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遗址西周“手工业园区”初探

摘要：目前在周原遗址西周时期聚落内共确认61 处手工业遗存，按生产规模可分为大型作坊、小型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三类。有些大型作坊集中分布，形成两个“手工业园区” 。在供应链形态上， “手工业园区”各作坊生产原料来源统一，产业分工明确，产品流通范围广泛。在社会形态上，大型作坊是地缘组织，工匠群中包括“世工世族” 。

　　一、研究缘起

　　在以往研究中，已有“手工业园区”类似概念。如李永迪提出，殷墟不同性质的作坊，如铸铜与制骨往往比邻而处，形成若干个“手工业生产中心”。其后孟宪武、何毓灵等将其明确称为“手工业作坊片区”或“工业区”，各区内分布着铸铜、制骨、制玉等多种手工业作坊。二里头遗址发掘者将包含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骨器生产加工点等在内的围垣作坊区，称之为“官营手工业作坊园区”。常怀颖进一步将城址内集中分布各种门类的手工业作坊区域称为“工业园区”。参考以往认识，本文将这种不同种类的大型手工业作坊集中分布的区域，称为“手工业园区”。

　　将手工业园区作为一种特定研究对象，对聚落考古和手工业考古皆具重要意义。首先，手工业园区是一种特定的功能区，有助于研究聚落结构。其次，手工业园区内的工匠是一个特定的人群， 有助于对手工业生产者整体社会形态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手工业园区内不同作坊的原料供给、生产模式、社会组织、产品流通等方面应有相同之处，对手工业园区的整体研究，有助于认识单个作坊的特征。

　　以往周原遗址手工业考古研究已硕果累累，如孙周勇、马赛、雷兴山、赵昊等均有不少深入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于此仅强调以往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1）以往手工业遗存的数量不明，位置与范围多不清楚， 缺乏对聚落手工业遗存的整体研究；（2）以往多偏重于单个作坊、甚至是单个作坊局部特征的研究，缺乏对作坊之间关系的探讨；（3）以往虽已初步探讨了手工业者的身份、族属等问题，缺乏对聚落手工业者整体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

　　造成上述不足的原因，一是由于受发掘面积与资料刊布的局限， 更缺乏对整个聚落手工业遗存的全面调查与全面梳理， 二是未从聚落层面对整个聚落手工业遗存进行宏观研究。

　　2013 年周原考古队采用“聚落结构调查方法”，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大规模考古调查， 新发现了大量手工业遗存，并初步划分了功能区輥輯訛，大致厘清了商周时期的聚落结构。这些田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为推进上述问题研究提供了契机。手工业园区概念的提出， 对周原遗址手工业生产整体状况研究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鉴此， 本文主要依据2013 年考古调查资料与聚落结构初步研究成果， 结合以往手工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以功能区作为手工业遗存所在单位，初步探索周原遗址西周聚落“手工业园区”特征。

　　二、手工业园区的划分

　　周原遗址以往共发现12 处手工业作坊遗存，2013 年调查新发现手工业遗存地点有49 处，共确认了61 处手工业遗存地点。根据作坊产品种类的不同，这61 处手工业作坊遗存可分为六大类，其中铸铜作坊8 处，玉石器手工业遗存12 处，制骨手工业遗存19 处，角器作坊3 处，制陶作坊9 处，蚌器手工业（含漆木器作坊）遗存10 处（图一）。

　　从年代上看，周原遗址先周文化聚落仅3 处手工业作坊遗存，且均为制陶作坊。到了西周时期，手工业遗存数量大大增加，达58 处之多，并且作坊种类包括上述六大类手工业门类。本文仅分析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手工业遗存。

　　以功能区为单元，依据生产规模的大小，可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聚落手工业遗存， 初步分为相对而言的大型作坊、小型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图二）。

　　大型作坊， 是指手工业遗存遍布整个功能区，以某一类手工业遗存（如铸铜）占绝对地位。目前发现大型作坊共13 处， 包括铸铜作坊2 处、制石作坊3处、制骨作坊3 处、制牛角器作坊1 处、制陶作坊2处、制瓦作坊1 处和漆木器作坊1 处。其中，除流龙嘴制瓦作坊（Q63）分布在“岐阳堡片区”外，余者12处均分布在“周城片区”中，且集中分布在齐家沟（刘家沟）东岸的齐家村至云塘村一带。可以肯定的是，晚期形成的刘家沟已冲毁这些作坊的西部。

　　小型作坊，是指在某一功能区内的局部发现手工业遗存，作坊规模明显比大型作坊小很多。如西周姚家西区（Q72）的边缘区域曾发现了少量制骨、制角镞遗存以及铸铜遗存。目前发现小型作坊15 处，包括铸铜作坊6 处、制陶作坊3 处、制骨作坊3 处、制角镞作坊2 处、制蚌作坊1 处，零散分布于不同功能区内的局部。

　　家庭手工业，指的是手工业遗存在功能区内数量极少、零星分布者，从现有材料看，其绝非大型作坊。如西周礼村北壕区（Q57）调查中14 座灰坑仅1 座发现1 件蚌料，西周云塘南区（Q80）调查中24 座灰坑仅1 座发现1 件骨料。家庭手工业遗存目前发现30处， 包括制骨手工业13 处、制蚌手工业8 处和制石手工业9 处。目前仅知，周原西周聚落家庭手工业遗存散布于不同功能区，仅制作简单的石器、骨器和蚌器。于此需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可以肯定，周原聚落一定存在比小型作坊规模小很多的家庭手工业，但由于受考古资料的局限， 目前尚不排除其中有些上述家庭手工业遗存，是小型作坊的可能性。

　　参考以往学界认识，本文划分手工业园区遵循的标准是：手工业园区是大型作坊的集中分布区域，单独的大型作坊范围应遍布一个聚落功能区。而不同作坊之间应当是紧密相连的，或虽在空间上不相邻，但作坊之间并无其他遗存分布。按此标准，本文在周原西周聚落内集中分布大型作坊的齐家村至庄李村一带，划分出南、北两个手工业园区，两者之间是一般的功能区，不存在大型作坊。

　　北部手工业园区， 包括西周云塘制骨作坊区（Q30）、西周齐家北制石作坊区（Q31）、西周齐家北铸铜作坊区（Q32）、西周齐家北制陶作坊区（Q33）、西周齐家北区（Q34），五个功能区紧密相连，分别对应大型制骨、大型制石、大型铸铜、大型制陶和大型漆木器作坊。

　　南部手工业园区， 包括西周任家窑场区（Q99）、西周庄李铸铜作坊区（Q38）、西周庄白北制骨作坊区（Q100），三个功能区虽不紧邻，但其间并无其他遗存分布， 分别对应大型制陶、大型铸铜和大型制石作坊。

　　北部手工业园区的大型作坊均为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而南部手工业园区的作坊，虽在西周早期就已出现小规模生产活动，但到了西周中期才成为大型作坊（图三）。

　　三、手工业园区的“供应链形态”

　　以往手工业考古研究中，已提出“操作链”、“产业链”等概念，对于单个作坊或某一门类手工业考古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这些理论对于手工业园区研究，尤其是对不同种类作坊关系的研究，虽也有作用，但仍感稍有不足。故本文暂用“供应链”理念研究手工业园区的生产组织特征，即“供应链形态”。

　　所谓“供应链”，是借用现代企业中的概念，指的是从不同作坊的原料供给、成品生产一直到最后的产品流通和消费， 这一系列过程所形成的复杂网链结构。根据现有材料，目前对周原西周聚落手工业园区的供应链形态，暂有以下三点认识：

　　（一）“统一供货”：生产原料来源统一

　　以材料最为丰富的制骨业为例。云塘制骨作坊原料主要是牛的肢骨，缺乏头骨、脊椎等可以反映屠宰的骨骼。该作坊出土骨骼数量巨大，仅在1976 年发掘的一座灰坑H21 中，就出土8000 多斤骨块，其中牛的最小个体数达1306 头之多。另外，2014 年云塘制骨作坊发掘时， 发现了出土时关节仍然相连的废弃骨料，表明牛被宰杀后，仍粘附血肉组织的牛肢骨被直接送到云塘作坊进行加工。在2013 年调查时，周原考古队在距此约600 米的西周贺家新壕区（Q74）发现成堆的牛角及牛角料，基本不见牛其他部位骨骼。这说明周原遗址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一处专门的屠宰场，将牛宰杀肢解后，将不同部位的骨骼分别送往不同的骨角器作坊。甚至在小型制角镞作坊，发现的原料也都是鹿角，极少见其他部位骨骼。

　　上述制骨手工业遗存现象，表明周原西周聚落大型作坊的生产原料是统一供货。这种特征，在李家铸铜作坊也有所体现。李家铸铜作坊目前所见的铸铜遗存，绝大多数都是炉壁、经浇铸使用的陶范、砺石等，均属于浇铸环节的遗物，而基本不见制范环节的遗存。这或许表明至少在李家铸铜作坊发掘区内，陶范是由其他地方（甚至其他作坊）统一配送的，最后在李家作坊内进行熔铜、浇铸、打磨等生产活动。

　　当然， 在统一供货之外， 也存在其他原料来源。如西周齐家北区（Q34）的居址内发现大量有加工痕迹的蚌料、漆木器上螺钿蚌器的残次品和半成品，并在该区发现储藏在坑中或大瓮中的多件一起摆放的完整蚌，据此判断该作坊是制作漆木器作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坊内墓葬中多见以鱼为殉的现象，仅1999 年发掘的墓葬中就有13 座内有殉鱼，总数在33条以上，殉鱼现象在周原西周聚落其他功能区中非常罕见。李楠发现齐家“人骨”的氮同位素比值普遍较高，说明该人群很可能经常吃鱼或蚌类。经鉴定，齐家北区所见蚌壳、鱼类均为本地常见淡水品种，应是齐家人群从附近河流湖泊中捕捞而得。这或可表明， 漆木器作坊很有可能是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获取制作漆木器的蚌料。

　　（二）“一坊一品”：产业分工明确

　　周原遗址内进行过科学发掘的大型手工业作坊，主要是齐家北制石作坊、云塘制骨作坊和李家铸铜作坊，其他各处手工业地点的详细信息如原料、产品种类等尚无法获知全貌。根据现知信息，可发现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标准化程度已相当高。

　　一方面，专业化水平高。每个作坊以生产某一种或两种产品为主， 如齐家制石作坊的产品主要是石玦，云塘制骨作坊主要生产骨笄和骨锥，李家铸铜作坊产品以车马器为主，尤其是銮铃。流龙嘴制陶作坊以制瓦为主，贺家南区只生产牛角器。甚至小型作坊亦如此，如姚家西区和云塘-齐镇区两处小型制角器作坊均以角镞为主，齐家南区制骨作坊主要制作卜骨和卜甲，任家骨器作坊专做生产工具等。

　　另一方面，高度的标准化，同一个作坊的产品高度统一， 体现在统一的度量衡工具、统一的产品尺寸、甚至统一的动作规划上。齐家制石作坊中所见石玦的尺寸、厚度等亦非常统一。李家铸铜作坊出土銮铃外范与环首刀外范在形制、尺寸上的差异也极小， 如环首刀外范按柄部纹饰可以分为鸟纹和云雷纹两大类， 前者柄部宽度集中在12—13 毫米，后者则在11—12 毫米之间， 体现了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水平。

　　（三）“广域经济”：流通范围广泛

　　本文认为，周原聚落家庭手工业与小型作坊应当是自给自足的，主要在单个功能区内流通。手工业园区之外的大型作坊，其产品应是在聚落内流通，不局限于单个功能区。手工业园区内的大型作坊，其产品流通范围更广，不局限在聚落内部，在周原聚落之外也有流通。兹举三例简要说明：

　　其一，齐家制玦作坊。该作坊以生产石玦为主，发现的石玦残次品多达5000 余件，在周原遗址，只有齐家作坊有随葬石玦的现象，聚落中其他墓葬和灰坑中均不见齐家风格的石玦。据此推知，齐家制石作坊的产品一定在周原聚落以外流通。

　　其二，李家铸铜作坊。王洋在岐山孔头沟遗址墓葬中辨识出多件铜牌形韅饰， 其中孔头沟M10 出土的韅侧饰，与周原遗址李家铸铜作坊中出土的陶范，竟能完全扣合！另外，他通过梳理已有材料发现，西周时期出土的20 余种韅饰罕见形制相同者。这说明孔头沟墓葬中的韅饰， 很可能就是周原李家铸铜作坊制作的。

　　其三，流龙嘴制瓦作坊。该作坊位于手工业园区之外，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所在功能区的面积达32 万平方米。2013 年调查时发现30多座专门制瓦的陶窑，占地面积极大，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最大的制瓦作坊。而该功能区并未发现需要大量用瓦的建筑遗存， 这表明它的产品肯定不仅供本功能区所用，至少在周原聚落范围内流通。

　　另外，在李家铸铜作坊、齐家北制石作坊均发现“王”字刻划符号，表明两者（甚至包括其他大型手工业作坊，或两个手工业园区），都应当是由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族经济，这些大型作坊的产量之大，应非仅满足王室专用， 有些产品很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流通。

　　四、手工业园区的社会形态

　　手工业社会是手工业考古主要研究目标之一。以往对周原遗址的手工业社会已有一些初步认识，比如工匠是全职生产等。本文仅谈两点认识：

　　（一）“世工世族”

　　本文认为周原遗址“手工业园区” 内的手工业者，是大规模迁入的殷遗民工匠群体，在殷墟时期以家族或族的组织形式进行管理， 迁到周原后仍保持“世工世族”，即《礼记·王制篇》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市，不移官。”

　　首先，周原西周聚落内大型手工业作坊功能区内几乎全是居葬合一，从已发掘的李家铸铜作坊、齐家制石作坊明确可知， 至少作坊内的工匠群体均为殷遗民。殷墟时期，已有研究者综合甲骨、金文、文献及考古资料， 基本认定家族式管理模式在殷墟手工业生产中也是存在的， 且提出西周时期仍以家族方式管理，使手工业生产以世袭的方式传承。孙周勇通过对齐家制石作坊中工匠墓的辨识和分析， 亦指出西周时期持有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人群世代相袭。本文将作坊出土文字与作坊产品相结合， 即将“字”、“器”与“考古背景”三者相结合（图四），进一步确认西周时期手工业人群“世工世族”的特征：

　　（1）云塘制骨作坊产品以骨笄为主，该作坊内M20出土尊铭为“

祖丁”，其中族徽“

”，形象类似骨笄，与云塘制骨作坊的主要产品骨笄形制完全相同。

　　（2）齐家制石作坊的产品以石玦为主，该作坊与制玦遗存共存的遗迹单位中，出土包括“璋”、“爻”、“璋爻”等三类族徽，其中“璋”字即为石璋形象，与该作坊生产的石玦均为典型玉石器中的一种。

　　（3）齐家北漆木器作坊生产何种漆木器尚不得知，但肯定生产漆木器。在该作坊发现陶文族徽“箙”字，箙在卜辞、金文中是藏矢器的复体象形字，是有用木制的，而东周及秦汉时期，常见出土装箭矢的“箙”是漆木器。由此可知齐家北漆木器作坊族徽也与作坊产品性质相同。

　　如上所述，周原西周聚落制骨作坊出土的族徽为一种骨器，制石作坊出土的族徽为一种石器，漆木器作坊出土的族徽是一种漆木器。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巧合。由此可确证周原手工业园区的工匠是“世工世族”， 即在商代乃至更早时期以职事作为族氏徽号，迁到周原遗址后， 该族人群仍从事世世代代所从事的工匠职业。

　　（二）作坊乃地缘组织

　　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血缘组织还是地缘组织的争论长期聚讼不决。笔者认为， 应在不同层面上讨论社会组织结构，作坊内的一个分区内应是血缘组织，而整个作坊则应是一处地缘组织。

　　如齐家制石作坊内墓葬呈现“同向小聚集，异向大插花”的分布形态。而学界一般认为同一头向的墓葬有可能代表同一个有血缘关系的族群。若此，齐家墓葬中几座同向墓葬呈小聚集分布， 表现的应是同一血缘组织，而不同头向的墓葬交错分布，则揭示了不同族群杂居的生活状态。另外，齐家制石作坊发现“璋”和“爻”两类族徽，均从西周中期延续到西周晚期，更能说明作坊内存在不同的族。

　　李家铸铜作坊亦如此。笔者遵循一定的分区标准，将李家铸铜作坊分为东西两大区共17 个小区，东西两大区在墓向、墓葬排列形式、祭祀遗存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各个小区内的墓向一致，不同小区之间的墓向不同。据此，我们认为整个作坊是一个地缘组织，由不同人群组成，而作坊中的一个分区应是一个血缘组织。

　　在17 个小区内，既有灰坑又有墓葬、灰坑与墓葬年代同时；灰坑内日用陶器等生活用器与铸铜遗存共存，铸铜遗物包含熔铜环节的炉壁、也有浇注后碎范取器环节的碎范，各小区上述特征基本相同。凡此表明，作坊中每个小区这样一个血缘组织，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社会单位。

　　与李家作坊类似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周原西周聚落其他功能区内也如此。比如姚家墓地，其外围有大范围的空白区域， 显示出姚家墓地应是一处独立的墓地，并非是几个墓地的组合。从墓地结构来看，北区和西区是周系族群，南区是殷遗民，就各区而言，不同族群仍是“聚族而葬”，但就整体而言，姚家墓地并非一处单纯的“族墓地”。

　　由上推断，周原遗址西周时期聚落内的一个作坊或功能区，应是一个地缘组织单位，作坊内则由不同的血缘组织单位构成。

（作者：郭士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雷兴山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种建荣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