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让孔子入境，反而统一六国？秦始皇：此书是帝王的不传之秘
没让孔子入境，反而统一六国？秦始皇：此书是帝王的不传之秘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和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及其流派，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先驱的墨家最为灿烂。对此，各诸侯国纷纷开始寻求一种作为治国之策的思想。据《东周列国志》载，孔子曾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有趣的是，秦国没让孔子入境，反而统一了六国。那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六国呢？秦始皇道出了实情：此书是帝王的不传之秘。
这本书就是《商君书》。
《商君书》，旧题“商鞅撰”，原有２９篇，现存２４篇。据学者考订，《商君书》除一部分如“垦令”、“靳令”、“外内”等篇为商鞅自撰外，其中一部分系由商鞅后学乃至战国中后期法家人物所著。因此，《商君书》应是商鞅遗著及其它法家人物著述的合编。但《商君书》全书思想文义前后一致贯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它研究战国中后期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人物的思想。（以下引注，如不特别说明，都出自《商君书》）
商鞅，即公孙鞅，名鞅，姓公孙，战国时期卫国国君后裔，因此称卫鞅。卫鞅在秦国主持变法，后被秦孝公封于商一带，史称商鞅。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商鞅生于公元前约３９０年。《史记·商君列传》载“卫之诸庶孽子也”，可能在卫国无地位。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后来到魏国，做了公叔痤的“中庶子”。公叔痤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没被采纳。公叔痤去世后，商鞅听闻秦孝公求贤，就通过孝公宠臣景监求见。商鞅先后以帝道、王道游说孝公，孝公都不感兴趣，甚至“时时睡，弗听”。第三次，商鞅以“霸道”游说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公元前３５９年（秦孝公三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公元前３５２年（秦孝公十年），变法取得巨大成效，“亲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亲率大军围攻魏国安邑，并迫使其投降。公元前３５０年（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在咸阳修建冀阙宫，将秦都从雍迁至咸阳。同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公元前３４０年（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攻魏国，先用欺骗的手段俘虏魏公子卬，后大破魏军。秦孝公因此封他商、於十五邑，号商君。孝公死后惠文王即位。因商鞅曾对惠文王的老师公孙贾、公子虏分别施以黥刑、劓刑，所以他们告发商鞅企图谋反。商鞅最终被车裂示众，但其改革的各项制度却在秦国得以一直贯彻下去。
实际上，《商君书》历来被视为先秦法家的重要典籍，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商鞅及其学派的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涉及一些秦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决定性作用，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思想史研究价值。
秦孝公即位时，秦国还十分贫弱和落后，根本不入诸侯各国把的眼里：作为“夷狄之邦”，秦国无资格参加会盟。不仅如此，秦国还经常受到强国的侵扰袭击。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秦孝公欲发愤图强，提出前所未有的奖励变法的政策：“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彦士《诸子学与先秦社会》）”于是，商鞅开得以在秦国变法。
第一要务就是提升秦国国家综合实力，为日后称霸中原奠定基础。
他提出“国治、国富与兵强”，说：“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张觉《商君书校注》）”
首先，治国之法。在《修权》篇中，商鞅云：“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可见他信奉的是国家需要治理的理念：法、信、权，其中奉法为治国之关键。在《慎法》篇中，商鞅也说：“法任而国治矣。”
主张“法治”反对“仁治”是《商君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既是商鞅思想的主要特征，也是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商鞅认为，古代民众纯朴憨厚，当今民众狡猾虚伪，所以治古靠德，而治今靠法。《商君书·外内》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
关于“信”。商鞅认为：“如果民众相信奖赏，则事情容易办得成功；如果民众相信刑法，则邪恶不会产生。”为了鼓励农战，对赏刑进行具体分工“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这样国富兵强可望实现。
关于“权”。商鞅认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即要顺利实施赏刑，还有赖于权势，但是他不认为天下为君主的私利，说：“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以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其次，治国关键。商鞅认为：国家要强盛，就得从事农战。在《农战》中，商鞅力推“粟爵粟任”、“武爵武任”政策，打破无功授爵体制，将人们吸引和集中于“农战”，目的就是提高国民的积极性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农战”中，个体只能通过这两种方式取得爵位，而个体在农战中的积极性无疑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农战》云：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臺，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
则国强。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
则不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这比一般的泛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垦令》、《农战》中，商鞅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是富国强兵的第一步，不过这最根本的目的和落脚点还是从国家出发。《农战》中论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刚。”
第二，建立中央集权。
在《商君书》中，商鞅阐述了国家的起源问题，目的是借此来揭示“世事变而行道异”的观点。商鞅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提出古代“民愚”，所以“知可以王”，现今“世知”，所以战争才可以称王。
首先，推行军功爵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消灭宗法宗族。赵左师触指出，“位尊而无功，禄厚而无劳”，便无以自托，无论什么了不起的封君也不能长久传诸子孙，“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刘项《战国策》）” 法家李悝曾猛烈抨击世卿世禄制，主张剥夺无功而禄的贵族的俸禄，赏给那些有才能而愿意为国效劳的人，提出有功才能食禄，赏罚必须严明的原则。其中，秦国最彻底。
《商君书》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贵族子孙原来可以依靠宗族而生存，如今如果没有功劳，特权就会消失。如秦国君宗室，之前的“属籍”是以与国君之血缘的亲疏远近而定，今无军功则无“属籍”。《商君书·境内》载：“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韩非子·定法》也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用军功爵制取代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
其次，实行郡县制。商鞅通过“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将原本分散的土地和人民纳入县的管辖之下。县是中央直接在地方派驻的地方政权机构，使县成为国家政权在地方上普遍设置的政权形式。而作为县之长的“令”和“丞”，均由国家任命，而且这些官吏与国君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他们从封建朝廷领取俸禄，且官职也不是终身，更不是世袭的，可以随时被国君罢免或调任。这样一来，能有效地加强了君权。
当然，《商君书》中还有其他有价值的思想。其中，军队中的“人头奖励政策”，以及毁商与弱民，都是秦国迅速崛起的最大支柱！
该书不仅在思想上影响其后的政治和文化，而且商鞅变法的成功也在政治实践上强烈抨击着其后政治改革和君主治国。因此，商鞅成为法家当中十分重要的一位人物，其“变法”和“以法治国”的思想对以后商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法家”思想体系，秦国才能从一个蛮夷之地，迅速壮大实力，实现一统六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