、《远离爱琴海》（Beyond the Aegean），半自传体小说《安排》（The Arrangement，后来卡赞将其拍成电影），还有洋洋洒洒800多页的自传《生活》（A Life），更不用说后人为其出版的访谈、书信集和导演论著。
在丈夫的盛名下，芭芭拉·洛登本该默默无闻、可有可无——如果没有《旺达》这部作品的话。凭借1964年《堕落之后》中的高光时刻，芭芭拉或许会是个偶尔被人记起的三流演员。在卡赞留下的大量文字里，对于这个他常常以“bitch”相称的女人，人们或许还会念及她小三上位的好莱坞八卦（起初卡赞和芭芭拉都有各自家庭），就连卡赞自己都形容50年代他们初识的情事不比“dog and bitch”更多。如果不是《旺达》被欧美文艺界青睐有佳，我们可能还会笑赞这对“狗男女”中卡赞的真诚、风趣、不羁和自嘲的精神。而当我们重新挖掘芭芭拉·洛登和《旺达》的时候，才惊醒：一切会不会已经为时已晚？
唯一的作品成了谜团
芭芭拉·洛登的踪迹难寻，《旺达》也是如此。虽然获得了1970年威尼斯电影节帕西内蒂奖最佳外语片（威尼斯电影节1969年后取消了金狮奖直至80年代才恢复），在美国《旺达》却只在纽约的一家影院放映过。但芭芭拉从没放弃过让更多人知道这部片子。她在美国的一些高校放映《旺达》并出席交流，同时因为《旺达》获奖的消息接受采访，也上过大众电视节目，包括麦克·道格拉斯的脱口秀，同场嘉宾还有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那一次，芭芭拉这样介绍自己影片的主人公：“生活对旺达来说是个谜。”
作为一部仅耗资11.5万美元（相当于现今75万美元）的低成本独立电影，剧组里只有四、五个人，除了男女主演外全部是非职业演员。《旺达》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生活在煤矿小镇的女人，没有任何生活技能，终日游荡无所事事。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男强盗丹尼斯先生，他总对她恶语相向，但旺达还是跟随着他。故事的结尾，旺达跟着他抢了银行，结果无疑是失败了，丹尼斯死了，旺达继续游荡。
有时人们会把芭芭拉比作女版的卡萨维蒂，但芭芭拉实在是连“美国独立电影之父”那一丁点的运气都没有。《旺达》完成后在美国屡遭恶评，就连当时的女影评人也不喜欢这位又呆又蠢的女主人公。紧接着便是遗忘，和后来《旺达》受到的赞美相比，极大的反差令这部影片本身也成了一个谜团。
在大洋彼岸，玛格丽特·杜拉斯拼命在法国推荐这部电影。1980年，在一次和卡赞的对谈中，杜拉斯问道：你们那里没有电影资料馆和电影俱乐部吗？我的电影可都是从这些渠道放给大家看的。——杜拉斯非常惋惜《旺达》在美国本土叫好不叫座，更可惜的是，那时芭芭拉刚刚因病过世。对于《旺达》的关注，几乎全部来自芭芭拉死后，对谈中，杜拉斯盛赞《旺达》中有一个奇迹，演员和角色之间的间距在影像中消弭了。杜拉斯对影片感到非常亲切：她熟悉旺达的游荡——作为一个导演，想必也作为一个女人。后来《旺达》时不时会在一些电影节和女性影展上亮相，但也仅此而已。
谜团一直发酵到21世纪。2002年影评人贝蕾妮斯·雷诺写了一篇长文《For Wanda》开启了对《旺达》这部女性电影的重新定调和挖掘。2004年著名的mk2发行了法版《旺达》的DVD，演员于佩尔参与其中，她非常喜欢这部片子。《旺达》最新的修复版本则由美国电影基金会和古驰基金会出资，修复版2010年在MoMA首映时大获好评，并由索菲亚·科波拉到场主持。CC标准收藏现在发行了修复版的影碟。2019年7月，《旺达》的剧照登上了《电影手册》封面。
不仅如此，《旺达》的影响也渐渐走出电影之外。美国作家蕾切尔·库什纳在《喷火器》中，直接把70年代观看《旺达》的情景写进了小说里。法国作家娜塔莉·莱热则以追寻芭芭拉为主线，结合《旺达》的情节和亲身经历，用复调的笔法写下小传《芭芭拉·洛登组曲》。
沉寂了30年之后，这些箭头几乎不可理喻地一齐指向《旺达》，无疑更令人好奇芭芭拉·洛登的历程。在芭芭拉生前最后的日子，一家德国电视台的女导演曾为其拍摄纪录片。指引着这位导演的也是同样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芭芭拉这样一个女人，拍出了远离好莱坞陈腔滥调女性形象的杰作？
反-邦妮和克莱德
如今，《旺达》被归入70年代的美国新电影，它粗粝的画质完全契合影片中旺达生活的煤矿小镇，永远灰雾蒙蒙的感觉，辅以素人演员的表演，这部剧情片透着“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气息。这当然是刻意为之，为《旺达》掌镜的年轻摄影师尼克·普罗菲利斯曾是纪录片大师彭尼贝克的摄影师。镜头下的小镇，蜿蜒数里的煤堆，旺达缓缓地从一处走到另一处——这正是芭芭拉从小生活的环境。从小父母离异，由外公外婆带大的芭芭拉，觉得故乡总是异常平静，一切事物似乎都隐秘其中，她一直想要逃离那里。
芭芭拉力图透过《旺达》实现的真实，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真实，完全与好莱坞的影像相反，最显而易见的对比是1967年红极一时的《邦妮和克莱德》。表面上，《旺达》和《邦妮和克莱德》分享了同一个“亡命鸳鸯”的故事框架，以至于有人说这是女性版的《邦妮和克莱德》。不过芭芭拉本人拿旺达和邦尼对比时却点出了后者的不真实：邦尼是被好莱坞精心打造的魅力人物，这光鲜靓丽的大盗是为观众和票房准备的——芭芭拉根本不关心这个，她也受够了那样光滑的、她自己也曾盛装展示过的影像。《旺达》就是在这样粗颗粒的影像质感和邋遢的角色扮相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用芭芭拉的话说：《旺达》是“反-邦尼和克莱德”的。
除此之外，《旺达》确实来自真实的故事，但却和大萧条时期的雌雄大盗大相径庭。它来自芭芭拉在1960年看到的一则新闻：一对男女抢劫银行失败后，虽然女子实际并没有做什么，但被法官判了20年徒刑。更令芭芭拉难以释怀的是，女子在被宣判时对法官说了声“谢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被宣判时还会道谢呢？芭芭拉开始想象并试着说出这个女人的故事，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旺达。这也是为什么全片几乎枯燥地围绕旺达在讲述她的漂泊，而不是什么亡命之徒刺激的历险。旺达的存在几近于空无，她不照顾家里，丈夫要和他离婚；她工作很慢，老板嫌弃她；她任凭男人给她买酒，又任凭男人抛弃；她任凭大盗丹尼斯对她大吼大叫，甚至动粗。她永远接受，好像从不知道该主动做些什么。不过丹尼斯先生神经质的举动依然让旺达觉得受到了关注，所以她就跟随着他。
《旺达》中的奇迹
全片最致命的真实，在于芭芭拉的表演：当她想到旺达时，她似乎想到了自己。她也不下一次表示：“我就是旺达”。卡赞把这理解为“芭芭拉总需要一个男人来陪，这样的女人在美国有很多”。但诚如杜拉斯所说：“那种间距完全被消解了，在芭芭拉和旺达之间，有一种即刻又永恒的连续性。”这是于佩尔钟意《旺达》的缘由，这种“间距的消解”如果放在卓别林和凡尔杜先生，抑或让·皮埃尔·利奥德和安托万身上，本该是震动影史的事情。然而，旺达的空无中所饱含着难以言喻的细腻情绪，却是随着女性经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足足等待了几十年才逐渐为观众们所体味到的。
沿着杜拉斯的评价，实际上，芭芭拉·洛登并不是没有同行者。如今的批评家把《旺达》中复杂的真实性和香特尔·阿克曼的《我你他她》（1974）相对比，两个女人的自编自导自演在影像上有着共同之处。更不用说对比《让娜·迪尔曼》（1977）主角间相似的被动性。在《安娜的旅程》（1978）中，角色和表演者的间距愈发复杂：女主演克莱芒觉得自己不仅在扮演安娜，也在扮演阿克曼。杜拉斯1977年的电影《卡车》——这是杜拉斯唯一自己出镜的电影——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实践她在《旺达》中的发现。《旺达》另类漂泊人的主题，则在凯莉·雷查德的长篇处女作《野草漫生》（1994）中得以延续。
这些对照重新赋予了《旺达》影史的地位，也是如今人们重新发掘过往女性电影的基准之一。《旺达》当然不是唯一一部被遗忘过的女性独立电影，就像很多人都知道新浪潮女神安娜·卡里娜，但却不知道她亦有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1973）。今时不同以往，这种更内在的、满是日常生活的、甚至有些私密的影像，正打动着更多人的心，比如莉娜·邓纳姆编、导、演的《微型家具》（2010），以及格蕾塔·葛韦格自编自演的《弗兰西斯·哈》（2012），近年大热的电视剧《伦敦生活》也可以算在其中。
重寻芭芭拉·旺达
旺达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旺达》却是一次确凿的反叛。人们以为芭芭拉·洛登就是好莱坞盛产的那种掌上红花。在卡赞口中，她有那么点儿坏，是个蛇蝎美人，就像他半自传小说和电影《安排》中表现的那样。但对于艺术，芭芭拉非常坚定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旺达也是一样），她拒绝把剧本交给大制片厂，因为那些导演们根本看不懂她要说什么，其中可能也包括卡赞。《旺达》不仅是芭芭拉·洛登的作品，更是她的身体性反应，其中饱满地注入了她作为一个闯出一片天的女明星、作为世界名导演的妻子、作为数个孩子的母亲的感受。
不少人在《旺达》中其实已经看到了另一个故事，比如女演员伊里纳·道格拉斯，她说：“旺达奇怪地依附于虐待她的劫匪男友，可能也是她和卡赞关系的隐喻。不知怎么，我仿佛看到卡赞对旺达大吼：‘不要穿休闲裤！’”那么这一切都说得通了，旺达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她无处可去。也难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讨厌这部意义消极的电影，因为它精准地描绘了父权制社会中普通女人的精神状态，而丹尼斯先生是厌女症惟妙惟肖的化身。这不禁使人回想起，当人们问“拍摄《旺达》时你有帮过什么忙吗？”时，卡赞的回答总是：她不需要帮忙，但她需要人洗碟子、照顾孩子、当车夫，拍《旺达》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做的。
这个故事中最遗憾的部分是芭芭拉的英年早逝，重新发现芭芭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关于她，其实我们知之甚少，仅剩的一些事实是：她生前一直坚持在先锋百老汇排演制作一些小众的戏剧。她未完成的电影计划包括改编凯特·肖邦的著名女性主义小说《觉醒》以及魏德金的《露露》，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潘多拉魔盒》，但是都没有找到资金。《旺达》之后她几乎再无影像作品，更无导演的长片。我们还知道，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的想法非常明确坚定，而并非是像旺达那样。所以，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口中的芭芭拉·洛登，请在《旺达》中寻找那个不一定最真、最美，但一定是仍在生成中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