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在犍为作《孝津行》

杨慎（1488—1562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大学士、宰相杨廷和之子。他一生博学无双的成就，以“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最为有名，天下有酒肆处无不有之。

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他是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可谓春风得意。但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身为首辅的杨廷和被迫致仕，杨慎自己也不幸遭到被谪戍云南终身的处罚。即使在此后多年，在其他参与该案的生存者多先后陆续被宽恕、放还的情况下，甚至依律到了60岁之后可以用儿子顶替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得返回原籍，最终于嘉靖四十一年郁郁而终于边鄙荒凉的永昌。这样，他完全失去了在父母生前尽孝、自己落叶归根的机会，留下了千古遗恨。

按理，谪戍期间，杨慎只能居住云南当地，不得随意行走。但他无辜横遭大罪，在“议大礼”案中，一则他站在封建礼仪一边得到大家的尊重，二则其忠孝为人和学识渊博得到大家的敬重，所以地方官员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关照。而他亦得益于这些人物的关照，不仅寓居泸州（今泸州市）长达6年之久，而且先后多次借机回到故乡新都，如嘉靖五年父亲杨廷和病重，及八年去世等。

在此多次往返期间，一代文豪杨慎曾经途径嘉定州（今乐山市）及所属犍为县，与友人在此游玩，给当地留下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杨慎与安磐同游犍为龙池

在“议大礼”案中，36岁的杨慎属于带头人物之一，故因“哭廷”被廷杖。同一批受到处罚的人里，还有嘉定州人安磐等。

安磐（1483—1527年），字公石，又字松溪，号颐山，嘉定州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正德年间，曾任吏、兵等科给事中，有直声。嘉靖三年，因“议大礼”罢职为民。他与程启充、彭汝实、徐文华同为嘉定州人，故并称“嘉定四谏”。因他与杨慎一同参与“议大礼”案，同时受罚，所以二人感情很深。

杨慎往返于云南和成都，大多数是走五尺道和岷江道。这样就多次经过嘉定州和犍为县，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对于一起反对“大礼议”而并肩战斗的二人是何等的欣慰！

一次返回云南经过犍为县的途中，安磐送他到了犍为县。他们携手一起游览了垂柳依依、诗情画意的龙池等地，留下了一副对联，然后依依不舍洒泪而别。据清乾隆《犍为县志》卷1《地里志》载：“龙角池：在城西延，邑之水星也，一泓清冽。状元杨升庵有‘泉头自古生龙角，池上于今有凤毛’之联。”这是杨慎游览犍为县城内著名的景点龙池所作，这里风景如画，在以前的“犍为八景”里，“龙池春涨”排名第一。

大概是同一次，杨慎看见蜀江碧水，而自己又不得不离开，离情别意一时难消，于是依依写下了《璧津》一诗：

壁津渔火照江城，

城下滩声彻夜鸣。

寒笛莫吹杨柳曲，

故园回首不胜情。

诗中意境悲切，“故园回首”说明他是不得不离开这里，又要到云南方向了。诗的意境，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离别的愁绪，古今一例，而落实在杨慎的身上，更有别人不能相比的苦楚。

二、《孝津行》与杨慎的忠孝之心

不独《璧津》。杨慎经过犍为县，还写了一首千古流芳的《孝津行》（此二诗、一联是否同一次到犍为？待考）。原来，他是被犍为县人聂汝器的“孝行”所感动。据乾隆《四川通志》卷9载：

聂汝器：字公伟，犍为人。年二十，父（聂）俊卒于国子监，旦暮悲号，往负骸骨归，补邑诸生，撰《孝友赋》。新都杨慎奇其人，为作《孝子（津）行》。

《孝津行》全诗如下：

岷山青蟠空，

下映犍为江。

江滨有孝娥，

自名叔先雄。

娥父为功曹，

冉冉升府中。

泛舟越洪涛，

捐躯以凶终。

娥也痛父死，

临渊矢相从。

练囊封儿臂，

珠环系儿躬。

寄言与兄别，

别去不再逢。

宁假鼋鼍梁，

直下蛟龙宫。

川后垂元鉴，

江妃怜丹衷。

死抱父尸出，

依泊葶花丛。

戚党悲复感，

闾里唁且哄。

风谊动古今，

庙貌森穹崇。

文纪与令伯，

祠墓相西东。

解使犍为县，

永作忠孝邦。

岷之山石可泐，

犍之江波可竭。

千秋菊兮万世兰，

孝娥之名焉可灭！

这是一首情真意切的叙事兼抒情诗。全诗共32句，叙事部分长达22句，其余抒情部分10句。

诗中叙事部分，是他对犍为县的“孝津”来源，即“孝女”的故事进行了引用。通篇“忠孝邦”“孝娥”都见“孝”。

杨慎为什么会引用“孝娥”典故呢？原来，他觉得聂汝器在父亲聂俊卒于国子监后“旦暮悲号，往负骸骨归”的“孝行”，与犍为地域上另外一个“死抱父尸出”东汉的“犍为孝女”何其相似乃尔！

“孝津”这个渡口名，是源自东汉时期犍为一个孝女“叔先雄”为了救父亲“叔先泥和”之尸而自沉的典故。据西晋·干宝《搜神记》卷11《犍为孝女》载：

犍为叔先泥和，其女名（叔先）雄。永建三年，（叔先）泥和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滩）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叔先）贤及夫人，令勤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贳，年三岁。乃各作绣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至十二月十五日，父丧不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泣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云：“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肃（按：同“萧”）登承上尚书。乃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象其形，令知至孝。

此事，又见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和《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可见传播之广。

其实，《华阳国志》文中已经说明，故事的发生地是犍为郡符县（今泸州市合江县人），而非今乐山市犍为县人（当时属犍为郡南安县，治今乐山市）。之所以在今犍为县有“孝姑镇”，其实是一种地名的迁移：因为叔先雄的举动体现了“孝道”，所以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旌扬，让世人知道她是至孝。由于这个感人至深的“孝姑”的故事在犍为郡大地上广泛流传下来，而且“犍为县”不仅继承了“犍为郡”之名，而且当地在东汉亦属犍为郡南安县，所以慢慢地这一带就叫做“幺姑沱”，后来正名为“孝姑”了——实际上合江县和犍为县相距约250公里。据《舆地纪胜》卷146《嘉定府》的记载，早在宋代在犍为县的清溪口（马边河汇入岷江处）就立了一块《孝女碑》：“孝女碑：在犍为（县）清溪口杨洪山下，……（犍为）郡表言，为（叔先）雄立碑。国朝（宋朝）元祐中重立。”此时人们已经搞混了。明朝，安磐来游，还书“孝女岩”三字于石。“犍为八景”里有一个“孝渡流芳”，说的就是这里的美景。民国《犍为县志》卷1《疆土志》记载：“孝女岩（即孝渡流芳）：县东南二十里。赤岩半壁，突兀临江，与子云山对峙。红绿掩映，天然一幅图画，游人把酒泛舟，大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趣。”

杨慎以《孝津行》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呢？

诗中的“文纪”，就是东汉犍为郡人张纲的字，曾留下“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诤言的忠臣。“令伯”，更是写《陈情表》的大名鼎鼎的李密，他们都是东汉武阳县（今眉山市彭山区）人，不是犍为县的。以杨慎之博学，他不可能不知道“犍为县”和“犍为郡”不同，但是，基于犍为“汉家旧有犍为郡，文物声名号大邦”（是后来清朝康熙年间的周灿所作）的历史，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杨慎自己因为“忠”于礼（即封建礼仪，《资治通鉴》开篇司马光言：“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反而不得为“孝”的事实，是感叹自己既不能当一个在朝堂上为国奉献的忠臣，又不能在年老病重的父亲榻前尽孝的悲剧，心中极为难受——所以一旦到了犍为县，有感于“孝娥”故事的动人心扉，甚至他还可能觉得自己没能在父母生前养老送终尽孝，也远比“孝娥”感天动地的孝举差得远，未免不觉有愧的心理条件下，慨然提笔作了这首诗。他认为：虽然有江山永恒之说，但假如岷山之山石也可泐（裂开）、犍为岷江（即古长江）之波可竭的情况下，“孝娥”感天动地的孝举也超过了它们，将是千秋万世“孝娥之名焉可灭！”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一则，“孝娥”最终得到川后、江妃的可怜与帮助，而杨慎自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二则，“孝娥”那“死抱父尸出”的孝举成就了“千秋菊兮万世兰”的芳名，而自己却成了“不忠不孝”的罪人——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这可见杨慎的悲愤至极，他分明是借“孝娥”的酒杯，浇自己心中抹不去的“块垒”！

这种心情，有杨慎临终之前的《自赞》为证：

“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虽无补于事业,求不负乎君亲。”

杨慎一生，“求不负乎君亲”——表面上看，与生养父母的“小孝”相比，杨慎似乎未能尽到人子之责，更未能得机会在朝廷尽“忠”，似乎“负君、负亲”；但历史证明，杨慎的一生，无愧于“忠”，无愧于“孝”——他甚至超越了对父母个人的“小孝”，扩大到了提高云南边鄙地区的学习水平、培养人才，对云南地区、对国家和民族融合的“大孝”和“大忠”上面来！如欲“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舍令人敬仰千秋万岁的杨慎何求？

杨慎以张纲和李密为例，下了一个无比正确的结论：“解使犍为县，永作忠孝邦。”为此，“孝姑”镇的名字来历和孝女岩扣人心扉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历代《犍为县志》均收录了杨慎的这首诗。由于受到杨慎的影响，犍为不仅盛出孝子，而且尊崇孝子。根据嘉庆《犍为县志》记载，文庙里有个“忠孝祠”，专门祭祀本县历史上或忠或孝的人士，其《人物志》里还有专门的一章《孝友》，记载了古代的突出人物，以激励民风，如明朝的于震孙（为他在清溪镇建有“于孝子祠”）、聂汝器等。乾隆时期，浙江四明（今宁波市）人邵墩来到犍为，找到六七百年之前定居犍为的先祖、南宋邵伯温（宋代著名易学家邵雍之子）的墓，加以修葺，并在犍为定居，为犍为乃至于四川省的“孝文化”平添了几分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