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东汉许慎主编的字典]

一、“本立而道生”:许慎编纂《说文解字》的主导思想
许慎生活的年代正是今古文之争颇为激烈的时期。在这场论战中,许慎是以“古文经派”的面貌出现的。当时,今文经派的儒生竞相说字解经,他们依据隶书的形体,臆测文字的起源和结构。许慎对这些“鄙夫俗儒”的“野言”“巧说邪辞”进行了尖锐批评。《说文解字·叙》云:“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鄙夫俗儒,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指。”“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有鉴于此,许慎提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在许慎看来,文字是经史百家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条件。前人凭借文字可传诸后世,而后人依靠它可了解历史。许慎编纂《说文解字》的直接目的就是批判今文经“巧说邪辞”,捍卫古文经学说的学术地位,为古文经派提供理论依据。在这种目的指引下,许慎受孔子思想的影响,确立了“本立而道生”的编纂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许慎少时博学经籍,学的是今文经,中年受业经学大师贾逵,学的是古文经。正因为许慎兼通今文经、古文经,他对今文经的针砭就显得尤为有力。许慎在编《说文解字》之前,曾撰有《五经异义》一书,此书虽已亡佚,但从书名和后世辑本来看,许慎对古今两派经学都是非常熟悉的。《后汉书》云:“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由此可以看出,许慎的古文经派立场前后是一贯的,从《五经异义》到《说文解字》反映出许慎不断深化的古文经派思想。《五经异义》重在辨明古今两派对经义说解的不同,而《说文解字》则是从根本上阐释古文经派的思想,“文字”可以说是许慎找到的反对今文经学派的一柄利器,对文字逐一进行说解,对六经经义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许慎为何以小篆为说解对象。这是因为在形体上从古籀到小篆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段玉裁云:“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而由篆书到隶书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六经产生在先秦,以文字来通经,最佳选择自然是篆书。对“省改者十之一二”的古文和籀文,许慎并非有丢弃,而是兼而录之,并以“重文”形式出现。许慎“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乃汉代通经、正经之正途,既是可行的,也是妥帖的。“鄙夫俗儒”以汉之隶书来解字说经,注定只能陷人“迷误”的境地。至于段玉裁所说《说文解字》“以小篆为质”是出于“法后王,尊汉制”的考虑,倒是有附会牵强之嫌。
二、“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思想催生部首编排体例
许慎在确立通经、正经的基本思路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对纷繁文字进行有序说解。许慎确立的编纂思想是“类聚群分”,即将众多文字分成若干类来进行说解。许慎从字形分析入手,创立了540个部首,以此来统摄9353字。这样就等于把540个部首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
许慎之所以能创立540个部首,得力于他对“六书”造字法的深刻理解。这里所说的“六书”是否即指六种造字法,不能确知。班固《汉书·艺文志》援引刘歆的说法,指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他没能阐明“六书”的具体内容。许慎第一次给“六书”作了完整的界定,并给出了例字。《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所界定的“六书”说,后世虽有补易,但都没有超出许慎的“六书”理论体系。
《说文解字》分类编排的方法,用许慎自己的话说,就是“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许慎曾明言这种编纂方法的思想来源,《说文解字·叙》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语出《周易·系辞上》。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类聚”“群分”做过注解:“类聚,谓同部也;群分,谓异部也。”就是说,《说文解字》中同部属字是按照“类聚”的原则编排的,不同部首是按照“群分”的原则分立的。这里,段玉裁主要还是从宏观结构来讲的。实际上,许慎对同一部首内字与字,以及不同部首之间的排列顺序都作了精心的考虑和设计。同一部首所辖各字主要采用了“以义相贯”的编纂方法,而对不同部首之间的安排则主要采用了“据形系联”的方法。先看同部各字之间的“以义相贯”。如“示”部大致的说解顺序是:先对独体之文“示”进行说解,然后对“祜”“礼”“禧”等进行说解。在对孳乳之文进行说解时,先列避讳字“祜”(汉安帝之名),再列其他孳乳字。在这些字当中,又先列“礼”“禧”“禛”“禄”等表示受福、吉祥、敬安的字,再列“神”“祇”“秘”等与祭祀有关的字,最后排列“祸”“崇”“禁”“䄠”等含有祸凶之义的字。由此可见,《说文》中同一部首的字的排列大体是“以义牵属”“以理相贯”的。段注亦云:“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
再看部首之间的“据形系联”。第一篇前八部“一、丄、示、三、王、玉、珏、气”,以“一”相系联,由简至繁,逐步引申。段注云:丄,“蒙一而次之”;示,“从二,蒙二而次之”;三,“蒙示有三垂,而以三次之”;王,“蒙三而次之”;玉,“亦蒙三而次之”;珏,“蒙王而次之”;气,“文象形,而次此者,为其列多不过三“。再如,第八篇三十七部,首部是“人”;“人”下是“?”部,从倒人;“?”下为是“匕”部,从反人,“匕”下是“从”部,二人并立;“从”下是“比”部,反从为比;“比”下为“北”部,“二人相背”;“北”下为“丘”部,“蒙北而次之”;如此等等。这一组部首,以“人”相从,排列上亦由简至繁,部首与部首之间先后次序是“据形系联”的。段注云:“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需要指出的是,许慎在“部首群”之间也做了精心安排。如上文所举第一篇前八部“一、丄、示、三、王、玉、珏、气”,紧接这个部首群的是“士、丨、屮、艸、蓐、茻”部首群。这个部首群以“|”系联,基本也是由简至繁。这两个部首群的结合部是“士”部,“士”兼具“一”“丨”两个部首特性,以此为中介和桥梁,就使得“以一相联”自然过渡到“以丨相联”。这种“部首群”之间的“系联”使得全书浑然融为一体。陈平先生对此做过细密研究,他说:许慎“据形系联”在程序上先以“基本形”部首将数个部首联为一组,而在前后两个以“基本形”连成的部首小组之间,往往有意识地安排一个兼具前后两个“基本形”的部首居中,起衔接过渡作用。
三、“始一终亥”思想决定《说文解字》部首序列的宏观走向
前文已述,许慎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采用了“据形系联”的编纂方法。但如果起始部首不同,即便“据形系联”,也会出现不同的编排次序,这是其一。其二“一部”之下为何不接“二部”,而是接“丄部”;“丄部”之下为何不接“下部”,而是要接“示”部;等等。这些都说明,《说文解字》在部首的排列上,一定还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影响。这个思想就是“始一终亥”。“始一终亥”思想实际上决定着540个部首的宏观走向。《说文解字·叙》云:“其建首为一,立一为耑”,“毕于终亥,知化穷冥”。先看“立一为耑”。《说文》云:“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下,化成万物。”段注:“《汉书》曰:元元本本,数始于一。”
但许慎并没有以“数字之始”来解释“一”,而是把“一”解说成“万物之本”“道立于一”。这与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致的,与汉代阴阳五行学说“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许慎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才“立一为耑”。在许慎看来,道从“一”生,文从“一”始,一为道之本,亦为文字之本。在“一”部之下,许慎安排了4个带有“元始”意思的字:“元、天、丕、吏”。不仅如此,《说文》在“一”部之下紧接“丄、示、王、玉”等部首。“丄”,《说文》曰:“丄,高也”;“丄”部属字“帝”,《说文》曰:“帝,谛也,王者之号也。”再如“示”,《说文》曰:“示,天垂象见凶吉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示”部属字“祜”,是安帝之名,许慎立为属字第一。从《说文》前几个部首及其属字来看,都反映出“道立于一”的思想。或者说,《说文》部首的编排是受到许慎这种思想影响的,而不仅仅是“以形相连”“以义相贯”编纂方法的产物。
再看“毕于终亥”。《说文解字》以“亥”字殿后。“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褢子咳咳之形。《春秋传》曰:“亥有二首六身。”凡亥之属皆从亥。”这里许慎采用声训方法,亥读荄,并从干支、阴阳八卦角度进行训释,亥为十月,于卦为坤,乃岁尽之时。但许慎认为这不足以解释亥的全部要义,续引出古文“亥”字进行训释:“亥而生子,复从一起。”段注:“此言始一终亥,亥终则复始一也。一下以韵语起,此一韵语终。”《说文解字·叙》中,段玉裁对“毕终于亥”注解为:“毕,犹竟也,终,古作冬,冬者,四时尽也。引申为凡尽之称。后人终字为之。”从许慎对“亥”的说解以及段注来看,“亥”均有“终”之义。许慎从“一”起,以“亥”终,构建出一个完整、有序的文字说解体系。
四、“信而有征”、“不知盖阙”思想对编纂风格的影响
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态度是极为审慎的,他对每一个字的说解都要求言必有据。如有不知,则“博问通人”“考之于逵”,再有不知,则悬而阙之,以俟来者。用许慎自己的话说就是“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信而有征,稽撰其说”,“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这种严谨的编纂态度,是在长期的治学经历中形成的。对《说文解字》而言,或许还有两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一是有感于孔子之言“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在许慎看来,今文经学派之所以信口雌黄,就是缺少“信而有征,不知盖阙”的治学态度,以至于“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二是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对文字的解说不是“小学”,而是关涉五经正义的大事,更要言必有据,多闻阙疑。许慎“信而有征,不知盖阙”的编纂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博采通人”“信而有征”。《说文解字》于世间万物无所不包,许慎采取的方法就是不论大小,博采众说。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万物咸睹,靡不兼载”。许冲《上〈说文〉表》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据黄侃先生《说文略说》考索,《说文》中引自六艺之外的书就有《老子》《汉律》《逸周书》《五行传》《尔雅》《孝经说》《韩非》《司马法》《弟子职》《墨子》《孟子》《秦刻石》《鲁郊礼》《甘氏星经》《山海经》等30余种,引自诸家(即许慎所说的“通人”)说解,就有董仲舒、孔子、尹彤、淮南子、司马相如、杜林、谭长、贾侍中、扬雄、刘歆、班固、欧阳乔、宋弘等近40人。《说文解字》咸宗成说,皆有出处,充分体现出博采众长、信而有征的编纂思想。需要注意的是,许慎对书证不是见文即录,而是作了别和精选。如《说文》攴部:“斁,解也。从支睾(yì)声。《诗》云:'服之无教。’斁,猒也。一曰终也。”“斁”字在《诗》中多次出现,许慎独取《周南·葛覃》“为絺为绤,服之无斁”就是考虑到“斁”与“无”搭配的典型性,而且“猒(厌)”与“解(懈)”意义关联也很紧密。
二是“闻疑见疑”,“不知盖阙”。许慎说文解字均据旧文,旧文有异或并存之,或厘辨之;旧文所无,或有所不知,则盖阙之。《说文解字·叙》云:“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说文》中见疑并存的例子很多,故常有“一曰”“又曰”“一说”“或说”之语。如:(1)木部:“椟,匮也。从木卖声。一曰木名。又曰:椟木枕也。”(2)我部:“我,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顷顿也。从戈扎手,古文垂也,一曰古杀字。凡我之属皆从我。”(3)?部:阪,坡者曰坂。从有反声。一曰泽障也。一曰山胁也。”《说文》中“不知盖阙”的情形也不乏其例。据统计,《说文》中“不知盖阙”的例子共53处。凡言“阙”者,“或阙其形,或阙其音,或阙其义”。如:(1)丄部:“旁,溥也。从二,阙;方声。”此为“形”阙,段注云:“阙,谓从门之说未闻也。”(2)吅部:“单,大也。从吅曱,吅亦声。阙。”此为“形”阙,段注云:“当云曱阙,谓曱形未闻也。”(3)又部:“叚,借也。阙。”此亦为“形”阙,段注云:“谓阙其形也,其从又可知,其余则未解也。故曰阙。”(4)木部:“某,酸果也。从木甘。阙。”此为“形”“义”不合,段注云:“此阙,谓义训酸而形从甘,不得其解也。”(5)丸部;“奿,阙。”此为“义”“形”“音”均阙,段注云:“谓其义其形其音说皆阙。”
从《说文解字》的编纂来看,许慎是有着较为严密的编纂思想体系的。许慎编纂《说文解字》,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批判“鄙夫俗儒”的“巧说邪辞”,捍卫古文经学的地位他从孔子“本立而道生”的思想出发,创造性地找到了正经的通途,就是从文字说解开始。在许慎看来,文字乃“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对其逐一说解,可正本清源,获取经文之要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许慎选择了“小篆”这一可以通达“古籀”的文字为说解对象。为了能对众多文字进行有序说解,许慎继承了《周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分类思想,以“六书”为理论依据,创造出540个部首,以此统摄9353个字。这种分类思想催生出“以义相贯”“据形系联”两种编排方法,从而使得部首与部首之间、同部属字之间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许慎还受“始一终亥”的思想的引导。在“类聚群分”和“始一终亥”两种思想的共同作用下,《说文解字》才形成一个自足系统,一个生命体。由一至亥,亥又生子,复从一起,这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轮回”。这种系统的严密性和“生命性”,是此前字书分类所无法比拟的。此外,许慎编纂态度极为严谨,他确立了“博采通人,信而有征”和“闻疑见疑,不知盖阙”两个说解原则。这既是许慎一贯的严谨治学态度的反映,也是由其通经、正经目的的严肃性决定了。值得注意的是,许慎的编纂思想,大多源于儒家经典。“本立而道生”出自《论语》,《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类聚群分”思想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上》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信而有征”思想则源于《左传》,《左传·昭公八年》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而“不知盖阙”思想似也源于孔子,《论语·为政》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些都反映了许慎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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