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多半来自日本的近代中国新名词又是从哪里来的？
——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
有一种说法颇为风行：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若无日本名词，现代国人无法说话作文了。此议似是而非，需要辨析，以明底里
借词必需
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早期汉译外来语不少，如葡萄、茉莉之类。由于近代文化是在中西冲突与融会间生成发展的，故作为关键词流行的近代术语，广为采撷西洋概念，不少具有借词身份。
中华文明沿袭数千年不曾中辍，原因之一，是作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汉字词（名）丰富且词义相对稳定。今人阅读两三千年前的先秦两汉古文，借助工具书，领会其意并无大碍。
汉字文化又不断邂逅外来语，与之互动，获得源头活水。如在魏晋隋唐间，吸纳大量源自南亚的佛教概念，组成若干反映佛法的汉字新名，诸如法、空、禅、世界、现在、觉悟等，渐成汉字常用词。
时至近代，汉字文化又与西方文化相交会，知识量迅猛增长，反映新知识的概念井喷般涌现，经由“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等途径，借助汉字将新概念“词化”，生成批量新名，汉字旧名也得以更化新生。对于此一演变态势，语言学家王力述评道：“佛教词汇的输入，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王力此言之后，又过去40年，其间汉语词汇的发展更甚于前50年。有人统计，时下每年新增汉字词达三四百个之多。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近代文化有成，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相互借助，利用汉字翻译大量欧美词汇（主要是学科术语），这些新名随日译西书传入清末民初的中国，故近代中国通用的关键词，不少是在中—西—日三边沟通中生成的。
借词以新名形式进入借方语言，增加语言数量，丰富语言表现力，是语言作跨文化旅行的表现。汉字具有强劲的表意性。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而且汉字往往一字多义，可供翻译时选用。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昭示其文化内蕴，有时音译＋意译，如啤酒、卡片、霓虹灯、绷带等；连音译也往往择取音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如逻辑、维他命、可口可乐等，以及近年出现的奔驰、黑客、迷你裙、托福之类，在表音的同时，又提供某种意义暗示。严复在音译Utopia时，取“乌托邦”三字，在对音之外，又可从这三个汉字中产生“乌有寄托之乡”的联想，以眑示“空想主义”意蕴。这些音意合璧译词，是充满睿智的汉字文化的绝妙创作。
通过借词以创制新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王国维积极评价新语的借取，“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百年过去，“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教育、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学语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这些汉字新名，词形是汉字文化固有的，词意大都受中国和西方双重因素的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名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多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历程。
语文互动
古代日本从中国进口包括大量汉字词在内的汉字文化系统，此为确论，无须赘述。一种流行说是，文化传播方向上，近代中日间发生逆转，仅就词语而论，日本便从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中国则由文化供应源转为文化受纳处。
此说有粗疏之弊，略做历史分期，应当作如是说：近代早期（中国的明清之际及清中叶，日本的幕末明初），文化传播方向的主流，仍是中国通往日本；至近代后期，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研习西学的水平反超中国，其表现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国从日本引入大量译介西学概念的新名词。张之洞称“日本名词”，林琴南称“东人之新名词”，刘半农称“东洋派之新名词”，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称其为“日语借词”。
近代中国使用的反映新知识的新名固然不少来自日本，但称多半为“日语借词”，则过甚其词。笔者以下将陈述此种夸张之误，绝非要给“词汇民族主义”张目，不是为了证明“老子先前比你阔”，以获得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是从近代汉字文化史实况引出的结论。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促成国人“大梦初醒”，决意向强敌学习，自1896年开始派遣青年学子赴日，研习经日本人消化过的西学。此后十余年，渐成留学东洋高潮。经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尤其是数以万计的中国留日学生的转输，汉字新语从日本大量涌入中国。康有为1897年撰《日本书目志》，收录大量日制学名，如经济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等，一时朝野注目。
清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名，有如下几类：
（1）音译词（瓦斯、俱乐部等）。
（2）日本训读词（入口、手续等）。
（3）日本国字（腺、膣等）。
（4）日文译语（基于、对于等）。
（5）将中国古典词原义放大、缩小或转义，以对译西洋概念。（如“现象”本为汉译佛语，意为佛、菩萨现出化身，日本哲学家西周为其注入新义，成为与“本质”对应的哲学术语。）
（6）运用汉字造词法创制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
上述几类词语有些确乎源自日本，如（1）至（4）类，但数量更大、更为重要的（5）（6）两类，多不能以“日源词”一言以蔽之，因为其中若干新名另有来历——
（1）源出中华古典
清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批汉字词，如自由、社会、科学、卫生、小说、机器、参观、代表、单位、发明、反对、范畴、现象、革命、共和、讲师、教授、博士、悲观、标本等，究其原本，多来自中国古典词库，是晋唐宋明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近代经日本改造后作为西学译名“逆输入”中国的，称其为“侨词来归”比较恰当。因为它们本为中国旧词，在中土语用已然千百年，后侨寓日本，领受外来文化洗礼，近代作为“侨词”回归中国汉语系统。
（2）来自在华编译、出版的汉文西书
还有一批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如植物学、物理学、地球、热带、温带、冷带、寒流、暖流、细胞、大气、真理、公理、定理、比例、权利、立法、选举等，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则非也。它们是在明清之际和清末这两个时段，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以“西译中述”（西方人口译，中国人笔述）方式在中国创制的，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其载籍为在中国刊印的早期汉文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
（3）晚清“开眼看世界”中国人的创制
清道咸年间国门初开，一些先进的士人渴求新知，借助汉译西书、西报，撰写一批介绍西事、西学的书籍，著名者有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纂的《瀛环志略》等。这些书籍在介绍外域情事、学术时，译创了一批史地类、政法类、科技类汉字新名。这批书籍在本国遭受冷遇，而传至幕末明初日本，洛阳纸贵，多次翻印，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称“魏源之书大行我国”。这些书译制的汉字新名随之播传于日本，日人广泛使用之余，还引为译制汉字新名的范本。如《海国图志》的报纸译名“新闻纸”，美国元首译名“大统领”，皆被日本人采用，通行至今。
总之，上述几类汉字词，有的并非“新语翩至”，而是“旧词复兴”，或曰“古典词革新”；有的不是“日词入华”，而是“侨词来归”；还有不少新名产地在华不在日，日本只是中转站。因而，把它们一概视作“日语借词”，不符历史实际。从语源学角度论之，必须恢复上列三类词语的“中国首创”“翻新古典”及“回归侨词”身份，并论析翻新始末，输出与逆输入过程，考查中—西—日三边互动间的因革及传递转换情形。
互为师生
我们不应轻忽幕末明治日本发展汉字文化的重大贡献。近代日本创制一批汉字新名；大量选取汉语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普及词缀化用法，如前缀（如老～、小～、第～、非～）与后缀（如～者、～力、～性、～化），又借鉴西式语法，丰富了汉字语用，对白话文运动及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这一劳绩必须肯认，却又不能因此对汉字新名的语源张冠李戴，一概让与日本。
笔者以为，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词，而在于终结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自生自灭状态，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现代义、世界义，并使之贯通，汇入学科体系，并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汉字文化构筑现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既非中国、也非日本单独完成，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交相更替创作者与学习者身份，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
自严复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出现以后，中国逐渐减少借助日译西书，而直接译述西学，根据英、法、德、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名。日本的“二传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时代日本新语的效用并未中止，其某些优势继续张扬，如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苦心孤诣译创的“计学”“群学”“母财”“脑学”固然准确、典雅，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经济学”“社会学”“资本”“心理学”明快易懂，故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少有严译词而多为日译词。
直至当代，日本词汇传入中华还在进行中。时下流行的新词，如“达人、人气、人脉、完败、完胜、物流、研修、职场、熟女”等皆为日制词。
日本译词虽有便捷易用的优点，但不应忽略，这些日本汉字词多半源自汉语古典，或用汉语构词法创制，皆与中国文化保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新近一例颇能说明问题。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号“令和”。官方解释此名是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中择字组成，并宣称这是第一个典出日本古籍的年号。这显然有文化“脱中”用意，但经考索却适得其反。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脱胎于东汉科学家兼辞赋家张衡公元2世纪初作品《归田赋》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而张衡又参酌了先秦典籍《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句式。日本使用的汉字词汇，多源出中国古典，这是不必也不可回避的历史实际，日本近代翻译西学时创制汉字新语，深植中华文化土壤，这是不可忘却，更不能斩断的历史脉络。
综论之，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端的估量。中日两国协力共创的语文成果，是丰厚的文化财富，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挥作用，并且构成当下及今后语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