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视界】今日开幕！大盂鼎、大克鼎全形拓缘聚沪上 / 四六文摘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 ”

正所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称得上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品，而在这其中，潘氏家族捐赠的大克鼎、大盂鼎是目前所见有长篇铭文的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二鼎无偿捐赠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双鼎，镇守南北，见证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2004年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以祝贺两尊大鼎曾经的主人、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的百岁寿辰。此次展览，是大盂鼎、大克鼎时隔十七年的再度相聚。展览期间，大盂鼎和大克鼎将不设玻璃防护罩，让观众能够更清晰地欣赏其细节部分。

我们常用“一言九鼎”形容一个人说话有分量，倘若知道“九鼎”的内涵，便知这“一言”的分量有多重了。在西周的礼法制度下，“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是最高的规格，没有比九鼎更高的礼遇了，堪称是国家权力和古代中华文明的象征，而更何况是合称“海内三宝”的重器，其肩负的重量，可想而知。

上海博物馆的“鼎盛千秋”刚刚落下帷幕，而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那绝对不能错过8月8日开幕的《纸本里的盂克双鼎》特展，“盂”你在一起，相约这一“克”，本次展览的近百件展品，全部为秦汉胡同毫艺术的收藏品，尤其是大盂鼎、大克鼎两大国宝重器的拓本，都堪称是民间所见的最优者！

秦汉胡同创始人王双强先生（右）

正如秦汉胡同王双强先生在展览序言所述——纵揽古今，兼顾中外，“上帝”和“《圣经》”并没有让其他三个古代文明持续至今，完成欧洲从分散的城邦制走向大一统，而中国的方块字和诗文做到了。从秦始皇大一统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中华文明一直引领着全世界。因此，这些黑白照的“底片”，非寻常轻薄的塑料胶片，而是铸刻着方块汉字的青铜鼎彝钟盘，她们代表着人类古老年代最高超的冶炼技术、耿耿于天地间浑朴苍茫的审美意志和笃厚从容、开阔坦荡的治国胸襟，足以激发起今天14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来。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两宋之际，随着金石学的诞生，对青铜器的关注不仅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收藏爱好，青铜器本身更成了学者探寻、考证历史真相的实物佐证。为了更好地收藏、研究、展示、传播青铜文化，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探寻、摸索，直到清末，才出现了一种全新技艺——青铜器全形拓，使之成为西洋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前的金石“影像照片”。这让原本简单、粗略的青铜器线描图或局部拓片图有了质的变化，并且逐步衍化为一门新颖的艺术形式。

而这些中华文明的物证，部分陈列在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部分被制成砚池、插屏或摆件，陈列于案头，与文人朝夕相处。另外，这些承载文字或图样的文明物证，还可以纸本拓考若干，置挂于书房，与我们出入相呼，如影相惜。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的“传世器”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在清末全形拓诞生并风行的同时，随着众多旷世重器的发掘，还诞生了一批顶尖的金石学家，至今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大盂鼎和大克鼎便都和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家、工部尚书潘祖荫(1830-1890)结下了不解之缘，《纸本里的盂克双鼎》便围绕着这一条主线所展开，展览分为文献资料、潘氏朋友圈的金石艺术、盂克双鼎全形艺术等三个篇章，向我们讲述了国宝重器的传奇故事。

盂克双鼎全形艺术

“吉金”拓片的传播远不及“乐石”拓片，“乐石”类碑帖拓片传世有宋拓本、明拓本，“吉金”却没有如此高古的拓本传世，直到清代金石学兴起后，在乾嘉时期才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又称全角拓)，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中的标志性重器，无疑便是大盂鼎和大克鼎，成就了其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美名。

“海内三宝”——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拓本，其中大克鼎传本最为稀少，大盂鼎次之，而台北故宫的毛公鼎最多，因此，能够在一场特展中呈现盂克双鼎的优秀拓本，实属不易，由此也可见秦汉胡同的“黑老虎”收藏在民间的水准和地位。

一般认为，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任村。岐山、扶风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

大克鼎出土后，便为潘祖荫所得。而大盂鼎的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它最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之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他又将大盂鼎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鉴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自己的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三千两白银赎回。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大盂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不久他就把大盂鼎转送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遭官场流言中伤，幸得潘祖荫搭救，左宗棠为感谢潘祖荫，将大盂鼎赠送给了他。至此，大盂鼎和大克鼎都归潘祖荫拥有，潘祖荫对此颇为得意，表示“天下三宝得其二”，此后这两大国宝一直都存于潘家。

潘祖荫(1830-1890)

直到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日本人早已知道潘家收藏着大盂鼎和大克鼎，日军屡次破门而入搜查，均未找到。这时操持潘家的是一位叫潘达于的女子，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之孙后改夫家姓，潘达于在家中挖了一个大坑，将大盂鼎、大克鼎和其他一些文物埋入其中，两鼎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办中，已定居上海的潘达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文化部接受了潘达于的捐赠，面对国家两千万元（旧币）的奖励，潘达于全数捐赠，用以支持抗美援朝，由此成就了一段佳话。

大盂鼎

两鼎中铸造时间更早的是大盂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康王在位时。周康王与父亲周成王共同开创了“成康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大盂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使这件青铜器具有非凡价值的是鼎腹内壁铸刻的291字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以及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大小官员无不沉湎于饮酒，致使政事败坏，人民失望，告诫盂应敬畏天命，效法祖先南公，忠心辅佐王室，认真处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盂感谢周康王的赏赐，并铸鼎以祭祀祖先南公。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字迹端庄典雅，历来为书法家推崇。

大盂鼎、大克鼎一经出土，就备受世人瞩目，在清末时期，二者的铭文拓本就已经价值不菲。

而潘祖荫拓赠吴大澂的大盂鼎全形拓，为至今所见传世大盂鼎全形拓本当中最善者，早些年出自于内陆一线大拍，当时就是一件明星拍品。

潘祖荫旧藏-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的拓本存有不同版本，道光到同治年间的早期拓片称为“初出土拓本”或“关中拓本”。等到鼎流传到潘祖荫手中时，就有了所谓的“京师拓本”。朋友们可以特别留意上图中红圈中圈出的第十七行“二”字，这是因为刚出土时，此处还未经过清理，为初出土拓本，极为难得。

而之后“二”字已剜成“三”字，现在看到的大盂鼎铭文倒数第三行为“臣十又三白”，可见上图中大盂鼎在上博展览时的实物图片。

全型拓本略晚于铭文，时“二”字已剜成“三”字。

内有吴大澄“潘氏攀古楼藏器”的篆文题名，进士王同愈 1700多字的长篇跋语，极为难得。

吴湖帆题《大盂鼎未剔本》并朱梅邨绘大盂鼎全形

本次所呈现的另一个吴湖帆题《大盂鼎未剔本》并朱梅邨绘大盂鼎全形，也堪称是市场所见最优秀的大盂鼎拓本，而且极为特别，堪称独一无二。从上图可见，本品也是“二”字的初出土拓本，钤有潘祖荫“攀古楼”藏印，应是鼎初归潘氏时所拓，字口尚未清理，尽管“三”字为锈所掩，然字划精神完足，则较之后的已剔本为佳。

本拓本带有吴湖帆长跋三则，为许逊公嘱吴湖帆题跋并求全形。许逊公（1893～？），江苏吴县人，任上海大陆银行副经理，浙江银行监事等职。，吴湖帆在《日记》中称“余与逊公屈指已三十二年之老友，在上海友朋中总角之交以逊公为第一”。

吴氏乃属外甥朱梅邨（1911～1993）就影片缩摹，纤毫毕肖，精彩焕发，堪称吉金中之奇创。

大克鼎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周孝王在位时，他在位时最大的功绩是对西戎作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戎对周的攻势。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其纹饰较大盂鼎更加丰富且更具动感，口沿下仍装饰一圈变形兽面纹，每组变形兽面纹之间装饰扉棱，腹部装饰一圈宽大的波曲纹，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兽面纹，兽面鼻梁装饰扉棱。大克鼎腹内壁铸刻一篇290字的铭文，由这篇铭文可知作此器者是一个叫克的贵族，他的身份是周孝王的一位“膳夫”，即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但克的职责不止于此。大克鼎铭文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对祖先师华父的称颂，师华父辅佐王室有功，施惠政于民，周王感念其功劳，命克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克感谢周王的赏赐，铸鼎以祭祀祖先师华父，希望此器“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前文中说到，在'海内三宝”三大重器中，大克鼎的拓本存世最少，这是因为大盂鼎入潘家时间较早，而大克鼎入藏未及一年潘祖荫旋即过世，因此，如本次展出的这件，上方留下了潘祖荫的鉴藏印，但却未及留有题跋，已经极为珍贵了。

大克鼎铭文拓本同样分为“未剔本”、“剔后本”，其中，“未剔本”铭文虽漫漶不清，约三分之一文字不可辨识，然传本极稀，文物价值极高，如馆藏极为丰富的上海图书馆，“未剔本”也仅存一件。此次展出的正是大克鼎全形拓及“未剔本”铭文。

据光绪辛卯（1891）陈寅生跋潘祖荫所得克鼎云：“潘文勤公博求钟鼎古器，收藏甚富。戊子岁获得周克鼎一器，由关中运以至京，形质丰伟，殊为大观，惟其铭字土蚀模糊，几不可辨，复细加剔抉，居然完好可读…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故此鼎从出土到归潘氏剔抉不过几年，未剔之本尤为罕见。不妨可以将本次展览的拓片和上海博物馆展览的实物进行一番比对。

朱关田跋匋斋旧藏小克鼎全形拓

在大克鼎拓本旁同时展出的，是一件朱关田跋匋斋旧藏小克鼎全形拓，大克鼎和小克鼎出自于同一窖藏，窖藏中有过百件青铜器，其中小克鼎有七件、一套六枚编钟（克钟），另有盨二件、镈一件。而今这些器物分散于世界各地。

上海博物馆藏小克鼎

以目前掌握的资料，七件小克鼎散藏于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南京大学、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和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对照《殷周金文集成》，根据铭拓状态与细节，朱关田跋匋斋旧藏小克鼎全形拓与上海博物馆藏器最为接近，依此，允推上海博物馆所藏应为七件小克鼎中最大者。

本拓本的右上方和右下角，分别有两处钤盖——朱文“匋斋”与白文“端方所藏”。这里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往事，端方收藏到小克鼎之后，大克鼎已是潘祖荫攀古楼藏器。端方一度为晚清第一重臣，官居直隶总督，曾多次向潘祖荫索要大克鼎。潘祖荫口头允诺，却屡屡借口拖延，眼看到了无法再拖的境地，端方竟在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时意外遇刺身亡。这件端方所藏拓本，也是迄今面世的小克鼎全形拓唯一一本，可见其珍贵！

潘氏朋友圈的金石艺术

苏州望族潘氏门第显赫，家族之中，状元、探花、翰林、举人不胜枚举，苏州人称“贵潘”。潘祖荫后半生在京，身居朝中高位。提携了许多对国家有用的干才，如前文中提到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潘氏金石朋友圈的艺术作品集中亮相，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涉及吴大澂、吴湖帆、吴云、陈介祺、端方、黄士陵、郑文焯、龚心钊、王懿荣、张之洞等诸多同时期名家，可谓群星云集。

潘祖荫的吴大澂（1835～1902）同样醉心金石，吴大澂的一生甚至能串联起晚清政坛和金石研究的核心圈。吴大澂为同治六年（1867年）进士，翌年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任湖南巡抚，吴大澂的仕途称得上是平步青云。吴大澂是李鸿章的门生幕僚，受其栽培赏识；他和一代帝师翁同龢是同乡好友；张之洞和袁世凯又是吴大澂的儿女亲家，吴昌硕、黄牧甫、陆恢又是他的幕僚；顾麟士、金兰心都是与其共结怡园画社的挚友。

清愙斋集古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吴大澂博古玉器拓片四条屏

本次展出的一件明星藏品，吴大澂考释自藏古玉、泉范、瓦当、兵器、佛造像十七种，拓制极精，每种旁附吴氏亲笔考证并钤印，于其形制、铭文、断代、来源考述颇详。原装四条屏，保存完好。其中“驵琮”、“古玉珑”二种原器著录于吴大澂《古玉图考》。“长乐未央千秋万世昌”九字瓦，为瓦当中之异品。“甘泉宫瓦”中有“千金”二字，亦为它瓦所罕见，由此也可见吴大澂的收藏考证之精。

吴大澂篆书八言联

吴大澂致陈介祺信札一通

吴湖帆古器物四条屏

虢叔钟

齐王女壶

史颂敦

师酉敦

吴湖帆题跋《周朱牼钟全形拓片》

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部分是本次展览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资料补充，以一个个实物为证，从侧面来了解当时人的交往，展出了如潘祖荫书札、吴湖帆词稿、印存，吴大澂《古玉图考》、郑文焯信稿、对联、绘画，叶昌炽书札等珍贵资料。

吴大澂汉吉语瓦当书柜

有意思的是，本部分展出的一些藏品，可以互为佐证，如这件吴大澂汉吉语瓦当书柜，书柜上铭刻的正是吴大澂先生所珍藏的一部分吉语瓦当的纹饰，书柜中展示了一本吴大澂旧藏的瓦当拓片，其中便有一件“百二长生”，吴大澂便以百二长生馆作为其斋名之一，而也就有了著名书家杨沂孙（1812～1881）为吴大澂所题写的斋名，这些珍贵的实物，正是当时核心金石朋友圈交往唱和的珍贵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