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疫情的村庄

 村庄无疫情

20日，沉默了许久的疫情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一天时间，“新型冠状病毒”这六个字让越来越多的人恐惧，甚至恐慌。但当时，乡下老家像疫情之外的孤岛，依旧平淡如常。病毒、死亡、疫情、口罩……似乎与这里的人没有一点儿关系。

我们村是行政村下面的一个单村，有二三十户人家，因为偏远封闭，外面的信息到了这里只会有两种遭遇：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么变成另一副模样。“村里才通网”是网络上用来互相调笑的梗，我们村是一种现实。两年前，在镇上矿场工作的大舅统计了需要安装宽带的名单，但至今也没有通网络，每每被问起何时能装网线，他总回：“老天才晓得。”之后就再也没有后文。

在这个被宽带遗忘的村落里，电视依旧有很大市场——《新闻联播》结束后，人们悄悄回到屋里追电视剧。不过智能手机的普及给乡村年轻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手游、段子、美女照片、短视频、鸡汤风靡村里的各个微信群。尽管如此，热闹背后是信息依旧堵塞，年轻人关注点不在新闻。像我母亲那样不识字的，在子女强迫之下注册了微信，学了很久也不懂怎么操作。父亲甚至常常抱怨智能手机不方便接打电话。

21日，我从昆明回乡下老家。回家之前，我做出判断：封闭的老家或许是避难所，待到疫情结束再回。据我所知，村里没有从湖北回来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坐落在金沙江畔，平日里的交流也仅限于房子靠着房子的邻居。不过，一路上我还是不断想象回到村里要做的防护工作。

这一厢情愿的想象在踏进家门时彻底消散，像是被肆虐的冬风带去了远方，脑袋里空空荡荡。向母亲确定了没有湖北回来的村民，我甚至没有告诉他们疫情的消息，许久后父亲聊到：“听说外面有一种很严重的病。”我知道无法向他们解释，更无法劝他们做好防护，便敷衍回答：“嗯。”

不久，河南农村走红，条幅标语、村头喇叭、封路堵车——被称为“教科书式”的疫情防控。朋友圈里，不少人喊着希望当地政府“抄作业”。我的微信里已经满屏科普：戴口罩、不串门、不聚会……这些消息好像是被村前的金沙江完全阻隔了，此时的老家依旧安静，只有风吹打芭蕉叶的声音。三个表哥带着家属按照约定到了家里，我骑着摩托车把外婆也接了过来，父亲宰了一只鸡。院子里油烟升腾，马上变得热闹起来。没有人提及疫情的消息，我虽然心里紧张，但像丧失了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一般，终究没有提及此事。

夜晚，货架边的电视里像往常一样播着电视剧，母亲在屋子里忙里忙外，和父亲计划着春节期间要进些什么货。每年春节期间，作为村里唯一一家小卖部，不论是零食、烟酒还是母亲的凉粉都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按照惯例，在过年前父亲需要到镇上多拿些货，母亲从正月初一到初七都要煮平日两三倍的凉粉。今年，父亲去买了一些香烟、饮料和零食。“应该能应付这个正月了。”

24日，大年三十，云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此之前，全国多个省份已经启动了一级响应。关于疫情的信息铺天盖地袭来，前一天武汉“封城”的爆炸新闻还没有淡出视野，第二天各路消息立马又席卷而来。村庄里，鞭炮声此起彼伏——他们已经煮好了猪头，在祭祀自己的祖先。老家，还是那个老家，只是抱着手机坐在公路边的我忐忑不安，显得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

夜幕还未完全落下，父亲兴冲冲从外面跑进来打开电视。“今晚要看联欢晚会的嘛。”翻遍了频道，都是《新闻联播》里的春节新气象。“怎么没有联欢晚会。”

“还没有到时间。”

“咦，每年的今天都没有新闻联播的嘛。”母亲争论不过他，妹妹说：“你懂都不懂。”我在旁边依旧刷着手机一言不发。在网上，春晚和武汉疫情构成了二元对立。在村里，我们不需要做出选择，也不需要选边站队。

 疫讯传来

25日一大早，母亲把凉粉端到小卖部，把佐料摆放得整整齐齐。“今天做了好多粉，等下不够卖了再煮一锅。”她一边收拾一边向我念叨，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现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条消息在村里传开：“老街有个女孩从武汉回来得病了，一家人都拉到医院了。”——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摩托车车程。

村里的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似乎有抗体，就像他们认为病毒不会落到自己身上一样。或许是因为每天守着看电视剧的缘故，大家达成了共识：“电视都是演出来的。”人际传播成为重要的信息获取方式，不过并没有持续的影响力。消息在村里游走，一些人说着同情的话，一些人又是责备又是咒骂。过后，带孩子的依旧带孩子，炸金花的依旧扎堆炸金花。“得病的早就送到医院了，咋个会传染。”

一个村庄，因为疫讯传来，开始分成了两个立场。一方面，长久在村里待的人毫不在乎。

“2003年那次说着多吓人，也没见死人，都是造谣出来的。”

“我们在农村怎么可能得病，病都是城市的。”

“我这把年纪了，得病了死了也无所谓。”

另一方面，刚从外面求学或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却异常担忧和恐慌——母亲的凉粉剩了不少——因为疫情，返乡的人都不来吃了。虽然嘴上不说，但在对此事的态度上，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留守者与返乡者之间有了隔阂。

大年初二醒来，小卖部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村前的金沙江隔着我们云南和四川，一座摇摇欲坠的钢索桥是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因为疫情，初二凌晨被封。二表哥坐在摩托车上眉头紧皱：“孩子发烧了。”镇上的医院已经水泄不通，没有防护措施反而容易感染，村卫生所还未开门营业，唯一的寄托是江对岸那家名声远播的诊所，不过桥封了。表哥的电话一通接着一通，终于在大表哥那里得到好消息：“桥是四川那头被封了，云南这头没有，打电话告诉医生症状，他把药送到桥边，你去取。”

“你四老表的肉送不过去了。”听到消息的母亲又开始念叨，“这娃儿，造孽，过来（云南）买点肉也拿不回去，过什么年。”乡土社会，说话做事都靠的是人情。去年闹非洲猪瘟，四川专门雇了当地人在桥头蹲守，不让猪肉过境。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面对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对岸的金阳县直接从县里派人来看守，村里固有的行为方式不再奏效。

村子上游封桥后不久，去往下游乡镇的道路也临时封闭。一时间，封桥和封路成了比隔壁村出现确诊病例更大的事件。车辆不再从门口通过，金沙江两岸也没有了走亲访友。母亲的凉粉一碗都没有卖出去，分给了亲戚们：“明天不卖了。”炸金花和打麻将的人依旧坚守岗位，不过也从密闭的室内搬到了门口通透的公路边，有的甚至搬到了旱地里。

 理智退位

互联网模糊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塑造了一个超真实的虚拟世界。因封路变得冷清的村庄里，人们的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多少恐惧，但冷清本身却在无声地呈现着一切。恐慌，从村里的微信群开始蔓延。

恐慌之下，权威信息缺失的乡土社会，小道消息和谣言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巧家县外出至武汉人员名单”被发到了各个群里，管辖县、管辖镇、姓名、身份证号码、民族、性别、健康状况、年龄、户主信息、家庭人数、政治面貌、文化程度、联系电话、就业状态、擅长工种、务工方式、从事行业、就业补贴等等信息，应有尽有。

从完整的表格信息看，这份名单应该是为精准扶贫统计的，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我感到气愤和恐惧，但也明白，一旦批判就是一场“战争”，便在群里问了一句：“干嘛把人信息都发出来？”另一位群友理直气壮：“发出来是让我们必须远离他们。”

我心里五味杂陈，心里憋着一堆话：“这么详尽的信息从哪里来，这是泄露信息……”终究还是咽了下去——道理是讲不通的，普法也是不管用的，我的身份只适合沉默。

围绕名单的争执在群里依旧没有结束。一位叫小二（化名）的群友终于挺身而出，因为他在名单里维起权来：“投诉给上级，乱球发，抓来关起。”

“上级好像要的就是名单上面的人。”

“这名单是真的。”

“球倒是真的。”小二接着回应，“我就在里面，上半年修房子，下半年在小河（镇）干。”

可是依旧有人继续坚持：“真的。”

小二虽然话糙，但也是明白人：“我报警了。”

我趁势把澎湃新闻《武汉返乡人员的信息被泄露，接到辱骂电话》的报道发到群里，话题终结了。刚刚那场对话好像并没有什么结果，甚至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

大年初三，我感到浑身酸痛、被风吹到就咳嗽，一一对应官方公布的临床反应，怀疑自己被感染了。就在这时，母亲告诉我她也有轻微感冒，舅公也开始感冒。我怀疑是自己传染给他们。暴躁之下，两代人之家的隔阂逐渐显现。母亲安慰：“不要往坏处想。”

“你是不知道有多严重，告诉你们不信。”

不管是关心还是责备，父母的话在我这里都变成了“无知”。母亲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跑到刚开门的村卫生所给我买药，我听到消息愈加生气，冲着父亲大吼：“医院人那么多，没有防护感染了怎么办，怎么说都不会听！”“你也不要埋怨她，她是关心你。”我和父母的认知之间隔了太远，互相之间的爱与关心看上去都显得那么难以接受。

“全是些造谣的，给我说卫生所人多，村上都是戴口罩的。”母亲把嗓门拉得很大，“哪里有人戴口罩，我遇到村主任都没有戴口罩，医生也给我说全是些造谣的，弄了医院口罩、消毒水全部卖完了。”所谓“权威”的劝告让母亲原本有些恐惧的心安定了许多，但我却没有听进去，甚至在心里责备村委会的人和医生没有意识，没有采取行动。多年的城镇化进程并没有改变老家的人跟着权威走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只不过权威由宗族体系变成了政府机关。

为了避免与家人的冲突变得严重，也担心自己如果真的感染了肺炎会传染给村庄，我决定离开。

 逃离谣言集散地 

“去县城的路封了。”“去昆明的路也封了。”砌砖封路的照片，挖土封路的视频在群里轰炸。关于封路的谣言四处弥散，村里成了谣言集散地。跑车群里不断有人询问道路信息，也不断有人解答，不过回答也是谣言。

小区业主群里，昆明“封城“的消息传出——”云A牌照的车辆才能进昆明。”“昆明机动车只出不进。”还附有看似为内部消息的图片，一时间分不清真与假。而全省客运班线停运的公告也助推谣言取代真相。

因为客运班线停运，大舅做起了跑车生意，往返于县城和村子之间。他虽然是村里道路信息的意见领袖，但也心有余悸：“消息真真假假，不敢跑，万一真的封路了回不来。”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也和她丈夫做起了跑车生意，他们的路线正好是我回昆明要走的路线：村里——县城——蒙姑镇——杨林县——昆明。“从县城出去的蒙姑镇被封了，昆明路不通。”

邻居到门口散步也告诉母亲：“我家小那个（儿子）昨天开车去昆明，说警察在杨林就把他劝返了，现在都回来了。”

“同志们，立即通过短信、微信、大喇叭、小组会等向全体村民宣传：乡镇与乡镇、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立即要进行封堵，时间不知，如近期有出行计划的，请马上马上走！！！”初三晚上，微信群里有出现这样的消息，发布者称信源来自副镇长。质疑声与之辩论几个回合后，得到了村主任的证实。封路时间在第二天一大早发布：2020年1月28日中午12：00。

我打算与二表哥开车去昆明，一场出行变成了“逃亡”。大舅深夜送来口罩——这是他在矿场老板那里帮我搞到的。母亲担忧极了，既害怕封路后我出不去影响考研复试，又害怕我到不了昆明也回不了老家。村里有许多想要离开的人像母亲一样担心，走还是留让人头疼，难以决断。

当自己不再作为看客后，理性又莫名其妙回来。向报社和公安的朋友求证昆明“封城”的消息，均回复“未收到封城通知，可以进自由进出，量体温就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原来村里热热闹闹的各种传言不过都是些穿凿附会的假消息。

大年初四凌晨五点过，二表哥打电话来：“赶紧起来弄点东西吃，我马上下来接你。”车上坐满了人——他们抱着不同目的出村，或是为了挣钱，或是为了回家，把口罩捂得严严实实：“越早走越好，封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能走。”从村里到县城，80公里左右的路程，经历了三次测量体温，每一次都要被警察询问来处和去处，气氛异常紧张。

出县城的时候已近12点，再过几分钟，全县道路即将封闭。交警拦停了我们的车：“出去就不要回来了。”

平安到达昆明后回望，村庄已经一片沉寂。乡镇与乡镇、乡镇与村、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全部封闭，钢管焊接在路口，除开了证明的病患以外，无人可以跨越。我向远处看，看我那个闭塞得没有疫情也没有恐慌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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