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日子（1）

1、到上海去

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我虚岁16岁。那年春节，表姐要结婚了。表姐和我一直很亲近，我本应该毫不犹豫去参加她的婚礼的，却因为上海的诱惑，没有去参加表姐的婚礼庆典。

应该说我对上海向往已久，虽然我们县城离上海很近，乘汽车只有三小时的路程，但我还未去过。那时，上海是常挂在我们嘴边一个词，上海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我们在乡下时，常有村上的男人们讲去上海“装粪”（用船去装粪回来作肥料）的情形。他们说，上海没有东西是不好的，就是粪也是最好的！

那时，父亲是一个公社的书记。他们公社广播站里有一位知青，她是上海人。她邀请我到上海去。母亲说你不是一直想去上海吗，这次慧莲阿姨回去，你就跟她去上海吧，她春节要回去探亲了。我说好呀好呀，我欢呼雀跃，向往着大都市的美丽风光，没多想就答应了。

　　我跟慧莲阿姨很熟，因为有一阵子我常去三泉公社玩。

　　我父亲在三泉公社做公社书记。三泉这地方就是水多，所以名称也离不了水。一九七六年的时候这里还未通公路，从县城去，需先乘县航运公司的船，到了兴隆的三岔河道口，再换乘属于三泉公社的小船，有专门的撑船工把小船摇到三泉镇上。我和妹妹从县城到三泉去玩，总要经过很多曲折。

慧莲阿姨就在三泉，我和妹妹在公社大院里认识了她。

她是上海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本应去东北边疆插队，后因为老家在这里，她就回乡来了，毕竟这儿是江南渔米之乡，离上海也近。她成了个回乡知青。她在生产队积极劳动，也算是个铁姑娘。几年后，被抽调上来，先在公社食堂卖饭票，后在公社的广播站管广播。

她身材高大，像个篮球运动员。人虽不算漂亮，但皮肤白晰，端庄大方。我们看到她时，她已能说一口三泉的土话，说话的声音很好听。三泉人把孩子昵称为“小翘辫子”、“小出棺材”，她对司务长的儿子也这么叫。公社大院里的女子少，她在那儿很有人缘，每次回上海都要带高级糖果给大家吃。上海的东西在三泉吃香，有一种大白兔奶糖，那是人见人爱，孩子能有幸得到一块，就是一天的喜事。

她管公社的广播站，从上海买回好多新出的唱片，什么《创业》电影的插曲，动画片《小号手》的主题歌等等，我常喜欢在那儿听“红米饭那个南瓜汤”那个歌。还有一个歌是“小松树”：“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丫，阳光哺育我长大，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公社广播站放的歌很好听，大喇叭装在田野里，嘹亮的声音传到很远。

那时，农民们和广播喇叭的关系实在密切，每天早晨喇叭里开始唱“东方红”时，他们就起身了，中午唱“社会主义好”时就是烧饭的时候了，到晚上喇叭里响起“国际歌”时，那就要睡了。农民们一天不听见喇叭就要着慌，便会说：该不会是中央又出了什么事吧？经过了林彪事件，大家都很有政治敏感性呢。

　　

有关慧莲阿姨，我其实还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材料”。

　　那时，父亲每次上县城来开会，总会带很多过期报纸给我看。一九七六年时，我没什么东西可读，看到带字的纸都要认真地看见眼，饥不择食的。他带回的报纸有《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还有《参考消息》。有时他人刚回来又出去办事了，我会自己去翻他的包找报纸。

这一次，我就看到了一位公社干部的处分材料。材料是对一个犯生活错误的公社干部的处分，附录里有他的一份检查。他说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夜晚，大家在食堂里吃过饭都走了。只有他还在慢慢地吃着，这时他看到管饭票的慧莲阿姨正在数着饭菜票。他忽然就抱住了她。对方使劲地挣扎，他害怕，放手了，什么也没有得逞。但慧莲阿姨第二天却没去上班，在宿舍里哭，妇女主任询问她原因，这桩有关这个干部的丑行才暴露了。这个干部就受到了处理。

　　看这个材料，我紧张害怕，觉得不应该看。当时觉得慧莲阿姨一定很伤心，怎么就碰上了这样的事。

父亲的包里常有些我不该看的东西。几年前林彪倒台，有很多中央文件，上面写着“绝密”，我却都仔细读过了，得了很多“知识”，连毛主席、江青的手迹——那种特别的字体，我都熟悉了。一九七六年，十五岁的我没什么可读，逮住什么就看什么，看了不少文件。

那年春节前几天，我就兴高采烈地跟慧莲阿姨到上海去了。那天，我穿了一件红底小白花的棉袄罩衫，和慧莲阿姨乘上了去上海的汽车。我非常高兴，两眼贪婪地看着窗外，沿途是江南农村冬日田野的景象。

终于到上海了。上海，自然是车水马龙。过年前的时光，街头人群杂沓，熙熙攘攘，好多知青都从各地回上海了。上海特别热闹。

慧莲阿姨家在上海的徐汇区，在新落成的上海体育馆的附近。长途汽车下来后，又乘了好一会儿公交车，才到她家。

我，作为公社书记的女儿跟着知青回家玩，身份也挺特别的。想象着慧莲阿姨家的人应该会对我不错，但实际上他们对我的到来很有些意外，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些说不出的无奈。我一到那儿就感觉出来了。

　　慧莲阿姨家非常拥挤，到了她家我才知道上海人住的斗室是怎样的。她家只有两间房，外面一间很小，四五个平方米吧，供吃饭。里面一间是卧房，也很小，摆了两张床就只能供人转身了，卧房的上面还架了阁楼（并不是真的阁楼，没有窗。就是架了一层板），供她的弟弟们睡。烧饭是在外面一处小棚里。

　　她家里兄弟姐妹挺多。慧莲阿姨父亲去世了，母亲六十多岁了，是个退休工人，很劳作过度的模样。她有一个姐姐，不知为何，比慧莲阿姨矮小得多。当然，她比慧莲阿姨也玲珑而洋气得多。她境遇很好，在工厂工作，有一个高大能干的男朋友。她应该快三十岁了，但还没结婚。那时我才知道上海人结婚都挺晚的。慧莲阿姨有三个弟弟，有三个呢！想她妈妈真是不容易。一个弟弟已工作了，是很有派头的工人，两个弟弟（老四和老五）还在读书，最小的一个大约读初中，不懂世事很天真无邪的样子。老四跟慧莲阿姨最好，他很善解人意，当时在一个中学读高二。他们家里有这么多的男人，房子又那么小，来了我这“不明不白”之人，彼此难免尴尬了！

慧莲阿姨的妈妈不多话，她的姐姐来去一阵风的，她的三个弟弟自然不跟我说话，我显得落寞。春节时，其实大家都很忙，我却在那里发呆。有时看到他们家煤炉上烧的水开了，我就立即为他们灌开水来表示我的积极。

在上海十天左右，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太快乐忘情的时候。我，一个笨拙女孩，本来不会跟人打成一片，所以就那么呆呆的在她家发楞。慧莲阿姨是努力想让我多玩玩，曾带我去她姐姐的厂里洗澡。还特意带我去了西郊公园，看了不少动物，但因为是女孩子，对那里的动物也不是太感兴趣，所以印象不是很深。还去过一个嵩山电影院看电影，看了那时的一个纪录片，名为《战斗的新疆》，展现文革后新疆新气象和各族人民新风貌的。

（图为五十年代的嵩山电影院。网络图。）

印象最好的是去了一次“上海体育馆”，在徐汇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不远处。这个体育馆当时刚落成不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成就，一个能容纳万人的体育馆，蔚为壮观，上海人称为“万体”。慧莲阿姨和我在那儿看了一场篮球比赛，是男篮，忘了是哪个队跟哪个队比赛了。体育馆辉煌宏丽，虽是夜晚，但里面灯光亮得像白昼一样，我也第一次看到体育馆里的篮球板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

（上海体育馆，现在是这样，与从前没有大的改变。网络图。）

最难堪的是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那一晚，慧莲阿姨家吃团圆饭，因为第二天要送慧莲阿姨走了。吃饭时，慧莲阿姨突然哭了起来，哭得非常非常伤心。我想，她一定是对家依依不舍，她也一定想起了一个人在农村的苦处，想起在公社食堂发生的难堪事。她一个人在外，家虽然也不怎么好，住得这么小，可毕竟是家呀，有母亲和兄弟姐妹，而现在又要很快离开了。也许她还想到了更多的，她当时已经二十八岁了，一定会想到渺茫的未来，想到归宿什么的。

那顿饭我也吃得很辛酸的。那时，我觉得完全不应该跟着慧莲阿姨回来探亲，所谓的玩也要看时间和场景。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的到来，也一定妨碍了慧莲阿姨和家人的团聚。当然，这次我终于见识了上海的繁华，领略了大都市的风貌，也见识了上海人住房的狭小，看到了他们生活的几许侧面，也还是有收获的。

在回常熟的路上，慧莲阿姨叮嘱我一定不能把她哭的事告诉其他人，我答应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