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的一些问题，听听二十年书坛名家讲解！

我学习魏碑大概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总结起来，解决技巧问题和个性风格的确立与完善问题，是我多年苦心经营的两大课题，或者说是两大难题。我的碑学之路，主要是技巧之轮，风格之毂驱动的。解决技巧问题是首要的基础课题。我首先是从北碑笔法技巧和塑字技巧两个点切入的。北碑技巧之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用笔；二是结字。北碑往往是“一碑一格，一石一貌”，“笔无常形，字无常态”。用笔和结字都存在极大的变异性，其变异之大之奇让人眼乱，以至令习碑者无从下手。习碑必须首先要解决方笔的问题。孙伯翔先生有“习碑必学《始平公》”的提法。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理解孙先生此语之要义在于，北碑笔法之首法，当属方笔笔法，方笔不能为，也就无从谈习碑。《始平公造像》的笔法技巧          堪称“方笔之极则”，对《始平公》笔法领略了，方笔技巧的难点就解决了。在实践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奏效的。于是，我开始强攻方笔。主临《始平公造像》和《张猛龙碑》。对方笔的猜解感觉十分困难，当时所用的方法是，以唐楷笔法套用碑法，用的是藏顿之法。此方法可以将笔形刻画得比较准，觉得能将笔画写准的方法就应该是“正法”了。于是，就进入了第一个误区。这种方法虽可将笔画写准，但是用笔的动作繁琐复杂，笔致死板，满纸浑黑，了无生气。（五届国展和五届中青展的入选作品就存在这一严重的问题见图一图二）

五届国展作品

五届中青展作品认识到这一点后，又重新对方笔技巧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发现康有为有：“圆笔用绞，方笔用翻”的说法。之后，在不断地反复揣摩和体会中，终于发现用“切锋和翻锋”之法最为简洁便利，笔形能准，笔意也足，动作简单，干净利落。“切翻”的用笔技巧关键是用侧锋，对侧锋笔法的研究，是我当时的一个重点课题。于是，我将中锋与侧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总结出了各自的要领与方法法则。我认为：“用笔关键是控制锋变。中锋笔法，是运用主毫和正锋的锋变技巧；侧锋笔法，是运用锋尖和副毫的锋变技巧”。同时，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锋笔法之变，主要体现在粗细、长短和直线与弧线上；侧锋笔法之变，则主要体现点画的丰富造型上”。“中锋与侧锋都是优良的笔法技巧，各有各的独特方法与艺术表现力，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判断笔法的优劣，不可以中锋还是侧锋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笔画的质量”。对侧锋笔法的这种分析判断，是我在学习魏碑方笔的实践中，思悟出来的并将这一判断写入我的论文《笔法研究》中（此论文在第六届全国书学理论研讨会获论文二等奖）。更主要的是，我就是用这一技巧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和相关的教学，实践效果令人满意。这一课题的解决，使我的字在气息上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在用笔上出现了爽朗率意，轻松自然的东西。但是，随着对北碑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提高，以及，听到同道挚友中肯的批评，发现作品笔法变化的技巧含量偏低，表现力太差！这样的面目，一点儿也不是自己想追求的面目。于是，又进入了新的困惑与思考之中。寻找自己个性的技巧语言元素和个性风格的元素，掌握和获取更多的技巧和表现方法这一重要课题，横在我的面前。我认为，个性审美的定势，将决定一个人艺术发展的方向，并会影响他的取法方向。按照“因性以练才”（刘勰《文心雕龙》句）的古训，我自认定，我的审美定势是在劲健潇洒一格，其取法的方向，要相对比较集中在具有这类风格的北魏墓志与碑刻一脉之中。之后，就将触角伸向北碑的纵深领域，逐渐开始了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张猛龙碑》是我临习时间最久的一碑，其笔法变异的技巧与字形纵横变形的技巧对我影响很大。此外，用比较长的时间从《元鉴墓志》、《元桢墓志》、《元绪墓志》（见图三及选字临作）、《元遥墓志》、《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见图四及选字临作）、《李谋墓志》、《石婉墓志》、《元彬墓志》、《司马景和妻墓志》、《元飏墓志》等北魏墓志，以及《大爨》、《嵩高灵庙碑》、《姚伯多造像》等刻石取法。

临封君夫人长孙墓志

临元鉴墓志

临崔景播墓志

临石婉墓志

临元绪墓志

临造像这一时期的字，技巧含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个性的东西也稍见端倪。但是，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抠得太细，作品过于强调笔形的形态变化，用的短线太多，笔画碎，字形散，气不守中，通篇零零落落。作品宏观的东西，整体的东西缺失。纠缠于细枝末节而丢却了宏观整体，这可算是大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也遭到挚友严厉的批评。这一阶段，是我习碑最痛苦最困惑的一个时期。从那里找答案，找启示呢？经过不短的苦思冥想，我把目标锁定在对孙伯翔先生的研究上。因为，他是当代集北碑之大成的人物。我一度很专注地临习过孙先生的字，寻找他研究北碑以及开拓北碑的方法路数。研究其学古的法源何在？所融会的元素是哪些？个性的特征及走向如何？从他那里辨析可供借鉴之处，从而指导自己的学碑思路与方法。通过对孙先生作品的临习，解读他笔法、结构技巧的语言和密码。我认识到，在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经典北碑的精华。一方面，对孙先生的字理解得更加深刻了；另一方面，从中发现了许多对我非常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我临习和研究孙先生的书法，还有另一个主要思路，就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从风格路数的角度与其比较，寻找区别和差异。目的是为了避开他的风格走向，并为自己的书风书路确定方位。我非常理性地认识到，尾随当代名家或追驿时风，肯定会造成“追尾事故”。尽趸时货者，起码艺术心理有不健康的成分，肯定是没有思想没有出息的“书家”。执着地走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传统体系化之路，其底气必足，而后劲定强。之后，我又专注地潜回上边所罗列的那些碑版中。经过一段的调整，作品的整体气息有了明显的好转。第七届全国书法展的作品，就是当时反思调整后创作的。（见图五）

七届国展在技法的学习和研究上，我的指导思想是，不迷信也不斤斤计较于“取法乎上”的说教，而是着眼于“取法乎当”并“取法乎用”。“取法乎当”是指：凡和我脾胃者临之久，取之多；不和者品其味，辨其理。“取法乎用”是指：凡合我审美表现力者直取速获，果断纳入笔下，并在实践中反复尝试，使之和谐、合法、合理，并将其强化为自己个性化的技巧语言，以期个性风格的逐渐确立与不断丰富和完善。这种取法用法的思路，一直是我治学的思想方法。我始终认为，一个高水准的书家，其作品中技巧的含量，必须是非常丰富而且是非常精纯的。只有这样，才真正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王羲之的字被后人摹拟了将近二千年，至今，人们还在执着地趋之若骛，取之愈难，其品愈高，就是凿凿之证。此外，其个性一定是鲜明而独特的，必须是与“同祖同宗”有鲜明的区别律的。孙过庭、颜真卿、米芾、苏东坡王铎莫不如此。基于如此的思路，近些年来，思考、反省、研究的成分多了，对自己的字，在风格上，在整体上和宏观上考虑得多了。始终坚定地朝既定道路跬跬而行，不管当代书法界的时风怎样刮，不管作品是落选还是参展，始终一舵默航。（见图六，近期小品斗方管道昇诗）

乙酉仲秋作斗方

乙酉仲秋作我在八届国展获奖，有幸运的成份。展览按书体评选，我的作品有很大优势，因为，当代楷书的创作处在低迷状态。同时，也有成功的因素，数十年的苦心勠力，得到了权威展事的真正肯定。为八届国展的创作，我有一定的定向性，最主要的是分寸的把握。当时的思路是，第一，一定坚持自己的风格路数；第二，作品调子不能太温也不能太火；第三，笔法、结字、墨法技巧含量要高，一定要有鲜活的表现力。

八届国展获奖作品习碑二十几载，不同的阶段对碑的理解与把握曾出现不同的问题，其中有收获也有教训，回想起来实属必然。有如一个人一生中总要得大病小病，有病绝不可讳疾忌医，要及时治疗。还必须要总结致病原因，以防微杜渐。我认为，在学书的道路上，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事故”发生。教训与失败是收获更是经验。书法艺术是完完全全的个体行为，个体的审美能力、自省能力、把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我的习碑之路，感觉不是走在“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的路上，总感觉是独自走在歧荒的域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周围有好几个甚具实力的同窗、同道和挚友。他们法眼透骨，他们的“准星”经常瞄准我的笔尖，每当我散毫偏锋之时，“子弹”会及时扫射过来，让我警醒。