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我在海上漂流的四十个小时

疫情在世界各地链式爆发，但传播的从来不只是病毒。

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行走漂流时，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恍惚感：我们经历过的每一个小时、我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发生变化。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相互重合，所谓的“新世界”，其实是一个在不断发生的过程。

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Seven-Eleven，恰在欧洲疫情逐渐扩散的时候，开启了一段“未知旅行”：他在许多城市、港口和海洋留下了足迹。并且因为种种突发情况，他在海上漂流了四十个小时。

我们和Seven-Eleven聊了聊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以下来自留学生Seven-Eleven的口述：

我在巴黎留学，学电影。

众所周知巴黎是一个热衷于罢工罢课的城市，因为接连不断的罢课行动，我整个上半年可能都会面临一个无课可上的境况。

事实上我很久都没怎么出门。随着中国疫情爆发一路延伸至欧洲，亚洲脸孔在路上越来越遭到侧目，有时也会被人绕行。尽管疫情前后，我都没回过国，但还是在家“自我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

说是自我隔离，但说实话感觉并不坏。

我住在巴黎郊区一栋小房子，门口就有河，每天下午的时候会有天鹅成群游过来。每天的生活变成起床-做饭-看书看电影-随手喂天鹅的循环，还蛮悠闲自在的。

时间久了以后想要出门散散心，我开始策划一次旅行。原本的计划，是去意大利，然后从意大利港口坐船到北非突尼斯，可能还会一路往下去到中非乃至南非。

因为是一时兴起的旅行，我也没有设定什么旅行计划，甚至都没有买回程的机票。现在想来，这种散漫可能也为后续的所有经历埋下了伏笔。

我先是在意大利待了五天（2月18-22日），基本是疫情开始逐渐扩散的初期，来自中国的航班已经被禁止入境半月有余。

2.20日是各界公认的一个转折点，意大利出现了第一例无中国接触史的病例，意味着传说中【零号病人】并未出现。从那天开始，每天新确诊的病例越来越多。

意大利被分成了黄区和红区（疫区），我所到之处倒是都在黄区，但除了越来越严格的管控措施以外，民间似乎还没有引起什么恐慌。

我的身份带来了一些意料外的关注。有些出于好奇，有些则不是那么友善。在一家店里，店员故意调笑着说，啊你是从中国来的，我得赶快去洗手。

说实话，我并不特别为此生气。可能因为他确实是开玩笑的语气，可能也因为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毕竟在国内，人和人互相之间的防备可能更甚。

后来遇到的事情则有些超出了我的忍耐。那天我在一个公交车站台等车，一群意大利年轻人朝我走来，其中一个女孩突然指着我很愤怒地嚷嚷着什么。因为意大利语和法语有些发音很类似，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听出“病毒”、“滚出去”这样的单词。意思不言自明。

摄影：Seven-Eleven

我也很生气，想要回击他们，但语言不通，我只能依靠法语与意大利语之间脆弱的相似性试图做出一些反击。我质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叫种族主义？是否有人教过他们基本的礼貌？但语言的隔阂多少削减了攻击性。后来我下车了，这场矛盾没有再升级。

我真的可以理解一些人的防备，但这种只针对肤色人种的恶意让我愤怒也不解。他们把我当成病毒，却没有戴口罩，而是选择正面与我相对——并交换飞沫。想起来，未免显得荒谬。

22日，我登上了去往突尼斯的船。

我是船上唯一的亚洲脸，也因此享受了特别对待——仅对我一人专门测量了体温，也仅对我一人特别核查了最近的出入境记录。船长很严肃，提前知会我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具体的原因他没有解释，我仍然坚持去试试。

在此之前，我已经查好了攻略，突尼斯对中国护照免签，我本该可以直接入境。没想到到达突尼斯后我真的被海关拦下。在那里，我手机没有网络，无法和外界获得联系，只能和海关的工作人员斡旋。

他们一会儿让我补办手续、一会儿声称必须要有签证，我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终究得到了被遣返的结论。

船上的其他人都顺利入境了。只有我在海关等了一夜，又回到了来时的船上。

事后我回到有网络有电话的地方，很容易就核实了确实无需签证的信息。后来我也意识到，我被拒绝入关可能并不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不仅是因为我来自意大利这个欧洲疫区，更大的可能性是，我没有给海关塞钱。

但这些猜测也无法被证实了。重要的是我必须像来时那样缓慢地漂回意大利。没有网络，电话话费贵得惊人。我被迫切断了与陆地生活的联系，船上的空间变成了我的整个世界。

消息很快在船员之间流传开来，他们纷纷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和我这个倒霉的中国人合影。船长和来时一样，仍然是不苟言笑的领导样子，但我每次找他借点什么东西，他都会一言不发地找给我——一言不发，但是不厌其烦。

摄影：Seven-Eleven

当初给我测量体温的医生常来找我聊天。其实意大利人总体都很爱找人聊天，但普通船员常有语言隔阂，医生的英语讲得稍微好些。我在国内有些医学背景，医生看我犹如看自己的孩子。他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年轻时也有过被遣返的经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想起来也不过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还有那些虔诚祷告的人。突尼斯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说法语和阿拉伯语。即使在船上，穆斯林们也会一天五次朝着麦加的方向祷告。即使在无垠的海上，他们也总是能找到那个位置，仿佛心里有一个精准的罗盘。

摄影：Seven-Eleven

在船上没有人戴口罩，彼此之间也很客气，甚至比陆地上的人们还要紧密。那是一艘渡轮，三分之二的空间停车，三分之一的空间住人。我常去甲板上抽烟透气，有时候浪特别大，船很颠簸。甲板上的人们互相依靠搀扶，不分彼此。

想到去突尼斯的路上，我也遇到很多善意。陌生的外国游客不断安慰我一定可以顺利过关，又有当地的夫妇表示要开车载我。尽管在此之前我们都是完全陌生的人。

我想可能是因为船上的环境特殊——这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几乎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特别的意义，关于疫情的种种可能性都只能交给命运。于是人们反而放下了防备，肤色、种族、信仰等等在陆地上正引起各种剧烈矛盾议题，在船上都变得不重要了。

归根结底，我们都只是人而已。

我就这么漂了四十多个小时，心里在默默忖度意大利的疫情究竟变得如何，入境的港口会不会关闭？对于中国人，会不会有更加严苛的禁令？如果有，我是否又会被拒绝入境，在海上继续漂流？

因为没有网络，无从知道陆地上正在发生什么变化，这些想法会无端地冒出来。但大部分时候，看到海或是晚霞都能让我感到平静。浪很大的时候，海水浸湿我的衣服，干了以后结成盐块，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淹过的鱼。

摄影：Seven-Eleven

谢天谢地，我安全地抵达了港口，并没有被拒绝入境。打开手机连上网络，收到许多五花八门的消息，有同学问我作业，有朋友问我借钱，有人兴高采烈给我讲八卦……光看这些信息，好像生活一切如常。

但两三天的缺席，世界似乎又变了一个样子。意大利的许多商店与学校都宣告暂时关闭，关于疫情的连续报道见诸报端，街上的行人大约有十分之一都戴上了口罩——这个比例看起来仍然微弱，但对于文化中一向默认“没病不用戴口罩”的欧洲人来说，可能是前所未有。

第二天，我买了机票飞回巴黎。各类超市商场已经完全买不到酒精和各类消毒用品，更遑论口罩。

我的身份变得越发尴尬，在不明就里的人眼里，我是疫区来的中国人；从事实上来说，我刚从意大利疫区返回。戴着口罩坐在拥挤的地铁上时，我身边的座位没有人坐。

很难辨别这些普通人有多少基于歧视，又有多少是基于保命的本能。在情势变得越来越失控的当下，似乎除了选择尽可能的理解也别无他法。但这种理解确实很难是相互的。

在当下，在种种更加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共情显得既困难，又虚无。

摄影：Seven-Eleven

有朋友问我这次旅程有没有心态崩过，但其实真的还好。我非常年轻就一心想要离开家，并开始出门独自旅行，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遇到过五花八门的突发事件。所以这次遇到这些事，包括这次疫情，也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情绪上的波动。毕竟无论是多糟糕的情况，其实最后都还是会过去的。

我重新回到了自我隔离的生活，学校短期内更加不会复课。社交生活也变得几乎没有，这段时间我不断地被朋友放鸽子，有些是同在欧洲的朋友曾经约好来巴黎玩，结果被各种原因卡在路上；有些在巴黎的朋友因为我刚从意大利回来，决定暂时还是不要见面的好。其实我还有正常出门，巴黎的城市系统依然如故，地铁拥挤，展览继续，罢工和罢课如火如荼，但大家又好像都在期待生活重新变得正常。

但也有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正常”，毕竟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有些东西已经被彻底又永久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