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正史所见西域钱币考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原对西域各国的钱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下,笔者就这一时期正史所见西域钱币进行考证。
《晋书·四夷传》言大秦国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虽说西晋时中原与罗马的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但《晋书》的成书年代则迟至唐贞观年间,其中有关大秦的记录全是房玄龄等抄录《后汉书·西域传》而来,没有新的内容,《后汉书·西域传》对大秦国(罗马帝国)钱币的记载,源自贵霜等丝绸之路中间商人,当今印度半岛出土有1200多枚罗马金币,接近7000枚罗马银币以及少量罗马铜币就是这种中间贸易的实物留存,而金、银钱一比十的兑换比例,也正是浮动汇率下罗马帝国金银币间的一个兑换比值。
《梁书》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对于高昌货币的流行情况,有学者根据吐鲁番文书,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公元367年至公元560年,高昌使用毛、丝、棉、麻等纺织品充当货币,而这个阶段又可细分为前期公元367年至公元482年以毯为主要通货时期和后期公元480年至公元560年以叠布为主要通货时期;第二个阶段自公元561年至公元680年,高昌主要以银钱为通货时期;第三个阶段自公元681年至公元763年,高昌主要以铜钱为通货时期。 南朝梁的统治时间自公元502年至公元560年,其时代完全落在吐鲁番文书中高昌使用叠布作为货币的时间段内。在这一时期,南朝梁通过吐谷浑控制的河南道与西域有着广泛的交流,故《梁书》对梁王朝时期高昌国通货的描述十分准确。对于高昌国使用纺织品作为货币的原因,可以看到,在两汉时期,随着汉王朝在西域的经营和贵霜帝国的崛起,新疆地区主要使用五铢钱和绢帛等纺织品作为通货,在和阗等地还流行有贵霜钱和模仿贵霜钱铸行的汉佉二体钱。但到了公元3世纪,随着汉王朝和贵霜帝国的相继崩溃,新疆地区流行的铜钱与铜币缺乏了来源,故纺织品在公元4世纪到公元5世纪中叶成为了高昌国主要的通货。
《梁书》言,“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市贸用金银。”在此首先要指出的是,按时代而言,《梁书》中言及的波斯指的是萨珊朝波斯,但波斯匿王(Prasenajit,又译为胜军王、钵逻犀那持多王)却是与释迦摩尼同时代的印度国王,再加上《梁书》对波斯的描述还有“城外佛寺二三百座”,而当时波斯流行的是祆教,佛教只在印度等地盛行。可见,《梁书》将描述萨珊波斯和印度的内容混淆在一起编成了波斯传。就钱币学研究而言,萨珊波斯钱币以银币为主,铜币较少,金币更少流通,且大多作为赏赐之用。而与南朝梁同时代的印度,则处于笈多王朝时期,笈多王朝的钱币则以金币为主,还铸行有少量的银币和铜币。由此可见,《梁书》中提及波斯货币实则是将萨珊波斯通行银币和印度笈多王朝通行金币的史实混淆描述为波斯国“市贸用金银”。
《魏书》言,龟兹国“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对于此处的钱指代的是具体哪种钱币,除唐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龟兹“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外再无记叙,且《大唐西域记》的时代与《魏书》所述的北魏相差百年,不能简单的以《大唐西域记》上对龟兹货币的描述来解释《魏书》中记录的龟兹货币。通过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古代龟兹国所在的库车县出土了上万枚铸行于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龟兹五铢钱,而未有萨珊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的出土。故《魏书》描述的龟兹国钱币应当是这种铸造于龟兹本地,一面汉文“五铢”,另一面有两个还未能释读的婆罗米文龟兹语字母的方孔圆钱。
甘肃博物馆藏龟兹五铢
《魏书》载阿钩羌国“市用钱为货”。有学者考证认为,阿钩羌国位于当今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地区。对于阿钩羌国钱币,各个钱币目录无载,但在北魏时期,克什米尔地区流行的是笈多罗贵霜钱币和嚈哒钱币。由此可以认为阿钩羌国“市用钱为货”使用的是笈多罗贵霜钱币和嚈哒钱币。
《魏书》言,“小月氏国……其俗以金银钱为货。”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小月氏国指代的是公元五世纪受嚈哒攻击而盘踞在白沙瓦等地的笈多罗贵霜残余势力。根据钱币学研究,笈多罗贵霜没有单独的货币系统,而是在其征服的每一个地区采用当地币制发行钱币。在索格底亚那仿照早期索格底亚那钱币样式,发行只有0.3至0.4克的小银币;在吐火罗斯坦,笈多罗贵霜仿照萨珊贵霜发行萨珊贵霜型金币;在犍陀罗及其周围,笈多罗贵霜发行萨珊贵霜类型银币;在笈多罗贵霜占领的印度地区,则发行贵霜帝国后期样式的金币。由此可见《魏书》对“小月氏国”钱币的描述是准确的。
《魏书》言,“罽宾国……地平温和……市用钱。他畜与诸国同。”《魏书》在“地平温和”至“市用钱。他畜与诸国同”的描述抄袭了《汉书·西域传》对罽宾国的描述,但北魏时的罽宾国与东汉时的罽宾国可能都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的国家,故《魏书》沿袭《汉书·西域传》描述北魏时罽宾国货币并不符合实际。
《周书》有三处记载西域货币,一是高昌国“赋税则计田输银钱”,二是龟兹国“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三是波斯国“赋税则准地输银钱”。其中波斯国所使用的银钱,无疑是萨珊波斯银币。而此时高昌国和龟兹国使用的银钱,根据学者研究,也均为萨珊波斯银币,且在高昌国所处的吐鲁番和龟兹国所在的库车,均发现过萨珊波斯银币。《周书》的记载与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当时丝绸之路沿线萨珊波斯银币在往来于丝绸之路的粟特商人的经营下成为国际货币。其中,萨珊波斯银币在高昌的使用广泛而深入,故全部税收都是用萨珊波斯银币支付,而龟兹国除了萨珊波斯银币外,还流行本地铸造的方孔圆钱,故只有面向非农业的税收以萨珊波斯银币支付。
《隋书·食货志》载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通过考古发现和对吐鲁番、敦煌文书的研究,当代学者已经证实了西域银钱是萨珊波斯银币,在公元5世纪至7世纪,萨珊波斯银币成为了新疆、河西的流通货币。但对于西域金钱是否是拜占庭金币,北周时期拜占庭金币是否是河西地区的流通货币,因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出土数量相对较少,且其中不少还是仿制品,并作为墓葬随葬品出土,故学界对这一问题还有争论。
《隋书·西域传》载波斯国“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结合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波斯国“户课赋税,人四银钱”。可知,此处波斯国纳税使用的货币是萨珊波斯银币,但《隋书》以“文”作为萨珊波斯银币的货币单位,则是萨珊波斯银币作为国际货币成为高昌国及河西地区流通货币后产生的。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中,银钱的计价单位几乎都是“文”。由此可见,当时萨珊波斯银币对中原钱币影响之深刻。
《南史》言“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市贸用金银。”语句与《梁书·西北诸戎传》相同,当摘录于《梁书·西北诸戎传》,在此兹不赘叙。
《北史》言高昌国“赋税则计田输银钱”;龟兹国“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波斯国“赋税则准地输银钱”。这些论述与《周书》对高昌、龟兹和波斯钱币的描述完全相同,当摘录于《周书》。《北史》载“小月氏国……其俗以金银钱为货”和“罽宾国……地平温和……市用钱。”这与《魏书》对小月氏国和罽宾国的记载相同,当是抄袭《魏书》。故《北史》对西域钱币的论述在此同样兹不赘叙。
此外,有学者认为《北齐书》描述武成胡后“布金钱于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以及《南史·贼臣传》描述侯景对“箭中者赏以金钱”中的“金钱”都有可能是拜占庭金币。对此,笔者认为自西汉起中原就有铸造黄金制方孔圆钱用于宫廷赏赐的习俗,并在六朝时期得到沿袭,现出土和流传有北魏道武帝天兴七年(公元404年)铸“天兴七年” 黄金制压胜钱、北周“永通万国”鎏金铜钱等。故不能将这些南北朝时期正史中谈及的用于宫廷赏赐的“金钱”指代为拜占庭金币。
由此可见,相对于汉魏时期前四史对西域钱币的准确描述而言,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西域钱币的描述可分为两部分,其中对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国家钱币的描述相对精准,而对于葱岭以西的西域国家钱币描述则多有讹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势力的收缩,由此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原对西域钱币的了解囿于葱岭以东的绿洲国家,而对葱岭以西各国钱币制度的了解则多有不实。
注释 :
[1]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544 页。
[2] 《晋书》卷三《武帝纪》,第 75 页。
[3]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350 页。
[4] 林英:《公元 1 到 5 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09 年第 4 期。
[5] 罗帅 :《印度半岛出土罗马钱币所见印度洋贸易之变迁》,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编 :《古代钱 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6][45] 曹源、袁炜 :《前四史所见西域钱币考》,《中国钱币》2015 年第 5 期。[7]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 年,第 811 页。
[8] 卢向前 :《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经济关系综述之一》,《敦煌吐鲁番文 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余太山 :《南北朝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6 年第 1 期。
[10] (英)汪海岚 :《纺织品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货币》,上海博物馆编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
[11] 李文娟 :《汉佉二体钱补议》,《甘肃金融》2015 年第 11 期。
[12][14]《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第 815 页。
[13]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85 页。
[15] 李铁生 :《古波斯币(阿契美尼德 帕提亚 萨珊)》,北京出版社,2006 年,第 170 页。
[16] 李铁生 :《印度币(公元前 6 世纪—公元 19 世纪)》,北京出版社,2011 年,第 73、74 页。
[17] 《魏书》卷一百零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67 页。
[18]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4 页。
[19] 蒋其祥 :《龟兹五铢钱》,《西域古钱币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0] 《魏书》卷一百零二《西域传》,第 2276 页。
[21] 余太山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476 页。
[22] 余太山 :《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13~115 页。
[23][26]《魏书》卷一百零二《西域传》,第 2277 页。
[24] 余太山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477、478 页。
[25] (俄)B. A. Litvinsky: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Ⅲ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D.250 to 750,Imprimerie Darantiere,1996,P128~P132。
[27]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上》,第 3885 页。
[28] (法)烈维、沙畹著,冯承钧译 :《罽宾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 年。
[29] 《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中华书局,1971 年,第 915、917、920 页。[30] (日)シルクロ-ド学研究:《新疆出土のサーサーン式銀貨》,シルクロ-ド学研究センタ-,2003 年, 第 3~9 页。
[31] 荣新江 :《丝路钱币与粟特商人》,上海博物馆编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
[32]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691 页。
[33] 夏鼐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 ;姜伯勤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 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31~35 页。[34] 王义康 :《中国境内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6 年第 4 期。
[35] 《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第 1856 页。
[36]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第 938、939 页。
[37]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31~34 页。
[38] 《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86 页。
[39]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215、3217、3223 页。
[40]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228、3229 页。[41] 《北齐书》卷七《武成胡后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126 页。
[42] 《南史》卷八十《贼臣传》,第 2008 页。
[43] 林英 :《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钱”》,上海博物馆编 :《丝绸之 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
[44] 赵立仁、黄小平、周克元 :《中国金银古钱币》,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8、208、209 页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