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美术·封面丨张恩利：健康的活着是一种幸福
张恩利最新的一系列抽象作品来源于他对于不同人物状态的理解以及探究潜意识对于记忆的影响。艺术家从过往事件遗留下的痕迹出发，将这些停留于心间的印象通过颜色、形式、构图、情绪等方式重新演绎于画布上。
▲4月刊封面
N：肺炎疫情几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和感受？
Z：对于我而言，如果不工作的话，将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新工作室是去年12月底刚刚搬过来的，搬来后我很着急，想马上将身心都进入到这个空间里。因为搬工作室很难的一点，就是艺术家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调整。比如从家里到工作室的路途不一样，心境也不一样。所有的适应期，都是由疫情这段时间来渡过的，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且由于疫情，开幕也没有了，聚会也没有了，饭局也没有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得如此简单。突然发现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而且还充分。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把它打断了，如果有开幕或饭局，那这一天就没办法工作了。所以特殊时期有特殊时期不一样的结果。
N：疫情是否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
Z：没有影响，这段时间画了几张作品。时间很充分，因为不急，也不是为了赶什么东西。还有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基本上已经适应了这个新工作室。
实际上改变工作室，从小的来讲，会造成个人生活、个人工作方式的变化；从大的来讲，这种新的工作环境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就像你从上海转移到其他的城市，也会有这种感受。只能尽量把这种变化减小，但是你也不能无视这种变换，有的时候需要顺其自然。我觉得艺术家不受外界过多的影响，这样比较好。
▲张恩利《W先生》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20
▲张恩利《目的地-5》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鸟笼——临时的房子”展览现场 2019 博尔盖塞美术馆 意大利 (摄影: t-space studio)
N：那你的工作状态如何？
Z：疫情对社会正常的节奏打乱了，但对于艺术家个体来说，它恰恰相反，好像有时间多出来了。这个时间是非常完整的、个人的。就像时空错乱了一样，让人们突然回到了艺术生态很不发达的状态。就像是2000年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没人逼着你画，艺术家整天在喝茶、聊天，一聊一、两天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人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我觉得人没有办法去抱怨什么，一切都得去面对，尽快的去体验这种不同所带来的新工作方式。
▲张恩利《目的地-7》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张恩利《壮劳力》220x180cm 布面油画 2019
N：在疫情肆虐之下，国内外许多大型展览、项目都推迟或搁浅，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无疑是雪上加霜，艺术需要重启，或许危与机并存。
Z：生态和机会可不一样，不能把这种生态变为一种机会，这样的话所有的项目会变得非常临时，它将不再是一个长远的事情。恰恰相反，艺术生态是需要长远发展的，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藏家、艺术家、企业家互相充分的交流。同样，运作艺术空间也是非常需要一个长久的计划。疫情的打断，只是一个短期的影响，从长远看总体影响并不大。但是可能会对于市场经济，对于藏家的信心产生很多的改变。所以，短期可能对于市场，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影响并不大，艺术家还是照常工作吧。
▲张恩利《小女孩》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18
▲张恩利《红脸汉子》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19
N：您去年工作十分的忙碌，美术馆、画廊、艺术机构各种类型的展览不少，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的“鸟笼”，和在上海K11的展览，还有在比利时的顶尖画廊霍夫肯(XavierHufkens)的个展，能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展览么？
Z：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艺术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从工作量上来讲肯定就是需要做非常大量准备。不同国家的展览有不同的作品，也有不同的计划，空间上就需要以不同主题的作品来呈现，比如在比利时主要是以新的绘画作为呈现。世界非常大，在不同城市做展览，需要连续地多做几个展览，需要慢慢累积。慢慢地让大家来熟悉你，了解你。需要通过很多的展览，让别人看到各方面不同的东西，不断看到你的进程、思考以及新的作品。同时还需要不断结交新的藏家，艺术界各方面的新人。这是一种生活，跟时间一起滚动的关系。所以并不是像前人一样，一辈子在一个城市只做一个展览，大家就能熟悉你。当下社会变化非常快，你只做一、两次展览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不停地、持续地去发声音，持续地去做作品……这些东西会经常逼迫我去做非常多的工作。我想，目前在国际上活跃的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因为好的展览，好的空间，机会并不是那么多，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努力把事情做好，忙一点没关系。还有，有的时候作品的质量与准备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直接关系。比如说，你用十年准备一个展览，和你一年做一个展览。它们是一样的，并不是你准备的时间越长，你的作品的质量越好。有些艺术家觉得自己一年就画一张作品就行了，但我觉得更多的艺术家一年可以完成几十张作品。世界上活跃的艺术家，作品量都很大。比如安东尼·葛姆雷，他一年有好多展。还有保罗·麦卡锡、翠西·艾敏等，他们每年完成的作品都不少。因为美术馆的空间那么大，现在的大画廊的空间也跟美术馆的空间几乎一样。所以说这种快节奏的推进，实际上也是刺激了艺术家更加努力去创作。
这个时代的进程，比以前更快，各方面都在变化。艺术家的活跃度，在20年前来讲，是20年或者30年为一个周期，而现在，我们以10年，甚至时间更短，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所造就的变化。
▲“张恩利个展”展览现场 Xavier Hufkens画廊 2019 (摄影 Allard Bovenberg)
N：高密度的展览工作不仅是体能的考验，对于创新思想也是考验。
Z：有好的空间给你这样的机会，你必须要努力，把这个项目最大化。努力做到最好，最满意的效果，要不然就是对资源、人力、物力、机会等等的浪费。好的项目不是为了卖一件作品，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一种观念。
▲张恩利《作家》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19
▲张恩利《医生像》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19
N：同时与几家画廊合作，它们之间会有冲突么？
Z：与霍夫肯画廊合作是从今年开始的，与之前合作的画廊没有冲突。艺术家往往需要1-2个画廊作为补充，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我跟香格纳画廊有很多年的合作，与豪森沃斯画廊大概也十几年的合作。首先，霍夫肯画廊十分的优秀，他们有一部分艺术家跟豪森沃斯有重叠。实际上这两家画廊老板，在审美趣味或者观点上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也很愿意在西方多一个合作伙伴，因为这样又多了一个舞台。每个画廊会代理很多艺术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够有机会去展示自己。这需要自己去努力，去争取。与国外优秀的画廊合作，实际上就是尽量让中国之外的更多人知道我。
▲张恩利《目的地-4》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张恩利《目的地-3》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N：这几个展览都是以个展的形式。
Z：我更愿意以一个人面目出现，以个展的方式在不同的空间做展览。有的时候甚至是除了名字之外，我希望作品可以变得更加模糊。因为我觉得文化它是一种非常内敛的形式，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具有精髓的东西。它是内在的，不事张扬的，不概念的。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变得非常概念，更加符号化了。实际上，我们丢失了传统中最精华的文脉，走向了一种表面化、程式化、符号化的形态，以一种猎奇的方式去告诉别人。我认为中国文化不单单是这样的，古人常讲，当你面对一个处境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心境来表达，以一种相反的格调来阐述内心的不平。而不是直接、简单地表达一个事件，或是一种生活。
▲“张恩利个展”展览现场 2019 K11艺术基金会 上海
N：从早期的人物，到后来的日常物品、空间绘画，现实与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关系？
Z：现实是根源。我早年是非常关注现实，当时我习惯的就是这个现实。人对生活和现实非常矛盾，那是非常天然的一种存在，不是观念。
▲张恩利《内部-6》130x90cm 纸上水彩 2019
▲张恩利《忧郁的人》220x180cm 布面油画 2019
N：除了题材的改变，您的体验又有哪些变化？
Z：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当然有些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讲，几十年当中，真就是只能关注一个点，但是作品可以很多样，因为每个艺术家都会经历几十年的漫长的路。很难说在你18岁、20岁形成的价值观，到50岁依然坚定。可能再过50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双重作用，人和社会始终处于在一个对话的关系当中。
▲张恩利《插花师》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19
▲张恩利《年轻男子》220x180cm 布面油画 2018
▲ 张恩利《教授》220x180cm 布面油画 2019
N：无论是你的抽象作品或具象作品，绘画语言上似乎有一条隐秘的线索，或者说您似乎一直在坚持着什么？
Z：比如说这张画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农场主》，这感性并不是来自于纯粹的涂鸦，我希望这种笔触，有很多力量在里面。最新的作品都有具象的名字。
我对线、用笔的感受来源于传统，来源于写字，来源于对于平面的均衡。我们从古代壁画里面那些线条，经过多年以后，那些线条锋芒都没有了，跟周围墙面的颜色混在一起。它非常的有力量，把艺术家的个人习性，通过时间打磨掉，这一点一直启发我。我新的作品好像是随便乱涂，实际上一直受这些启发，因为当你发现这个东西之后，痕迹跟画就不一样，痕迹对我来说像老师一样，各种痕迹、各种颜色、各种无序的东西，但它在一个框架里面还是有迹可循的。
绘画没必要特别去强调绘画性，因为它本身就是手工的，包含了人的情绪。可能由于今天高兴了，线画得快了，明天可能又随便画了一笔。但我希望让这些东西都自由的存在着。人用身体去触摸时间，去触摸周围的一切，然后把这个东西反应到一个平面上去。人就像是个载体，周围所有的东西，包括跟人的谈话，身边所见的，都会触动我，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笼统来说，我比较强调触动这一点，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并不强调这一点，更多的是依赖于一种方法，依赖于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语言。
▲“艺术家驻留计划”作品《工作室》于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展览现场 2018 (摄影: Thomas Alexander Photography)
N：能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么？
Z：一开始接触艺术，我学的是广告设计专业，到上海之后教书也是教设计。教了很多年，利用业余时间画画。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去开广告公司也是有可能的。一个人走的路由很多外部推力，偶发的事情，偶发的计划，可能你那一天碰巧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绘画对于我是梦想，从小就梦想当画家。因为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学画画的没有想当设计师的，就想当画家。那个时候心有不甘，没有办法，才读了设计学院。但后来想想，也觉得挺好，设计学院没有教你画画的套路，也许这个套路进去以后自己也出不来了。像60年代学绘画的，都很难改掉在学院中所认识到的那些方法，这非常难。
▲张恩利《个体户》220x180cm 布面油画 2019
▲张恩利《文学爱好者》250x200cm 布面油画 2019
▲张恩利《老板》250x200cm 布面油画 2019
N：大家都知道，你特别喜爱车。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Z：我们对汽车接触非常短暂，在90年代，只看到夏利、桑塔纳。那个时候只知道桑塔纳2000型是好车。后来有条件了，才慢慢接触车，才知道汽车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跟人的生活，人的思想都有关系。包括今天电动汽车的未来趋势，也是跟所有人的价值观，跟社会的趋势密不可分。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马车、驴车，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在西方的工业文明影响下，像莱热、毕加索可能从小就接触车。所以对他们来讲，绘画中有很多工业的痕迹在里面，但对于当时我们来讲，对这方面缺少认识。我们不能单纯的去模仿他们的画，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来源，是从他们所接触到的社会里面，所提炼出来的。包括车、时尚、品牌，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条件，尽量去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你对某些东西的理解的一个点，它们都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时代，它会产生某种类型、某种特质的艺术家，这是必然的。比如钢铁时代，看到那些强硬的金属线条，对于冰冷的力量的一种炫目的表达。所以这些会让极简艺术家兴奋，影响发展到后来的极简艺术。我们接触的更多的是笔墨、人文、仕女画，但这些与当代生活比较遥远。我一直在努力去体悟，能够获得新的资源，比如车的设计。了解更多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对于人，对于社会的改变。艺术家的创作跟社会的进程进展，城市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灵感来源于这些东西。
我觉得好的设计，好的产品，好的食物，这些都是跟艺术有关的。它给你另外一种沉淀，对于时间的一种认识。对一款酒由于不同的年份，产生了不同的口味，这些东西多多少少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文革时期的一张桌子，但它又有阿戴克样式的桌脚，桌面又是一种非常简陋的三合板。所以任何一个文化它都不是孤立的。我希望这些东西，每个人从这当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它是一个人完整的体验的重要一部分。比如说一个人二十年就穿黑色的衣服，他可能觉得黑色是最适合他的。实际上生活的每个方面，都会让你有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