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

西尔维娅·普拉斯（Silvia Plath），美国著名女诗人。她在牛津大学深造时结识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并嫁给了他，但不就之后婚姻就产生了变数。三十一岁那年，她终于被孤独、无安全感、精神崩溃毁灭，走向了自杀。普拉斯是一位最极端、最坦白的自白派诗人，她的诗太热烈，绷得太紧，因此超出了简单的自白，而达到了一种炽热的疯狂。

2002年，英国著名杂志《红》的封面登出了一则暧昧不清的文章标题：“家务劳动是新的性生活吗？”欧美主流媒体们对“厨房女神”不吝赞美之辞。普拉斯生活的年代，更是保守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的美国。如果你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们，那么你的生活就是如此重复：“七点起床，给他做鸡蛋、火腿、烤面包加咖啡，在他离家上班之后穿着睡衣、戴着卷发器洗洗脏盘子、整理整理床铺，一天的时光就这么磨蹭过去了。等他过完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一天回到家里，自然期望好好美餐一顿。而我呢，晚上有更多的脏盘子要洗，直弄得精疲力竭，瘫倒在床上”。于是骄傲的普拉斯说：“对于一个十五年来门门功课拿优的女孩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凄凉的，荒废的人生。”在普拉斯的世界隧道里，生命如在茫茫黑夜漫行，而诗歌就如暗夜中开出的野花。她在诗中多次提到了死亡意象。“死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在《边缘》一诗中，她又说：“这女子以臻于完美。/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为什么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如此迷恋死亡？她说：“我合上眼睛，世界倒地死去。”西尔维娅·普拉斯曾在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就读的医学院见过一种钟形的玻璃罐子，罐子里盛放的死于母腹的胎儿标本，在她后来的《钟形罩》中，“钟形罩里酸腐的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动弹不得”。

普拉斯的丈夫，是其称为“世间唯一能够与我匹配的男子”的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她曾在写给家人的心中称休斯为“一个男性的我”，何等体己的评价。可是休斯在出版普拉斯日记时却写道：“虽然六年中我每天和她在一起，每次离开她很少超过两三个钟头，但我从不知道她对任何人显露过她真正的自己。”普拉斯也曾决心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有一首诗：“那位妇人，静静地忙于编织/在西班牙胡桃木的摇篮旁”。但作为女性，她又是矛盾的，婚后：“不管男人在娶到女人之前送她多少玫瑰，给她多少轻吻，带她到餐馆享用过多少美味佳肴，他私下里只盼望婚礼一结束她就像威拉德太太的厨房地毡一样平展在他脚下，服服帖帖。”1963年，休斯丢下普拉斯和一对年幼的儿女，与加拿大诗人魏韦尔的妻子阿西亚热恋并同居。在发现休斯的婚外情之后，失控的普拉斯一怒之下把休斯写的作品和自己的一部小说的手稿付之一炬，而休斯却依旧不顾普拉斯的感受，试图将婚外情走得更远。对普拉斯而言，那是生命中阴郁无比的夏天，她能做的只是自哀自伤，加之流感和高烧，那只压在她心口上的意象的钟罩已经让她感到窒息。

普拉斯年幼时，便面对了与父亲的永别。父亲的逝去，使她固执的认为自己是被父亲狠心抛弃的女孩。父亲生前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小有名气的昆虫学家，她的童年与养蜂家的父亲一起的时光使她印象深刻，日后许多诗歌都与蜂的意象有关，这些诗歌中，她注入了一个女人强烈的女性性别体验。而面对被休斯背叛之后的爱情，她在自己的诗中写道：“他与我/之间/一千只干净的蜂巢相隔。”

《钟形罩》文末更像是西尔维娅·普拉斯一生的句号：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埃斯特，”她说，脸上挂着她特有的温柔的，殉道者的微笑，“我们就把这一切权当一场噩梦吧。”

一场噩梦。

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一场噩梦。

一场噩梦。

我记得一切的一切。

我记得那些供解剖用的尸体，记得多琳，记得无花果的故事，记得马科的宝石，记得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记得戈登大夫，记得那个两眼往不同方向斜视的护士，记得那个打碎的体温计，记得送两种不同做法的豆荚的黑鬼，记得服用胰岛素后我长胖了二十磅，还记得那屹立在蓝天与大海之间、形状像灰色头颅的礁石。

或许，以往就像一层皑皑的白雪，能麻木这些记忆，将其覆盖。

然而它们却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地貌。

这是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20世纪的黑色独白：

我迷失了，在整个夜晚的罩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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