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视野下的大学语文教学革新
《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9期
摘 要：“学科交叉”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命题，“学科交叉”不是要回到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的混沌局面，而是要在现代学制分科教学一百多年后走向新的融合。大学语文学科具有特殊性，从传统“大语文”到现代独立设科，其形式与内容都有一种跨学科关系，可以为“新文科”交叉学科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大学语文也须在“新文科建设”中完善自身学科理论。
关键词：新文科；大学语文；学科交叉；形式与内容；工具论
一
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也就是“学科交叉”。
要知道“学科交叉”在新文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首先要弄清楚“新文科”的概念，也就是这个“新”对应的是什么？毫无疑义，“新文科”的对应面是“旧文科”。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无所谓文科理科，直到上世纪初西学东渐，才引进分科教学的新学制，包括理、工、农、医、文、法、商七科，学界称这个转变为“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四部”指的是“经史子集”，并不是严格的学科分类，只是传统书籍的分类。“七科”之中的“文”，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旧文科”，不过在当时也应该算是“新文科”，所以我们不要一说“新”，就一定对应贬义词的“旧”，还可以是《礼记》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了区分，相对于今天的“新文科建设”，本文称一百多年前分科设立的文科为“老文科”。
这就有一个问题，说“新文科”要“学科交叉”，那么在老文科之前“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教育不早就已经交叉了吗？那么一百年前的引进分科教学岂不是多此一举吗？现在一些讨论“新文科”的文章就不自觉地陷入这一矛盾，他们大谈中国传统教育的综合性，认为那是一种高于后来分科教学的体制，这是非常错误的。首先，传统教育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其次，后来引进的“七科”中，多数都是中国原来没有的，经过了一百多年前的引进，又经过了这一百多年的建设，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学科格局。所以建设“新文科”，绝不是要否定“老文科”，更不是要倒退到“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局面，而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一百多年来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学科交融。
这是历史的机遇，这个机遇不可能来得更早，也不应该更迟，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的时机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恰逢其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似乎也出现了一次“学科交叉”的机遇，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个“交叉学科热”，今天我们在“新文科”建设中提出的种种设想，在那些年就已经有人提出，甚至也有了成套的理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但是这个“交叉学科热”只热过一阵子就不那么热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普及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没有高科技的支持，人脑的功能终究有限，难以逾越学科之间的巨大鸿沟，“学科交叉”有待于更强有力的沟通手段出现——这就是《新文科建设宣言》说的必须“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
于是来到21世纪，世界进入网络时代，各种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虚拟数字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学科跨界变得相对容易，学科之间的沟通成为现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可以通过“百度”“谷歌”等检索手段，轻而易举地获取其他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时候，教育部提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建设，就非常适时。——开始还没有“新文科”，“新文科”是后增补的，这个增补意义重大，具体涉及到我们青年一代的母语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否则，其他种种“新什么科”搞上去了，科学人才培养出来了，却跑出去为别国效力，岂不是为他人做嫁？所以，“新文科”的“学科交叉”，必然包括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的交叉，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交叉学科热”中，它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
语文课，尤其是大学语文在“交叉学科”建设中有天然的优势，这是由语文这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 叶圣陶也说：“从前书塾不象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 又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 这是传统教育的“学科交叉”，更准确地说，是学科混沌未开时的状况。
一百多年前，西学东渐，中国引进分科教学的新学制，原来这个“大语文”里的内容，全部一一独立成科，照此推理，语文这门学科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那么新学制里为什么还要有语文这门学科？学制引进者张之洞给出了答案，他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一份电文里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 1904年，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学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也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 这似乎是延续了中国传统读经教育的需要，实际上现代学制中的其他任何学科，只要是以母语作为教学语言，也都离不开语文学科的基础，甚至外语学科也不例外，外语人才培养中的短板，往往不是外语学得不好，而是母语没有学好。
现代语文学科是为其他学科的需要而保留的，也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是一门“交叉学科”，这是“老文科”里的“交叉学科”。和传统“大语文”相比，“老文科”的语文学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它没有了自己的内容，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已经全部独立成科，我们翻开语文书看，《论语》是哲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诗经》是文学……哪一个还是“语文”？但是任何学科的教学都必须有内容，语文也不例外，怎么办？只能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其他学科的内容再“借”回来，现代语文学科正是“凭借”这些“内容”为“例子”，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这也就是叶圣陶先生的语文“例子说”与“凭借说”。于是“内容”变成了教学赖以凭借的形式，“听说读写”的训练反而成了语文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个道理被《文汇报》的一则社论说得非常清楚：
“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这是写作的一般原则。就写文章说，语言文字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但是，在语文教学中，情形适得其反。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这就是“老文科”语文的形式与内容关系。然而这个道理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多少人领悟，我们的语文课往往仍上成“内容课”，也就是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其他学科的内容当成语文教学的内容，其结果就是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历史课、文学课、常识课等等，唯独不是真正的语文课。终于招来吕叔湘先生的批评：“十年的时间，两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怪事不怪，以语文一门课的教学时间，讲授各门学科的内容，还能够学好，那才是怪事。
所以“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老文科”没有处理好的语文学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首先要解放思想，破除机械唯物主义的僵硬思维方式，在一般情况下，“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没错；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还是会转化的，在现代语文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中，“形式”变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一般人参不透这个道理，正如歌德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尤其不容易参透，因为现代学制的分科教学在中小学并不那么彻底，譬如中小学没有文学课，那么文学的内容自然放到语文课里讲比较适合；中小学没有中国文化概论这样的课，那么文化的内容也放到语文课里讲比较适合；有一段时期，常识课也是放在语文课里讲的，还出现过语文和常识合编的教材。 更不用说再后来还有高考的“文综”“理综”，所以我们说“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了”，这句话用在中小学语文并不大合适。
真正体现现代语文学科这一特点的是大学语文，在大学里，分科非常细密，但凡你想得到的内容，都分出专门的课来。尤其是大学实施通识教育，从内容上说，凡是大学语文的任何主题单元，通识教育都能开出专门的课来；甚至大学语文的任何一篇课文，譬如《论语》《诗经》《红楼梦》等等，通识教育也都能开出更加专门的课来。所以大学语文不能上成内容课，如果上成内容课，必然和其他专业课和通识课重复，而且还没有人家专门，没有人家专业，那么学校在排课时，就会把你给取消掉，这是大学语文学科生存的大问题。民国大学国文阶段或许还不那么严重，因为那时教育部明文规定，大一国文是大学所有专业的必修课，所以不管上成怎么样，上成内容课也好，上成形式课也好，都不会有生存问题。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重开大学语文课，问题就突出了，社会进入了新时期，高校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所有学科都必须提出自己存在的理由，大学语文开始的理由是“补课”，补中学语文的课。但这只是一时的理由，教育走上常规，“补课”阶段结束，这个理由就不能存在了，大学语文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解说大学语文与其他学科“形式与内容”的交叉关系。
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们最早发现这个问题。1986年3月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发表联名文章《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文章说：
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又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的史实、史论、人物评论等篇章，还要选修一些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品德修养、治学方法的篇章等等。总之，大学语文既以人文科学内容为主，也有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既以中国的为主，也有些国外的东西。其内容虽广泛，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一条线是可以培养、锻炼、提高学习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包括必要的阅读古文能力）；另一条线是能够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以及大学生的性格塑造、品德端正、治学为人等方面的知识。由此可见，用这两条线贯穿起来的内容广博的大学语文，确是一门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必须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发展下去。
“边缘学科”是80年代“交叉学科热”中对“交叉学科”的另一个提法，意思是两个或几个学科边缘交叉形成新的学科。这篇文章已经抓住了现代语文学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根本的教学目的应该是“培养、锻炼、提高学习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当然，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它还提出另一个教学目标，即“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以及大学生的性格塑造、品德端正、治学为人等方面的知识”，也就是今天“新文科建设”所说的“立德树人”。但这一个目标其实完全可以放在政治课讲，而语文课所要做的是凭借政治课的内容学习政治语言，同时为更好地上好政治课提供语言文字工具，这是语文课与政治课的交叉关系。
1986年8月，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学科交叉”成为年会的基调。原教育部副部长臧伯平在讲话中说：“语文这门课程在各个学科中，是一门最重要的课程，是进入各种知识领域、认识和研究各种学科知识的重要工具和武器。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学术著作都离不开语文学科的范畴，一切学科的研究，都要有语文的深厚基础。”张志公在讲话中提出：“教学语文一定要接触实际，联系实际，满足学生们的需要。例如对理工科学生是否也要配合一下他自学的专业？在理工科能否有一位语文教师和一位专业教师配合起来上语文课？这样既可以使学生接触实际，还可以促进各学科之间交流。”吕叔湘在讲话中专门讲到大学语文的作文教学，不但要写一般性的文章，还要会写各行各业的文章，工业技术部门生产的机器仪器的说明书、法院里法官的判决书等等，也就是要注意语文教学与理工专业、政法专业等的交叉。
上述教育领导和语文专家不约而同地强调大学语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一是80年代“交叉学科热”风气所致，一是现代语文学科本来就与其他学科有交叉关系。除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这一年大学语文其他会议也不约而同地把“学科交叉”列为会议主题，如1986年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的全国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上，把大学语文的作用提高到“进行文理渗透，培养交叉型人才”的高度。 而最具权威的意见应该是《教育部关于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
但是尽管如此，大学语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在当时并没深入展开，虽然编了一些号称适用各种学科的《大学语文》教材，但内容基本大同小异。于是有些高校便以缺乏实用为名，把大学语文由“必修”改为“选修”，甚至干脆取消。究其原因，除了大学语文自身的一些问题外，主要还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当时还没有来到计算机与网络时代，没有高科技的支持，人脑的功能终究有限，难以逾越学科之间的巨大鸿沟——“学科交叉”有待于更强有力的沟通手段出现。这就是《新文科建设宣言》说的必须“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
三
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中国成为一个网络大国，5G技术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这时候教育部不失时机地提出“新文科建设”的任务，大学语文的“学科交叉”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天，我们亟需完成的任务有以下几项：
首先，大学语文要尽快完成学科性质定位研究。“新学科建设”的基础是一百多年来各门“老文科”建设的成熟，但是语文学科一直是一个短板，由于缺乏学科交叉的宏观视野，现代语文学科的“形式与内容”关系一直没有定论，语文课常常上成“内容课”，侵入到其他学科的内容。学科交叉变成了学科错位，你上我的课，我上你的课，这样连传统的“大语文”都不如，遑论交叉？这是一百多年来语文教育的最大问题，对于大学语文这尤其致命，中小学语文学科错位的后果只是“少慢差费”而已，大学语文的学科错位将导致这门课被取消，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要说“新文科建设”无从入手，就是在“老文科”里的地位都将保不住。这就是这些年大学语文遭遇“尴尬”和“边缘化”的深层原因。所以，大学语文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完成学科定位，要厘清大学语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明确大学语文与其他学科“跨学科”的“形式与内容”关系，国家要作为重点项目进行招标立项，尽快填补学科理论方面的空白，完成《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论》等学科重点著作。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也是同样，只有解决了大学语文学科理论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语文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中国语文的问题全都归咎于“应试教育”，而应该认真总结一百多年来现代语文学科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要具体研究大学语文的“形式与内容”问题。大学语文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当我们在教学中引进其他学科内容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引进这一内容的教学目的是什么？它将如何作用于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任务？譬如某种《大学语文》教材节选了《共产党宣言》，当然能够起到思政教育方面的作用，但是大学语文如果仅止于此，那就不是语文课，而成了政治课，大学语文选入政治内容，根本目的是让学生学习严肃的政治语言，学习严谨的政论文体，培养阅读政治书籍的兴趣，提升自己的政治品质。
再如《大学语文》教材中最普遍的文学课文内容，教学目的更不仅仅是学习几篇文学作品，大学语文只有几十个课时，能够学习的作品篇数有限，在中小学语文学习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后，在大学通识教育中还有大量机会学习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大学语文这门课真的是可有可无。所以大学语文的目的不在这里，大学语文之所以能与文学交叉，是因为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作为母语高等教育的大学语文课，必须引导学生学习并热爱高雅的文学语言，学会阅读与欣赏文学作品，化为一生的语言生活状态。
这只是两个学科的例子，大学语文还要逐一研究与其他种种学科的关系，为此笔者一再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论语》，哲学课怎么讲，大学语文课怎么讲？
《史记》，历史课怎么讲，大学语文课怎么讲？
《水经注》，地理课怎么讲，大学语文课怎么讲？
《诗经》，文学课怎么讲，大学语文课怎么讲？……
要研究大学语文课如何凭借这些学科的内容，进行多方面的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训练，培养政治的、艺术的、专业的、实用的，多方面的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大学语文不可能学习很多的内容，但是大学语文可以训练方法，指点门径，为学生打下一生学习的基础。
第三，现代语文学科创立之日起就确定它是一门工具课，大学语文要成为其他各门学科的工具。现在中小学语文有一个定义，说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大学语文也采用了这一定义。严格说，这个定义是不严谨的，它漏掉了语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交叉关系，首先应该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统一，然后语文为所有这些学科提供工具。这也就是“新文科建设”提出的“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大学语文为什么不能只有文学的内容，还要引进其他各学科的内容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就因为它要最终还要为其他所有的学科服务。
“工具性”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工具”的阶段性。目前也有种种错误认识，譬如有人说：中小学语文要讲“工具性”，大学语文要讲“人文性”。这是把“工具性”看成是比较低级的概念。事实上“工具性”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人类就是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到机器时代，到计算机时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工具进步史。同样，语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中，也呈现一种“工具”进步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小学语文，是小学各门功课的学习工具，为中学学习做准备；
中学语文，是中学各门功课的学习工具，为大学学习做准备；
大学语文，是大学各专业学习的工具，为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
从这个框架可以推论出大学语文的三大学习任务：1.大中衔接，把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回来（温儒敏语）；2.为大学各专业学习服务；3.为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这是比学科交叉更宏观的一个框架。
第四，学科交叉不是单向的，在“新文科建设”的推动下，其他各学科也都将培养起学科交叉的理念，也就是所有学科都将自觉承担起母语教育的责任，这在国外叫做“全学科的语文教育”。有一篇《美国人如何拯救大学语文》的文章介绍说：美国人怎样解决大学语文问题？学校并不是单找英文系开会，而是把许多外系的教授召集起来，强调每个教授，不管专业是什么，必须教学生怎么读，怎么写，并且要人手一本写作手册，从句法到标点，解释得清清楚楚。
我国民国时期，一些负责任的老师也有类似的做法，譬如辅仁大学的陈垣校长是教历史的，他首创了“史源学的教学法”，具体分为四步：第一步，要求学生抄写一篇史学著作原文；第二步，进行断句、标点；第三步，找出文章中史料的来源，考证出文中人名和故事的出处；第四步，考释文章隐晦之处，或纠正史料引用中的错误。最后，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写成一篇文章，题为“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之类。这样的历史课，实际也就和语文学科发生了交叉，培养了学生的语文能力。
“新文科建设”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也要吸取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它更要总结一百多年来“老文科”建设的经验，它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是哲学上的“扬弃”。这是我国文科建设的春天，也是大学语文的春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注：这是论文原稿，刊物发表时可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