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物医生”琅琊山发现北宋石刻, 给醉翁亭记碑留下电子档案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宋代大文人欧阳修的名篇让滁州西郊的琅琊山名闻千古，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有“天下第一亭”美誉的醉翁亭。苏东坡、杜符卿、辛弃疾……千年来，众多文人墨客为它留下了文思才咏，也让琅琊山的石刻、碑刻成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风侵水蚀，年深日久，琅琊山古建筑和石刻、碑刻出现损坏，有些甚至面临着消逝。2017年，北京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团队的“琅琊山行”启程。至今年，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抢救保护工程验收。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们穿梭在山林之间，抢救着千年的文化记忆。

给康熙年间酿泉石碑“净面”

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北京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团队“琅琊山行”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修复《醉翁亭记》开篇提到的酿泉之畔的石碑。这块碑面文字其实是“让泉”的石碑，是清代康熙十四年滁州知州王赐魁所书所立，就在酿泉池上。

酿泉石碑前后对比

“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酿泉的水清澈寒冽、四季不竭，上千年来，被反复吟咏。而也正是来自这泓泉水的湿润，让这块300多岁的石质碑刻“湿病”缠身。

项目负责人张兴回忆，初见这块石碑，它看上去十分斑驳。上百年的水气浸洇，让它的表面滋生了很多微生物，青苔、地衣水垢遍布，十分影响观感。除了生物病害外，这块碑还存在粉化、溶蚀等化学病害，除了影响观感外，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石质文物的健康和寿命。张兴解释。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修复团队首先对这块石碑进行了病害程度的检测和分析，之后对它进行了“清洗”。

要清理石碑身上陈年积攒的污染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物珍贵，我们绝不能‘硬来’，只能‘细抠’。”张兴介绍，为了给石碑“净面”，工作人员们先对附着物进行了软化处理，然后在用小棉签、细竹签蘸着去去离子水，一点一点慢慢“抠”掉污染物，生怕在它表面留下“伤痕”。一块面积不足1平方米的碑刻，整整清洗了四天才完成。

古语有云：上医治未病。对于文物医生来说，也是一样。

为了防止紧挨泉水的石碑再次“染病”，工作人员们对它进行了加固和防水的处理，“采用加固材料，提高它的表面强度。再进行一道防水封护处理，防止它被侵蚀。”

文物古建修复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文物风貌和历史信息。在完成全部处理过程之后，工作人员们对石碑进行了色差的检测，确保修复后的文物整洁之余，风韵犹在。

抢救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循着欧阳修的笔触，醉翁亭出现在工作人员们的眼前。只是，“作亭者”已不再是当年琅琊山中的“智仙和尚”。张兴介绍，根据醉翁亭内的四块主题为“重修醉翁亭记”的碑刻内容，醉翁亭曾至少先后在明代和清代“修建”四次。而如今矗立在大家眼前的，是光绪时期的“作品”。

辛弃疾摩崖石刻前后对比

“天下第一亭”虽已不复旧容颜，但在醉翁亭畔，一块镌刻着欧阳修弟子、千古文豪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全文的宋刻石碑，千年犹在。后人为了保护这块苏轼手书宋刻“原碑”，专门修建了一座“宝宋斋”，为它遮风挡雨。

即使有了建筑物的遮挡，这块千年石碑在时间长河的“洗礼”中，依然面容沧桑。张兴介绍，由于历史原因，这块石碑碑面文字大多已经剥落，碑刻还有一条横向的大裂隙。“即便如此，《醉翁亭记》的题目和‘苏轼书’的落款仍然清晰可见，东坡率意舒展的气度历历在目。”张兴说。清理碑体表面的污染物后，工作人员们对横贯其上的裂隙进行了灌浆修补。

“这块碑，我们‘修’了一年。”之所以修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工作人员除了为它“治病”以外，还对它进行了监护和“体检”。前后一年，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团队监控着文物周边的温湿度变化和石刻本身的表面强度等指标，寻找环境变化与碑刻“健康状态”之间的关系，防止文物病害劣化。工作人员们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碑刻进行了三维扫描，对文物信息进行全方面的提取。保存文物的数据档案，同时也为以后的修复提供可查之据。“这块石碑目前碑面文字仅存不到一半，这是文明的遗憾。希望我们能通过科技手段，将这些文字完整保留下来。”张兴说。

欧文苏字碑三维扫描影像

发现未被记录的“第264块石刻”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令琅琊山声名大噪，此后无数文人骚客流连此间山水，为它留下吟咏墨迹。

张兴介绍，本次的修复项目，计划内修复琅琊山摩崖石刻、碑刻共263块，其中最早的始自唐代，更多的是宋元明清的石质文物。而就在这已被记录的263块石碑、石刻之外，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团队在长达两年的“山行”之路上，有了不少自己的发现。

琅琊山茂林修竹、植被丰茂，路不熟很容易迷失方向。在背着重达20斤的设备的情况下，团队的七八个工作人员要摸索着寻找这263块散落在山间各个角落的石刻文物。“最开始半个月，大家都有点‘找不到北’。”空气潮湿，蚊虫滋生。虽然工作人员们在山上作业时都“全副武装”，但也难免被“袭击”。张兴展示了一张当时拍摄的“工作照”，一位工作人员左臂上密密麻麻布满蚊子叮咬的包，“我数了一下，23个！”

在“巡山”过程中，古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块半掩半露的石刻。这块石刻“小头儿”露在地面，“大头儿”掩埋在泥土和落叶之中，不细心观察很难被发现了。在建设单位的见证下，工作人员们将这块石刻从泥土里清理出来。

虽然年深日久，碑面有些污染物，但由于掩埋在土壤内环境相对稳定，所以这块石刻的保存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通过辨认上面内容可知，这块碑刻的年代为北宋治平二年。

这块石刻的发现让工作人员们都十分惊喜，“治平二年也就是公历1065年。且不谈北宋文物的文物价值，这块石刻上文字历历在目，让我们都有了一种跟900多年前的古人幽境偶遇的神奇感受。”

张兴说，这琅琊山上此前从未被发现、记录的“第264块石刻”如今已被当地文物部门记录在册，并开始申报后续的保护方案了。

专家声音：坚固石质文物也需要被“呵护”

“乾道癸巳正月三日大雪，后二日，辛弃疾、燕世良……来游”

在琅琊山后山，有一块十分珍贵的摩崖石刻，它由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题刻，存世十分罕见。

“辛弃疾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文学家，能见到这块珍贵的题刻，我特别激动。”张兴说，激动之余，他还感到有一些遗憾。这块石刻风化程度十分严重，上面的字迹斑驳不清，有些已经很难辨认了。

“琅琊寺的老住持在此已修行了50多年，他告诉我，30年前，这块石刻上的字迹还非常清晰。”张兴惋惜地解释，这是由于近几十年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大气中的尘埃和随着工业化进展日益密集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一旦接触到水分就会生成弱酸，在石质文物的表面产生腐蚀，并生成“副产品”——一种较为松散的盐类。一旦下雨，地下的可溶性盐溶解在水中，随着地面毛细水的上升，蒸发将可溶性盐富集在文物的表面。由于松散的可溶性盐具有吸附作用，又加速了污染物的附集。随着酸性腐蚀的日益严重，致密的岩石成了蜂窝状，加速了石质文物风化的进程。

工作人员们为石刻清理了表面的附着物，又用蒸汽清洗机对它进行了清洗，并对它做了加固、防风化处理。

“在古建筑材料里，比起木头和砖，石头算是最皮实的了。虽然坚固，但对它的保护同样不容忽视。”张兴感慨，在工作实践中，他日益感受到人们对石质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他提出，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也应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建筑物石构件的保护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信息、数据一定要提取，用科技记录、保存下它本来的样子。”

从个人工作体验上，张兴感到，近年来，石质文物保护修缮的项目越来越多，目前他正在着手河南宝山灵泉寺石窟修复项目的前期勘察研究工作。“石头虽然坚固，但它同样有一颗需要呵护的‘心’。”张兴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