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为何走“二流路线”，却能有“一流成就”？
武汉大学一景
在武汉大学的学生中，钱穆对钱树棠、严耕望印象最好。
《师友杂忆》中，钱穆这样回忆：
“晚无电，两生常来伴余，问学甚勤。钱生（指钱树棠——编者注）学业为全班第一人，……严生在（即严耕望——编者注）居第二名。……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后余在无锡江南大学，钱生又来问学，仍无定向。及余来台，再见严生，已学有专精。而钱生留大陆三十年来音讯未得，亦每念之。”
武汉大学毕业后，严耕望到钱穆所在的齐鲁研究所当助理员，继续跟着钱穆就读。第二年，钱树棠也到研究所报到。
论才气天资，钱树棠远超于严耕望。例如，钱树棠在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时，几乎可以背诵《汉书·地理志》中所有的郡县名称，其记忆力与学习能力都是很高的，可惜的是，他的兴趣点不断转移，最后反而没多大成就。
反而是严耕望踏踏实实地沿着自己的主要方向做学问，虽然走的是“二流路线”，但最终有了“一流的成就”。
为什么讲“二流路线”和“一流成就”呢？
1942年9月28日，钱穆与严耕望、钱树棠等学生多人，徒步旅行。途中，钱穆谈了很多，其中涉及不少治学的原则和方法。严耕望认真听讲并在当晚写了两千多字的日记，其中有钱穆这样一段颇具深意的话：
显然，钱穆对严耕望有厚望焉！
后来，严耕望虽然未能像老师一样成为移风易俗的大师，但他在研究人文地理和政治制度史的时候，能尽最大可能地汲取相关知识，运用或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使其成为这两项研究的积大成者，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严耕望 治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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