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盲童的每一次“偶遇”都要成为善举

（图片系电视新闻截屏）

靠着盲杖走出校门，在路上敲敲打打的11岁女孩高雅，每一次的“独自”回家，不亚于走过雪山草地。她一人在径直前行时，我们就肃然起敬；她不慎走偏时，我们的心就提到嗓子眼来；她在“死胡同”里走不出来时，她还没有哭，我们的眼睛早已通红。（央视5月26日《晚间新闻》观感）

我们只是一个观众，当这样一种并非惊天动地，却牵动人心的行走进入孩子母亲眼中时，母亲内心会是什么感受，会如何取舍？可是，我们看到就在身边的母亲于玲没有哭，她在坚韧地观察，纠心地等待，就是孩子此刻碰得头破血流，她似乎也不能出现。

如今，刚刚走路的孩子不慎跌倒，父亲或者母亲不去立即扶起和呵护，而是让孩子自己爬起来，我们就会给这样的父母点赞。但是，比起盲童的母亲于玲，简直太小儿科了。因跌倒哭涕的孩子知道父母就在身边，他不仅系着物理保险，更是系着精神保险。而此时的盲童，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独立行走。这个错觉，显得多么难能可贵，又是多么正确。这个用心需要怎样的慈爱？她的妈妈，才是一个智慧、理性的母亲。

当年，弱冠之年的史铁生无奈坐上了轮椅，每天由母亲推进清冷的地坛，送到那林荫道上时，此时，他的母亲必须马上在儿子眼中消失，任由儿子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冥想、自寻烦恼。不放心的母亲，对处于极度困苦甚至绝望的儿子，是守之不能，不守不甘。母亲忧虑的目光，只好小心翼翼地藏在墙角后边，惟恐被儿子发现。史铁生，就是这样，在这里思考天地，拷问人生，多年之后，成就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其间，担心儿子出意外的母亲，难免与儿子目光有时突然相遇，也有来不及装出“偶遇”，被儿子发现，而迁怒于儿子的时候。《我与地坛》里的这个情境，盲童母亲也许看到过。即便没有看到，一个能想到孩子更远未来的母亲，“残忍”地隐身就会成为一种自觉。对处于困境的孩子，举手之劳也不伸手，而是请求路人代劳。当孩子走过“雪山草地”，无法隐忍心痛女儿的母亲，才恰到好处地与孩子“偶遇”。然后，大手牵着小手，让哭泣过的孩子，在妈妈面前，绽开笑的容颜。

像盲童妈妈于玲这样伴随孩子“独行”，相信很多父母都这样干过。我也曾伴儿子“独行”过，却在与儿子“偶遇”时，遭遇过意外的失败。

那是在儿子刚四岁时，我们合计着让他独自送元宵，到将近两千米之外的外婆家去。路线虽然都在居民区和厂区，还有通公交的马路，但毕竟有五六道弯，并且是在下雨的晚上7点左右。小家伙一手打着伞，一手拧着篓，他知道我们在锻炼和考验他的勇气，没有任何犹豫，就上路了。走了一半，忽然风刮大了，一下子把伞面吹翻了。儿子没有松手，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尾随在后的我正犹豫是“见义勇为”，还是“视而不见”时，儿子身边出现一位过路的阿姨，她上前帮助儿子把伞整理好并扶正，抹抹他的头，可能是询问和鼓励的几句，儿子重新上路。当他突然出现在外婆家里时，家里的人惊叹、诧异、赞许，儿子就像英雄凯旋一般。孩子的外婆却在埋怨，怎么让孩子一个人来。

这情境，我尽收眼底。因为我提前躲在房子后面的窗户下，小心地伸出头窥视、欣赏。没想到，儿子并没有完全陶醉于胜利之中，他的小眼睛突然发现了窗外的我。正在享受夸奖，并展开的洋洋自得的表情，马上换成了非常失望的大哭花脸。我与儿子真正的“偶遇”遭遇失败。

这个不大圆满的家庭游戏，并没有终止我们一直放手让儿子成长这个理念。儿子那次由得意转失望的哭声，反而为我们对放飞他保留了希望。如果说他12岁离开我们去江北外校住校，我们还可以偶尔去“盯梢”一下的话，那么，他15岁去国外，我们就没有能力进行“长臂管理”了。除了逼出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就全仰仗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一个社会的公共环境，一所学校的基本保障。当然，我们永远记得那位被孩子们爱称为“蓝爸爸”的监护老师，他是这一群孩子们人生中的一个美好的遇见。可惜他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

有些“偶遇”是假的，但用心很真；有些“偶遇”是真的，但应对很糟。如何对待盲童，体现父母的素养，体现社会的文明水平。

眼睛明亮的孩子，在他们人生的路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路障。与他们“偶遇”的，很难说总会是他们的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其它人。但愿那些看见了行走的孩子们，不停车也不减速的司机，或者只顾自己前行，把“偶遇”掩饰起来匆匆而过的行人，或者那些只为方便自己，不惜让孩子们行走困难的任性的人，能够看懂这条新闻，反躬自问，从我做起，成为年轻人行路上的天使和保护神。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能否有这样一个硬性指标，让眼力正常的人能够看得见“盲道”上的种种路障。我们的城市能够让“盲童”们勇敢地走出来，不让他们在困境中左冲右突，不让他们迷路后无助无望。让我们与盲童的每一次“偶遇”都恰到好处，并成为一次善举，千万个于玲母亲就不再担忧和牵挂，千万个盲童高雅就会走进更加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